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长安光宅寺七宝台石刻重构中的图像与复原

对于唐代长安城光宅寺七宝台的30余件高浮雕石刻造像的研究，从20世纪以来一直没有间断。其中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佛学家以及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七宝台石刻造像的年代，以及在复合层面上的架构作出了一定的假设。日本学者福山敏男1950年在《宝庆寺派石佛的分类》中认为29件七宝台造像的年代分别属于贞观前期、武周长安年间和开元年间三个不同的时期。1981年本山路美提出开元年间的铭文为追刻，而且这批群像都是长安年间作为七宝台内部庄严物品在德感的指导下完成的。颜娟英1987年认为残存的32件石刻高浮雕像代表着8世纪初佛教艺术的极品，与当时长安的宫廷艺术风格为一致1。1998年，颜娟英对七宝台石刻进行了再次调查和研究，认为造像为35件，并确认开元年间的题记与七宝台原来的造像活动无关2。水野清一也认为七宝台的所有造像并不存在风格上的差异3。

1987年，颜娟英对七宝台浮雕像的原始配置复原作出了开创性研究。2001年杉山二郎参照日本平安时期兴福寺、法隆寺、荣山寺的八角圆堂建筑，推测七宝台为八角形层楼建筑，内部的壁面浮雕石龛像居中央，周围配合壁画分两层表现净土变相，下层为释迦变相，中层为阿弥陀变相，上层为弥勒变相。杉山二郎还怀疑十一面观音像并非全是七宝台的造像，推测有可能是长安清禅寺十一面观音道场或龙门香山寺的遗物4。

在探讨图像与空间的建筑程序方面，1998年颜娟英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这一批石刻应该立在一个台座上，层叠如石柱，此石柱或被视为“法柱”，或可视为法身塔。最后其四周围绕着两层以上的木构建筑5。2004年赖鹏举的研究支持颜娟英的四面石柱说，并指出石柱有五层造像，每层的西面中央安放降魔印如来像，为北传密法中佛与菩萨因果互证的卢舍那佛，其两侧放置两件十一面观音像，左右两面为弥陀与弥勒，分别象征十方三世佛。十一面观音依据经典应该面西，因此整个石柱的正面是西面6。2001年杉山二郎将浮雕石龛像置于变相壁画中央，并将二佛净土分上、中、下三层排列的复原研究。

关于图像与空间的建筑意义，颜娟英持“华严经中心说”、赖鹏举持“北传密法说”、本山路美持“舍利塔说”、小泉惠英持“镇护国家说”7等观点。这些推测虽说一步一步接近武周长安年间的政治和佛教环境，但是具体到七宝台石刻造像群上，仍需要更有说服力的研究。

根据现有的研究，七宝台一般被理解为一座作为皇家寺庙进行持续宗教活动的载体。加上造像记中涉及为武则天祈福和供养人的功德因缘而变得迷幻莫测。由于它的复杂性，雕刻活动时段的延展及它在光宅寺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与作用的讨论仍在持续。例如，这批30余件雕琢精微的石刻的整体的图像空间构成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再次将这批七宝台石刻集结起来进行统一研究，试图理清他们之间的图像架构、造像配置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好在这批石刻造像记能辨明身份的有：阿弥陀佛三尊4件，弥勒佛三尊3件，十一面观音立像7件。其余的三尊像则身份不明。尽管如此，这一数据反映出西方净土、弥勒信仰和十一面观音在七宝台石刻当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为我们理解七宝台的核心意义提示了重要的背景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