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引

192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八册《国外游记汇刊》的封面：中框是书名，四周画有各种交通工具：上面是城市马路，跑着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双轮马车、自行车和独轮车；其下是天空，左飞船，右飞机；再下方是大洋和轮船，底部是一列长长的火车，从隧道驶出。

一幅交通图，呆板得有趣，却错乱空间。数十年前中国人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国门撞破，心扉炸裂，国人尝到了坚船利炮的利害；曾几何时，火车、汽车、东洋车、飞机纷至沓来，一样样在中土着陆。除了独轮车，没一样东西是自己的，然而又顿又渐地中国人习惯了新的代步，学会了驾驭，也学会了制造，奔驰游弋在新的时空和文明之流里，夹杂着惊恐、悠闲、屈辱和骄傲。

没什么比得上这些器物，赐予我们一个更为实在的“现代”，还有看不见不能摸的电力、蒸汽，连同电线、电话、电报……遂烘托出“交通”的意义——运输、传播、交换、沟通，编织成万花筒变幻的感官和思想的经纬。

交通器具凝聚着资本，驮载着象征的、政治的、教育的、文化的资本，给人类带来福音、灵感和灾祸。没有交换和流通，思想长不出翅膀，历史成不了火车头。风景的流线被引擎带动，日常生活的轨道压上沉睡的枕木，划然长啸的火车刺入都市的面纱，思想陷入机械的漩涡，人们的观看方式、生活习惯、时空想象由是改变。

1931年1月《良友》画报刊出《上海车之展览》，两大张四个版面，展示出行驶在当时上海街面上的各种车辆，共50种，可说是应有尽有，叹为观止。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文艺上与世界现代主义接轨，《良友》画报最富理性与务实的当代意识，引领市民注视当下世界现实、都市与物质生活的发展，时常报道各国航空和交通事业，这份车辆“展览”即为佳例。一个细节不容忽视，即所有图像标题及解说皆配有英文。为了略表敬意，这里仿照金宇澄《繁花》中民俗博物志的手法，依图片次序把车辆名称罗列于此：

 

人力车（俗称黄包车）、脚踏车（俗称单车）、火车、汽车、机器脚踏车、公共汽车、华商公共汽车（按：英文The highway bus，似为公路上行驶的商业用车）、脚踏黄包车、轻便火车、马车、洒水马车、电线修理车、电车、高梯车、无轨电车、铁路手摇车、清道车、洒水汽车、垃圾车、筑路器具车、筑路运石车、压路车、筑路煮油车、剪草车、铁甲汽车、运银车、搬场车、载重六轮大汽车、小双轮火车（俗称老虎车）、大双轮火车（俗称榻车）、独轮车（俗称小车）、脚踏货箱车、邮政包裹车、汽油运送车、收粪车（俗称马桶车）、移动医院（红十字会防疫注射车）、救火车、送货脚踏车、牛奶车、大粪车、污水车、殡仪汽车、医院运尸车、婴孩车、唐克炮机关车、迫击炮车（法租界安南兵用）、军用铁甲汽车、殡仪马车、儿童自由车、儿童脚踏三轮车。

 

这些交通器具属于建构城市空间的硬件部分，意味着人流物流的运动，不外乎服侍市民的吃喝拉撒睡，包括每天的垃圾和排泄物。它们也代表劳动分工与经济阶序，蕴含着城乡之间的人流和物流。至三十年代初独轮车仍占一席之地，它的移民传奇可以追溯到晚清，载着一家老小进入大上海。在今天穿梭在大街小巷的电瓶车，担任速递或外卖，正在展现数码时代人流物流与经济阶序的新传奇。在这些车辆里还有法租界的迫击炮车和坦克车，透露出上海的半殖民真相。其实那时国民党控制了上海，也应当有中国人的军事交通工具，这么说的话就不止50种了。

每一样交通工具都有故事，虚构非虚构的，灵动或滞板的，文本和叙事延绵不绝。比方说关于人力车的故事，鲁迅的《一件小事》和老舍的《骆驼祥子》脍炙人口。或张爱玲的《封锁》洵为有关电车描写的绝唱。然而还有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交通文本，被历史遗忘、被现代压抑。虽然，笔者所见有限，从民国的废铜破铁堆里捡起来的无非是一些碎片烂片，看了半天，遂发出迷人的幽光。不妨先引一段1918年8月《新青年》上李大钊《新的旧的》文中一段：

 

我常走在前门一带通衢，觉得那样狭隘的一条道路，其间竟能容纳数多时代的器物：也有骆驼轿，也有上贴“借光二哥”的一轮车，也有骡车、马车、人力车、自转车、汽车等，把念世纪的东西，同十五世纪以前的汇在一处。轮蹄轧轧，汽笛呜呜，车声马声，人力车夫互相唾骂声，纷纭错综，复杂万状：稍不加意，即遭冲轧；一般走路的人，精神狠觉不安。推一轮车的讨厌人力车马车汽车，拉人力车的讨厌马车汽车，赶马车的又讨厌汽车；反说回来，也是一样。新的嫌旧的妨阻，旧的嫌新的危险。照这样层级论，生活的内容不止是一重单纯的矛盾，简直是重重叠叠的矛盾。人生的径路，若是为重重叠叠的矛盾现象所塞，怎能急起直追，逐宇宙的大化前进呢？

 

这一幅百年前北京的日常街景，今日看来依然生动，骆驼轿骡车人力车之类早就淘汰，且像京沪有了四通八达的地铁，但百车争衢、路堵心塞的状况不敢恭维。的确“生活的内容不止是一重单纯的矛盾，简直是重重叠叠的矛盾”，端是至理名言。而所谓“把念世纪的东西，同十五世纪以前的汇在一处”，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化熔炉的贴切写照，但对于李大钊这位胸怀“宇宙的大化”的革命先驱来说，这前门的街景不啻是一面折射中国和世界乱象的镜子。他怀有乌托邦理想，也热烈鼓吹“新旧思想之激战”。一年之后对胡适“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论提出商榷，主张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学说，“根本解决”中国问题。（《每周评论》35号）

再来看《国外游记汇刊》的封面，无甚深意，把交通器具挤缩在同一画面里，上下陆地，中间海空，表现了某种超写实的空间心像，诉诸“你懂的”大众常识，意谓各行其道，大路小路不必皆通往罗马，倒有可爱之处。

书名取“文以载车”也是这个意思，从前说“文以载道”，然而自晚清至民国，大道崩颓，体用分裂，科技发达，机械器物日新月异，文学不绝，风格流派争奇斗艳。其实朱熹说：“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周敦颐集》，岳麓书社，2002，页46）这么说“文”本来就是“车”，有“文”方有“道”，不过别误会，本文没有代圣人立言的意思。

翻阅形式驳杂的火车文本，漫步于幽灵旅程，透视一节节“车厢社会”的里外风景，窥探时代——由机械复制时代所带来的社会和日常生活变迁，从语言和行为习惯、情感和思维方式、风土人情、隽词妙语到陈腔滥调，新旧之间两股道上跑的车，或重叠交叉，或冲撞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