自 序
这三篇写火车的，曾连载于《上海文化》上，现在就要变成一本小书，对我来说多少有点意外之喜。对现代文学里的交通工具有兴趣，跟我现在教书的上海交大似乎有缘，其实缘起于几年前我在香港科大上过一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衣食住行的课。其中关于“行”的部分就会讲到《海上花列传》里长三堂子妓女乘着马车在大马路上兜风啦，鲁迅的《一件小事》啦，老舍的《骆驼祥子》啦，张爱玲的《封锁》啦，或者讲到一些不为人道的作品，如周瘦鹃的《火车上》、滕固的《摩托车的鬼》、萧红的《蹲在洋车上》等，仿佛独得之秘而不免喜形于色的样子了。
自那以后凡看到有关交通器具的图文，都会放在一个“民国交通”的文件专档里，渐渐的多了起来。也是因为近年来我大半时间一头扎在漫无边际的民国通俗文学的汪洋里，流连于都市物质文化的摩登光景，更有点迷途不知返了。
原先打算写了火车，再写电车、汽车、黄包车，乃至马车、飞机、轮船……这么一路写下去是个不坏的主意，许多地方没去过，虽是纸上风景，也有一番“知人论世”的乐趣。突然想起一位朋友说他不怎么喜欢旅游，所到之处没有他的想象世界来得美妙。他是诗人，这么说的时候我还在写点诗，于是秋水伊人，顿觉自己的情商打了折扣。
不知怎么会想起李笠翁的小说集《十二楼》来，讲楼的故事，不过得有亭台阁榭的搭配，就像下了火车进了城，还得滴滴打车或搭乘地铁或别的车。楼的故事无非是人情世界，却曲曲折折，惊喜不断。笠翁的小说特别讲究技巧，照他说这些故事是“空中楼阁”，因此读起来像在园林里游逛，眼前的景致忽而奇峰突起引人入胜，忽而曲径通幽别有洞天，不过这些都是他的好朋友杜濬说的。
明清时代的江南园林冠绝一时，那时有钱人喜欢给自己造园林，我们今天没得比。李笠翁最懂得生活之美，也精通园林美学，他的同代人也没得比。隋炀帝曾建造了“迷楼”，任其恣意享乐，宇文所安先生借题发挥，在《迷楼》一书中恣肆探索他的诗学的想象迷宫。然而李笠翁写《十二楼》因为他是个楼迷，对房价一目了然，也为有钱人设计庭院，可是一生漂泊，到晚年才在西子湖边买了一块地皮，起了个名叫“层园”，打算把亭台楼阁层层叠叠一直盖到山顶，结果可能是时间和金钱的原因而不了了之。
《十二楼》里的故事有悲有喜有赞有弹。有了楼不一定幸福快乐，有一篇叫《十卺楼》的，讲的是洞房花烛夜亲友们闹了新房走光之后，喜滋滋的新郎发现新娘是个“石女”，要行“人道”却没门，真令人哭笑不得。另一篇《萃雅楼》更是个惨无人道的悲剧：三个基友开了一家香铺，每夜在铺里戏弄后庭花，像个柜子里的乌托邦。其中一个叫权汝修，貌如美妇的一块小鲜肉；不料当朝气焰遮天的严世藩也有龙阳之癖，设计把权汝修骗到宫里，把他给活生生阉掉了。
写一写文学里的火车是一种找乐子的冲动，没等假期就出游，把项目核刊等学院指标撂一边，却是一次不赖的人文旅行，无须舟车劳顿。其实想法挺简单，从现代文学选读一些与火车有关的文本，可了解到二十世纪中国地图上铁道线越来越纵横交错，历史变脸的速度愈快，现代人也愈疲于奔命，不仅带来物质文明的进步，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也随之改变。我的出发点仍然是文学，做一些细读功夫，也联系到社会生活及权力机制各方面，给文化研究加码，弥新旧之鸿沟，汇中外于大观，但探究的是人心，而众多不同时期、流派和文类的作品犹如无数心灵之窗，其眼帘上万花筒般映现出车厢社会的里外镜像、山河大地铁道人生的景观。
