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时间、造像和文本

一、时间

要理清七宝台30余件石刻造像的图像构成，首先有必要对这些石刻造像原始地—光宅寺有个基本的梳理和交代。光宅寺位于长安城内东北角，原属翊善坊。唐高宗于662年至663年扩建城外东北的大明宫，并将朝政重心转移至此，开辟南大道，将翊善坊一分为二，西半边取名光宅坊，光宅寺就坐落在此坊的横街以北，与高宗以来的皇政重心大明宫相接，西面与宫城内太极宫相邻，是最接近新旧宫城的佛寺（图1—1）。不仅如此，成为光宅寺之前原为武则天消遣之时的葡萄园，仪风二年（677年）在葡萄园发现石盌，内有佛舍利万粒，于是勒令此地改为光宅坊，并建光宅寺，散舍利于京寺及诸寺州各49粒8。可见，创建光宅寺的因缘和发现万粒佛舍利有直接的关系，除去散舍利于京寺及诸寺州各49粒以外，建塔供养剩余的佛舍利则是常住光宅寺的高僧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到了长安三年（703年），武则天八十寿辰之际，七宝台竣工，并改光宅寺为七宝台寺。有关光宅寺的记载到了9世纪中叶逐渐消逝。至于光宅寺七宝台的6件石刻造像何时、又是如何迁移到宝庆寺塔上的，目前已无材料可循。但至少说明七宝台石刻迁移宝庆寺应不早于明代中期，或是更晚9。宝庆寺塔位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西侧（明代孔庙所在地），高约23米，七层，平面呈六角形，西安仅存的六件光宅寺石刻造像就镶嵌在这座塔上（图1—2）。

图1—1 唐代长安城平面布局

图1—2 西安书院门宝庆寺塔

二、造像

截至目前的调查，已知的七宝台石刻造像共35件，其中单体十一面观音立像7件、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像1件、一佛二菩萨三尊像27件。就收藏地而言，日本21件（图1—3）、美国4件、陕西西安宝庆寺砖塔上6件、西安碑林博物馆1件（残）。根据颜娟英的调查，陕西师范附小发现残片1件；宝庆寺塔下上部残片1件，1件未详10。35件石刻造像中就图像而言，能明确身份的有：十一面观音立像7件；阿弥陀佛三尊像8件，其中4件有长安三年（703年）七月和九月的题记，供养者为王璿、韦均、高延贵和李承嗣四位官吏，除了韦均之外，其他三人造像铭均明确提出所造像为阿弥陀佛。8件阿弥陀佛三尊像的共同特征是主像右手施无畏印，在莲台上结跏趺而坐，莲台座由仰莲、六角形束腰和覆莲组成，天盖的形状有宝树盖和宝珠盖两种。

图1—3 日本东京博物馆七宝台石刻

弥勒三尊像有7件，其中2件有长安三年（703年）的题记，1件有长安四年（704年）的题记，供养者为萧元眘、姚元之和姚元景等官吏，其中萧元眘的题记中明确指出所造像为弥勒佛。7件弥勒三尊像的共同特征是主像在台座上均为倚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扶左膝，双足各踩一小莲台，两侧各配置一蹲狮。释迦佛三尊像5件，释迦五尊像1件，均无题记。主像图像特点为一律结跏趺坐，偏袒右肩，右手向下触及宝座行降魔印，左手置于腹前行禅定印。5件释迦佛三尊中两件主像头戴宝冠，说明主像有身为法身毗卢遮那佛的可能性；其余的4件推测为释迦佛三尊像和释迦佛五尊像。

药师琉璃光佛4件，均无题记。这4件三尊像的主像身后的挂幡值得注意，经过和敦煌壁画中的药师佛，以及西安大雁塔底层四面门楣的北面药师佛进行比对，发现药师佛身后都有一块挂幡。此外，参照西安出土的数件唐代四面方形佛塔构件的四面四佛中有持钵的药师佛，因此，笔者判定七宝台石刻中的4件三尊像的主像身后挂幡的应该是药师琉璃光佛。需要指出的是，35件石刻当中又分为竣工期和补刻期；竣工期指七宝台竣工完成期，即开光之前完成的一批石刻，也就是造像记记载的长安三年（703年）九月前完成的一批石刻造像。这一期石刻造像有29件，图像主题为祈福、往生和灭罪为主。补刻期是指长安四年（704年）至开元十二年（724年）左右的6件石刻；如杨思勖造像记中明确记录了玄宗时期宦官杨思勖于开元十二年（724年）十月新装七宝台石刻的功德。这一时期与竣工期石刻相比，台座和背光的形式呈多样化，宝帐形天盖出现，竣工期的佛与菩萨背光多为简单的宝珠形，补刻期的背光里外还雕出精细的花纹，富于装饰性，源于印度的神兽图案，鸟面人身纹甚至道教的仙人骑鹤图案也融入到造像之中。

