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山西抗战历史透视

众所周知，山西是抗战时期中国山地游击战争的主战场，也是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在中国抗战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据初步统计，山西现存抗战遗址多达3000余处，重要的就有562处，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所有这些抗战遗址，连同存量极其丰富的战争史料和流传极为广泛的战时故事，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见证，也是山西抗战重要地位的历史观照。山西抗战历史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恶，也承载着山西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更揭示出山西军民面临民族危机时所爆发出的同仇敌忾、抗击侵略的高昂斗志以及不畏牺牲、勇于胜利的民族精神。

本书围绕山西抗战历史，按主题分类进行透视，分别从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艺、文学、教育、生态八个方面进行纪实性描述，目的在于全面挖掘和系统反映山西抗战这部伟大而波澜壮阔的历史诗篇。

一

政治篇，以建立和发展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建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为主线。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人出于民族大义，为促蒋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及至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国爆发，终使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1937年8月25日，红军主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驻太原，开始以山西为中心指导华北抗战工作，实现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工作的重点转移，成立了由共产党实际领导的、晋绥察各军政机关和民众团体参加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动总会”），促进了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开创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

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基本结束，华北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与部署，八路军于1937年11月分兵进入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全面的战略展开。1938年武汉陷落后，战斗在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三师主力，首先奉命向东开进，分别深入冀南、冀中、山东和冀鲁豫边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分阶段全面建设民主政治。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标志着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史上的转折点。1941年至1942年，抗日根据地经历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财政经济和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中国共产党贯彻精兵简政政策，各抗日根据地节约了开支，减轻了负担，使军队做到机关精干、连队充实、训练加强，战斗力大大提高，为抗日根据地度过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从1942年春天起，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严肃认真的整风运动，山西抗日根据地通过党的建设，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促进了党政军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和团结，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做了充分准备。

1939年，在山西逐渐形成了日军占领区、第二战区控制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三种政权交错并存的格局。日本华北方面军按照其大本营回攻华北作战的指导方略，正式提出“治安肃正”作战目标，即按照“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方针，以分割、封锁、讨伐相结合，“分散配置，分区‘扫荡’，灵活进剿”,轮番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企图一举拿下华北。进入1940年,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更趋频繁，残酷推行“囚笼政策”，但都遭到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有力反击，被彻底粉碎了。日军鉴于山西在华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也加紧了对阎锡山的诱降活动。经过多次协商，1941年8月11日，阎锡山指派赵承绶到汾阳城与日军代表田边盛武、楠山秀吉等正式谈判，签订了《汾阳协定》。后来，由于阎锡山不敢贸然投降，日军最终废弃该协定，开始加紧了对晋绥军和阎占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

二

军事篇，以山西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山西正面战场战役为主线。

在全民族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山西承担起了历史所赋予的重大使命。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战略防御阶段上主要是战役配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主要是战略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出征山西对日作战，拉开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随着敌后抗战的深入发展，山西敌后战场钳制了众多日军兵力，消灭了大量日伪军，逐渐成为中国华北抗战的主阵地、主战场。

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在广阳伏击战前线指挥作战

第115师广阳战斗中的阵地

抗战时期，山西成为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的第一阵地。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把山西视为最具有“战略价值”的要地，叫嚣“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全中国”，把侵略战火烧到晋北，力图造成纵深进击太原的战略态势。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开展山西抗日游击战争，八路军三个师主力部队相继开赴恒山、五台山、管涔山和太行山区，进占同蒲线以东的晋东北、同蒲线以西的晋西北和正太线以南的晋东南等战略要地。先期抵达晋东北的第115师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击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增强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之后，八路军又连续出击敌人，相继取得了腰站、井坪、宁武、冯家沟、雁门关、阳明堡、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一系列战斗的重大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忻口战役，成为国共两军协同配合、共赴国难的光辉典范。