火车总是依照时刻表前行，总是驶向下一个站头，车厢装八方旅客，陌生的心灵不可名状，在长烟呼啸中悸动，在铁轨的声浪中张开了梦的翅膀。虽然我所见有限，还得有所取舍，倾听文本的心声，其中往往不止一颗心在颤动，犹如千门万户，四周饰之以不同的表述风格、花哨的修辞、戏剧性的口吻，远较千篇一律的车厢窗格来得复杂。
临到动笔就手忙脚乱起来，就像出门难改的坏习惯，急急匆匆候分刻数，临到机场或目的地才发觉什么东西忘了，诸如手机充电线或电脑变换插头之类，引起不大不小的烦恼。写作过程中查出处找资料，打开理论武库十八般兵器大多生了锈，到头来发觉写得吃力且不够潇洒。本来应该更加有趣些，可是火车这个庞然大物落在中国土地上便激起千层浪，被视作追求富强之国的现代性表征，所谓“革命的火车头”与宏大叙事挂钩，这些对于今天的青年读者会闷懵，要为“革命”作注解就麻烦了。比如晚清时一些出访欧洲的外交使臣如志刚、郭嵩焘等，可说是最早体验火车游历的中国人。由他们带回种种域外的奇观妙闻，当然在他们对铁道传奇的赞美中不乏经国大业的宏论。
这方面的材料有不少，对于了解早期铁路在中国也颇为重要，可能见到有人写过，我就搁下了。尽管如此，我的叙事仍大致顺着时序，多半是自己的文学史专业在作怪，看米下锅，上菜加佐料也有限。所以既难如无轨列车飞驰般诗的想象，也没法学李笠翁那样充满奇思妙想而惊喜迭起。跟外国文学不一样，中国人不善写火车的罪恶谋杀，却不乏新婚蜜月或争风吃醋之类的旅行故事，这方面还没来得及八一八，其实也是关关雎鸠爱情传统的现代表现，虽然没有《十二楼》那样的色情段子。
讲文学故事也需要历史想象，是多久以来养成的习惯吧，在使用材料时如果不能落到具体时空，心里就不踏实，也希望能让每一滴海水蘸上阳光，因此对细节尤其着迷，如能将众多的故事编织成一幅各种关系经纬交错的复杂图景，方能体现历史的真实感。一般来说除非有必要，我不太喜欢摆弄理论，宁肯让文本自己说话，或说我自己的话。
不无反讽的是这一趟火车之旅，行李箱里缺了什么还在其次，丢不掉的是自己的习性、思考与写作的套路，它们像影子般伴随着我，有时想想却也莫名的喜欢起来，不然旅途会更寂寞。一天在机场书店看到《火车上的女孩》，一本惊悚犯罪的畅销小说，翻着翻着顿起杀心，为什么不把我那些“影子”统统干掉？一转身它们已逃得无影无踪。
近来“套路”常挂在我们嘴上，或许是一种思想贫瘠的症状。所谓套路者，“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不过时下首先是个经济术语，给股票、房贷套住，在中产阶级的虚幻摇篮里，甜蜜而不安了。在艺术领域中，一条路走的人多了令人生厌，有人要独辟蹊径自我作古，便有了先锋文学前卫艺术。的确通俗文学最讲套路，那是诉诸文化认同与消费惯性的缘故，就像明星突然要改戏路就踌躇再三。有关火车的作品聚在一起就变成一种文学类型，通过比较可看出套路和非套路反套路的辩证运动和作家之间的高低之分。
我写东西很慢，有时苦思苦想而难得惬意之句。比方说写完张恨水接着要写老舍，与转车差不多，车次与线路完全不同，须调理一番心境。像这样大站小站上上落落，有时干脆坐到一旁的沙发上，朝天花板发一阵呆。与铁道联袂而至的灾祸、罪恶与欺骗盘旋于脑际，庸人的感慨油然而生：泥马这火车是神马文明玩意儿，从前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如今代表历史火车头的是楼市吧。窗外传来对马路建筑工地的阵阵机械声，两栋商厦拔地而起，渐渐的遮挡了我窗前的视域。夜间老是听到在某个角落里录音播放的，一个清晰而间断的女声——“倒车……倒车……倒车……”
