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功能差别

在所有这些现象中，能力和活力的差别是如何体现的呢?这指的是与其他结构性差别不同的功能差别。请记住，由于在实物方面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资本积累，生产率和就业都会增加，不同的收入层次就逐渐向上转移，只不过其程度各不相同。然而，尚未转移或转移有限的下层却留在体系的底部，因为积累不足和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下层。

在这种结构性的转移之中包含着功能性的转移。来自同一层次的人们，一些人由于其高超的能力与活力而比别人上升得更快，另一些人由于这方面处于劣势而下降。这种现象既出现于企业的经营之中，也出现于劳动力的活动之中。

在企业经营中，某些拥有与别人相同的经济权力的人，由于他们在决定投资和增加投资方面有更好的才干，在综合利用生产资料、组织生产、利用市场机会、决策和承担风险等方面有更高的本领，因而能对生产率或产品多样化施加比别人更大的影响。他们是体系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发展的有限领域之内所做的贡献往往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为数有限的一部分劳动力的社会权力来说，也有同样的情形。一些受教育的可能性和别人一样的人，由于他们的能力和活力而能更快地得到提高。那些没有受教育机会的人则鉴于个人的条件和在劳动过程中取得的经验而以更高的生产效率显得出类拔萃。但是，他们一旦上升，就会出现和在企业领域出类拔萃的那些人类似的情形。因为一旦上升，他们分享技术进步成果的能力就逐渐改善，并逐渐享有体系的特权，其中包括社会权力。因此就出现一种很重要的社会可动性现象，它使得某些人能战胜由社会结构产生的权力关系，而不论这些人原来出身于何处。然而，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这些人最终就加入到享受体系的特权的行列。尽管他们对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结果还是加剧了这个体系所特有的排斥性与冲突性的后果。

这些功能差别成了新古典理论解释收入差别的主要理由。按照新古典理论的说明，在企业家中以及在劳动力中都存在自由竞赛的情况下，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将扩散到整个体系;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他们归咎于市场的不完善，归咎于国家的扰乱性干预，其中包括关税保护和补贴，还归咎于劳动力的工会与政治权力对市场规律的破坏。因此，在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看来，如果不是这样，这个体系将会达到平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种要素的报酬会根据其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而自行调整，只有地租是例外。^注16

这种创造尽管和谐悦耳并能诱惑人，却根本不了解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现实。恰恰是这些结构性因素，使得人们不能用一种简单的经济理论去解释分配和发展。

一种纯经济的理论不能帮助我们说明外围资本主义的排斥性趋势和冲突性趋势。这些趋势迟早要导致体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