中国守军29军一部以卢沟桥为依托，抗击日军进攻

抗战时期，山西成为巩固、发展、壮大敌后战场的战略依托。太原失守后，抗战进入了抗日游击战争从山西向华北发展的新阶段。中共北方局在《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坚持运用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要将“小游小击”“中游中击”“大游大击”结合起来，以调动大敌于运动战中歼灭之。按照这一方针，八路军相继创造了神头岭伏击战、午城战役、薛公岭伏击战、榆辽战役、田家会大捷等一系列典型战例，粉碎了日军“五路围攻”晋西北、“八路围攻”晋察冀、“九路围攻”晋东南等一系列军事进攻，将日军占领的“点”的四周和“线”的两侧的广大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造成了“普遍存在于山西各地的游击战争”的局面，再次拖住了急欲吞噬山西全省而强渡黄河的日伪军。在对敌斗争中，八路军部队迅速发展，由出征时的4万余人增至近16万人，开始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主力军。

1937年11月28日，聂荣臻（左1）亲临前线指挥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反“八路围攻”作战

抗战时期，山西成为支撑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和重要基地。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将交通破袭战推向了对敌斗争的巅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山西抗日军民以人民战争的铁拳，粉碎了日寇的“扫荡”与“蚕食”，打退了反共顽固派的“摩擦”与进攻，渡过了险关，保存了力量，成为支持整个山地、平原游击战争的基地，支持华北长期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同时，山西抗日军民也创造了武工队、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联防战、围困战等各种各样的对敌斗争形式，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和拥军模范。当战略反攻开始后，以山西为中心的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又以“最前面的战略基地”，最先拉开了“中国抗战的三幕戏”中“最精彩的结幕”，向日伪军发起了迅猛进攻，为夺取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

山西正面战场在抗战初期进行了一系列正规战役，这一阶段的战役以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为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则多次在侧翼有力配合了友军，这些战役中最有影响、规模最大的就是太原会战，包括天镇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等一系列战役，参战的中国军队约28万人，伤亡约10万人，日军投入14万人的兵力，伤亡约3万人，这些战役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方针，对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决定性作用。1941年5月，日军以10万余人的兵力进犯中条山，中国军队奋起抗击，战斗持续月余，战况惨烈悲壮，虽然打击了日军，但由于轻敌、缺乏精心准备，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始终不放弃反共策略，这次战役最终以国民党军队伤亡巨大而失败了。

山西正面战场，尤其在战略防御阶段，是多支部队合作抗日的主阵地，既有晋绥军，也有中央军、西北军、川军、滇军，还有八路军，他们所进行的战斗、战役都是山西正面战场的组成部分。正面战场虽然失利，但中国将士奋起抗击，浴血奋战，用生命和鲜血抵御侵略者的爱国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伟大丰碑上。

三

社会篇，以山西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奋起斗争为主线。

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间，是中国社会遭受多种苦难的特殊历史阶段，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践踏，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到了危亡时刻。山西就是这种苦难和危亡的真实缩影，在这里，日军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焚毁家园，杀戮百姓，抢夺财物，奸淫妇女，民众生活极度艰难和困苦。为躲避日本人的残暴，山西的老百姓颠沛流离，有的甚至长年躲进深山，居无定所，衣食无着。即便在日军走后回到家里，也吃不饱、穿不暖，生计特别困难，生活尤其艰辛。特别是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虐行为，使老百姓惶恐不安，精神郁闷，所造成的恐惧和留下的伤痛经年不能祛除。更为恶毒的是，日军公然违反国际公约，悍然实施毒气战和细菌战，污染了山西许多地方的水源，造成病菌肆虐，许多人得了疥疮、染了伤寒、患了痢疾等，而当时医疗条件和技术落后，根本无法及时有效医治，使许多民众遭受病痛折磨，生不如死，苦不堪言。

这一时期，山西人民虽历经苦难，但没有失去乐观态度和斗争精神，他们坚强耐韧，在战争中顽强地生活着，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渴望和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他们抱着生存念头，拖儿带女，背井离乡，由平原向偏远山区逃难，或务农或经商或务工，努力寻找着活下去的办法和支点。同时，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以及自己同胞们的鲜血，也刺激和唤醒了民众心中的反抗意识，在面对侵入家园的日军时，他们也不顾安危地进行反抗，英勇地投身于抗战杀敌的行列。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其他各种抗日武装，英勇抗战，戮力保护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形成了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不仅动员集聚了山西各阶层的民众奋起抗日，而且吸引着全国的热血青年和有志之士来山西参加抗日活动，他们最终成了敌后抗战取得胜利的有生力量。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图为洛川会议会址外景