前后半年里发生的一些事，似乎跟这几篇文章多少有点关联。大约三四月里听金宇澄老师说老吴亮开始写小说了，正在他原来写《繁花》的弄堂网上连载着。我连忙给吴亮老师打电话，他说是啊，年届花甲了，该爆发一下吧，你也在写啊。这倒是不假，他是《上海文化》的总编，说刊登两万字的文章，是从我开的头，这回火车文学的连载也多亏他的厚爱。
不多久吴亮的《朝霞》已见诸《收获》，我赶忙在附近报摊买了一本，哇噻，泱泱二十五万字！这部小说不好读，其“超文本”形式使先锋文学卷土重来，众家已有定评。这似乎也是一个“元概念”文本，读着读着愈觉得自己在爬山，眼见这座城市，连同整个时代、文明在我的腰间下沉，为一个思想主体所附身，在小说形式的炼狱中，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而重生，如裸身欢呼于群山之巅。
一次在饭局上孙绍谊说最近有一本谈视觉文化的新书，是北师大的唐宏峰写的。大概也是绍谊兄的介绍，唐教授给我寄来了《从视觉思考中国》，书中有一章就是有关火车等各种交通工具的，而且从日常生活和视觉文化的角度，这让我欣喜。的确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学界逐渐增多，而且相信会越来越多的。
也是从《收获》读到毛尖的《火车会飞》的妙文，即受“震惊”。火车有出轨，但我想不到会飞起来，这不能怪国人的火车文学中规中矩，也不怪当初我的脑洞给梁启超他们灌了太多的水，读毛教授的文章是一种解脱，虽得安抚感官的阵阵惊叫；她最精熟套路，却字字乱来乱套，大有晚明小品解放思想的神韵。
一次在交大绿色通道人才引进的评估会上，出身电影世家兼电影史专家的李亦中教授对我翘大拇指，说他看到《上海文化》上我的文章，使我受宠若惊。同座的葛岩教授告诉我铁凝有一篇《哦，香雪》的小说也是写火车的，当初他读了大受感动，至今难忘。我连忙去找了来，果然写得好。那是发表于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故事，写铁轨铺进一个深山小村，扬起一片欢乐。这篇小说不啻是一个开放时代革命改辙的出色寓言，让我们相信火车头仍把历史引向，却不再沉重，而装满柔情蜜意，扬起了女孩子们欲望的风帆。
说实在这趟写作之旅不算长，却余韵袅袅。在今天数码网络密布的生活岔道上，千思万语飞扬在滚滚红尘之中，片言碎语随机随缘，于我却是激励与温馨的酵素，自知不足和局限，而学海无涯，吾道不孤，岂止三人行而已。由此也不无体悟：身逢盛世，正可做点事，哪怕是小计划和易得的沾沾自喜，虽然不像水军撕逼五毛吐槽那么耸动听闻，却有益于养生和环保。
须感谢黄德海君，对我最初的想法慨然允诺。他的催稿方式一如其文学批评的优雅风格。《上海文化》的“新批评”品牌正日长夜萌光华四射，也感谢他们对我的一贯支持。最后须感谢贺圣遂兄，把这本小书纳入一套新创的书丛里。我也不揣简陋，把原文稍作增补修饰，并配上图像，也感谢倪文君的细心认真的编辑工作，希望读者喜欢这本小书并不吝赐教。
2016年10月30日于海上大寂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