三、文本

题记是关于供养人的宝贵信息来源，大多时候它们表明造像供养人广泛的社会基础，从看似普通的市民、信众、教徒到地方的军事或文职官员，到社会最上层成员、朝官和皇族。我们有必要对造像题记、发愿者的地位和性别、佛教团体和成员的组织等进行鉴别、分类。已知的35件石刻中，9件有纪年。其中，7件纪年都在长安三年（703年）七月和九月，1件为姚元景的长安四年（704年）九月，1件为杨思勖等于开元十二年（724年）十月八日的题记。长安三年（703年）的七位造像主有身为“检校造七宝台，清禅寺主，昌平县开国公，翻经僧”德感，他是七宝台这批石刻造像的佛教义理指导人，或者说他负有从教义的立场，把握“检校”或“监督”这批造像的全体内容。如德感的题记中，“奉为□（国）敬造十一面观音像一区。伏愿皇基永固，圣寿遐长”。是说在七宝台敬造十一面观音像，祈祷武周政权巩固，以及盼望武则天长寿。

功德主中的王璿、姚元之，他们都是武则天所重用、赏识的大臣。王璿的父亲曾于显庆元年（656年）表态支持武则天受封为后。待武则天称帝之后，追封当年功臣及其子弟，王璿也由营缮大臣升任夏官尚书。如王璿在题记中首先恭维武则天的转轮王盛业，接着称：“同感圣寿之无疆，爱于七宝台内，敬造石龛阿弥陀佛像一铺。……所愿上资皇祚，傍济苍生……永奉南薰之化……”意思都是祈求武则天万寿无疆，希望武周政权绵延无穷。

姚元之是弥勒佛三尊功德主之一，其题记正文强调自己的效忠至诚，并且“爰凭圣福，上洽君亲，悬佛镜而朗尧曦：流乳津而沾血属”。意在强调其转轮圣王的功业，造福众生，并“永庇禅枝”，永浴佛法。姚元景于长安四年（704年）补刻弥勒三尊像的题记中，重点礼赞佛法无边，造福世间，并极富寓意地把武则天比作弥勒佛永远驻世，说法度众。铭文最后偈赞：“法无□（边）兮神化昌，流妙宇兮烁容光，弥亿龄兮庆未央。”意思是说请佛法永驻世间，其内容与其兄长铭文的最后结语“永庇禅枝”类似，或与德感、王璿的结尾语“圣寿遐长”、“永奉南薰之化”大致相同，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诉求武则天的生命延长与武周政权永固等现世利益。

高延贵造像记，旨在礼赞佛法，造阿弥陀佛像表现净土，以此功德愿一切生灵，共往净土。韦均则礼赞佛出世说法功德，并提到造像动机：“比为慈亲不豫，敬发菩提之心。今者所苦己瘳，须表证明之力。”故造此石像。最后在赞颂偈文中，表面看来是称赞佛之功德，然而直接转入结束语时却称：“愿廻光于孝道，永赐寿于慈亲。”意思是说以佛功德比拟为武则天的伟业，文中的慈亲亦即武则天。李承嗣造像记重点为：“为尊亲造阿弥陀佛—铺：……粲然圆满。所愿资益慈亲。永超尘网。”也是以造像功德回向给慈亲武则天。

现藏碑林博物馆的1件三尊像，可惜残损将近1/3，无纪年也无造像人名。但从其题记内文的追慕“严训”、“爰凭瑞塔，敬勒尊容”、“宝台恒净，珠柱无夕”等殷切的语气描述来看，和长安三年（703年）一批石刻的题记语气较为接近，应属于竣工期。

杨思勖为玄宗时期的宦官，于开元十二年十月为七宝台造像重新补刻，他在题记中清楚地表示是重新雕刻的意思：“爰抽净俸，中庄严之事，……玉砌连龛，更饰雄黄之宝。”旨在表明做的这些功德是从自己的薪俸中献钱来重新装修七宝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