这一时期，山西境内的各种宗教作为当时影响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拥有不少组织和许多信众，因此成了人们的心灵寄托，给苦难中的民众带来了心理慰藉。日本侵入山西后，为了加强思想控制，也曾使了不少手段，企图利用这些宗教进行文化奴役。国难当头，山西宗教界人士以强烈的爱国情怀，利用自身的独特条件，积极采取各种方式，主动支持八路军以及抗日干部群众的抗日活动，有的甚至直接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去，成为抗击外来侵略的一支社会力量。

这一时期，山西妇女遭到了残暴对待和非人折磨。日军从1937年入侵山西，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无论是在占领的城市还是乡村，以及“扫荡”过的地区，都烧杀奸淫，从未停止过对山西妇女凌辱施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山西妇女没有屈服，她们奋起抗争，毅然决然地投入了捍卫自由和争取独立的斗争。当时在山西，许多妇女自发抗敌，妇女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如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就是抗日根据地中最早成立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各种妇救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发挥了极为特殊的重要作用。

四

经济篇，以山西经济、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主线。

抗战时期，由于山西敌后根据地初建，条件自然非常艰苦，加之日军对游击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所以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建设任务十分繁重。早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就提出要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建立公营企业，逐步实现由依赖外援为主向自给自足的方向转变。当时，各敌后根据地首先提出要繁荣农村经济、发展人民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经济建设方针，并实施了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为推动农业发展，各根据地采取了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办法，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改善了穷苦农民的生活，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日益严峻，经济战线的任务也越来越重。敌后根据地积极推行大力垦荒、兴修水利、科学种田等措施，从而扩大了耕地面积，稳定了农业生产，提高了粮食产量，打破了日伪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斗争。还根据实际发展经济，由政府、部队等创设公营经济，同时鼓励发展合作经营、私人经营的工业、手工业、家庭副业等，使工业品基本上实现了自给自足。从而在国民党政府断绝拨给任何款项、物资和经费的情况下，依靠各项正确政策和抗日军民的积极性，保障了经济支出需要，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抗战时期，山西只有晋西南的23个县由阎锡山领导的第二战区治理，其中15个与敌占区或根据地犬牙交错。1942年下半年，第二战区经济困难，需要解决120余万军民的生计问题。阎锡山提出要学解放区“自给自足”，要求当时驻克难坡的干部、士兵和干部家属一律参加劳动，从事种地、腌菜、养猪、制鞋、家庭纺织等工作。当时，国民政府为整治物价，实行限价政策，阎锡山从中受到启发，认为战时物资贫乏、物价波动现象加剧，原因在于私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便提出了“发展生产，实行自给自足的管理经济”的所谓“新经济政策”，目的是通过取消私商，统一管理市场，实现一个地区、一个商店、一个价格，其实质就是实施战时垄断经济。

民国以来，阎锡山特别重视山西实业问题，并大力倡导工业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其规模在抗战前居于全国首位，但却在战争中遭到了掠夺和破坏。日本占领山西后，将这里作为“以战养战”战略资源供给地，疯狂掠夺当地的煤、铁、盐、棉花、粮食和人力等战略资源。为了达到全面服务日本侵略战争的目的，日本人设置了一整套庞大的经济机构，明目张胆地实施掠夺活动，不仅大肆掠夺自然资源，而且还拆卸了大批工业设备运到他们早已侵占的东北及日本本土，严重地破坏了山西初具规模的工业经济，毁坏了山西较为完善的经济体系。不仅如此，日军还直接掠夺商铺财产，建立殖民机构进行贸易统制和盘剥，使山西民营工商业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从根本上打乱了山西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五

文艺篇，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山西抗战文艺救亡运动为主线。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战文化旗帜，积极发展敌后抗战文化运动，推动了全国的抗战进步文艺救亡运动，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当时在山西活跃着三支抗日文化队伍，即从延安派出由八路军政治部所领导的文化队伍、山西地方文化队伍、从全国各地来的文化队伍及其文艺工作者，其中，党领导的红色抗战文化成为当时抗战文化的主流。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关向应等党政军领导人，都对山西敌后抗日文艺的方针和政策、思想和理论做出过重要论述，朱德的《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彭德怀在晋冀豫边区临参会和晋东南文化界“五四”纪念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太行文化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艺术节大会上的讲话、关向应的《敌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等，都为敌后根据地的抗战文艺提供了重要指导。

山西的抗战文艺调动了广泛的社会力量。太原失守后，从太原撤出的多数文化团体转入敌后根据地，活跃在太行山区、晋西北、晋东北等地，成为当地进步文化的主要力量。抗战初期，丁玲带领“第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晋西、太原、晋中、晋东南活动了6个月，途径山西16个县和近百个村庄，辗转3000多里进行文化宣传，影响广泛。随八路军北上的文艺组织，如总部的火星剧团、第115师的战士剧社、第120师的战斗剧社、第129师的先锋剧社等，也活跃在山西农村，为地方和友军剧团进行辅导和演出，极大地激发了敌后根据地的文化热情。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许多全国的文化工作者也来到山西，其中有热血青年，还有归国华侨、进步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流学者，他们都被山西火热的战地生活深深地感染着，爆发出巨大的创作活力，光未然创作了组诗《黄河大合唱》，冼星海抱病为之谱曲，一曲唱响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与非凡气势。

山西的抗战文艺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人民群众的对敌斗志，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文艺为抗战服务、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崭新道路。抗战时期，山西的抗战文艺活动一直十分活跃。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发表后，更加明确了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抗战文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加广泛深入生活，把创作和实践结合起来，把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不断表现新主题、新人物、新世界，创作出了全新的文艺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长篇报告文学《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这些作品深刻反映了抗战旋律和时代主题，讴歌了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弘扬了积极向上、英勇斗争的抗战文化。

六

文学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战文学救亡运动为主线。

随着敌后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山西抗战文学走到了全国抗战斗争的前沿。抗战初期，以丁玲等为代表的进步青年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周立波、舒群等作家随军战斗，积累了大量的抗战素材；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艾青、田间、塞克，聂绀弩等先后深入山西，写出了许多文学名篇。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除了文协总会经常从大后方派出作家来山西前线深入生活外，各种抗敌协会也相继成立了，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等，从而使山西抗战文学更加活跃了。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传到山西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广泛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搜集素材，掀起了山西抗战文学创作的新高潮，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就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晋绥根据地，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成为文学新人的杰出群体，马烽、西戎发表的《吕梁英雄传》，成为山西抗战文学成熟的重要标志。

抗战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和文学团体，在山西以自己的文化创作成果，推动着山西抗战文学向纵深发展，这对封闭落后的山西文坛是一次大冲击，成为山西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正是在抗日救亡大旗下，来自全国以及山西本土的作家集聚起来，以更高视野更高水平反映山西抗战，服务全国抗战，绘出了一幅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历史画卷。如白嘉的《我终于见着了他》、行者的《我们的尖兵班》等，都描述了暴风骤雨般的抗日斗争，表现了敌后根据地参军支前、土地改革、政权建设等变革，塑造了抗日领袖人物等生动形象。

山西抗战文学中的许多作品都力求民族化和大众化，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国作风和气派，成为全国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山西的抗日战争也吸引了国际目光，一批外国作家来到中国战场，如史沫特莱、伊卡尔逊等人就在周立波的陪同下先后来到山西，写出了许多报道，真实和及时地向世界传送了八路军的抗战实况，为人们进一步了解八路军和根据地做出了积极努力。

七

教育篇，以山西抗战教育救亡运动和“反奴化”教育为主线。

山西历来重视教育，历史文脉源远流长。日军侵入山西以后，不仅肆意破坏山西的教育体系，迫使许多初等学校停办，高等院校转移，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在所到之处，疯狂推行奴化教育，给山西教育带来了深重灾难。但是，山西人民没有顺从和屈服。在山西，不论在敌后根据地，还是在第二战区，抑或日伪占领区，人们都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创造条件开展救亡文化教育，呈现出抗战教育的独特风貌。

1938年8月，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十大救国纲领》，要求“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当时，山西抗战教育的基本要求是，既要服务抗战，也要遵循自身发展规律，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教育需要，采取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从而在教学上创造出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当时，为培养战时急需人才，各类干部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山西兴起，尤其在敌后根据地，到处洋溢着学员们乐观积极、努力学习的气息；各种扫盲、宣传抗日等的社会教育也逐步深入到根据地的千家万户，使广大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提高。同时，为适应战争需要，以村政教育为核心的民众教育，也在激发民众爱国情感、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的过程中，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远处晋西南的第二战区，虽然条件艰苦，经费吃紧，但初等教育仍继续生存发展；南迁的山西大学，历经风风雨雨，顽强生存。民族革命大学虽几经波折，但培养了无数的抗战干部。这里的青年学生主要来自18个省，还有归国华侨，教员中多是进步民主人士和全国文化界名流学者，如艾青、萧红、端木蕻良、聂绀弩、徐懋庸、周巍峙、侯外庐等。

与此同时，为抵制日伪统治下的奴化教育，山西“反奴化”教育运动也在悄然进行，其中，积极进步的教育内容被渗透到日伪学校的教材和教学中，各类打游击式的教育形式和教学活动秘密开展，日伪学校变成抗日学校，日伪教师和学生成为秘密的抗日力量。

抗战时期的山西教育，对于培养各类抗日救亡人才，唤醒民众反日爱国、抗日救国的政治觉悟，提高民众的整体文化水平，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1940年李维汉在《亟待改革的教育》一文中所强调指出的：“三年以来，教育战线的重要性提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度。文化教育战线就成了抗日战线的重要侧面之一，文化教育工作者就成了抗日战争的重要武器之一。”

八

生态篇，以日军在山西劫掠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主线。

战前日本是一个军事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对外扩张、掠夺资源的本性。全国抗战爆发后，由于战略地位重要和自然资源丰富，山西成了日军华北作战的首要目标和掠夺资源的重点省份，他们能抢则抢，抢不走就毁，对山西资源及生态环境都造成了难以修复的恶果。

抗战时期，日军大规模地建立军事设施和据点，强征大量劳动力，侵占了大面积农田，使得耕地急遽减少和大片荒芜，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更为严重的是，日军在山西推行“棉花增产计划”和“鸦片政策”，规定农民禁种五谷，只许种植棉花和罂粟，致使粮食产量锐减，土地生产力降低，肥力持续下降。另外，日军大肆砍伐森林，使得山西的森林面积大幅下降，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现象严重，自然生态环境严重失衡，整个山西的农林生态系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山西运城地区丰富的盐资源也成为日军掠夺的重要目标，他们建立了盐业管理运销机构，运用多种手段进行强盗式的掠夺，严重破坏了山西盐业的正常生产秩序。

抗战时期，山西各类资源遭受了空前浩劫。据统计，日军掠夺山西煤炭竟达2100多万吨，其中仅大同煤矿就有1400多万吨，还有生铁30万吨、钢材6.7万吨、冶金焦12万吨等，直接经济损失达6.5万亿元(法币)。缘之于此，山西经济水平急遽下降。

抗战时期，日本还对中国的人力资源进行压榨和摧残。为加强采掘力度，他们大量“招募”矿工，实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大批矿工由于非人的待遇、超负荷的劳动、矿井的各种事故以及日军的虐杀而失去生命，仅在大同煤矿就有6万名中国矿工被摧残致死，平均每出230吨煤就要死一名中国矿工。

更骇人听闻的是，日军竟冒天下大不韪，在山西实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和毒气战，进行惨绝人寰的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日军不仅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而且对手无寸铁的百姓，也毫无人性地使用毒气熏杀，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山西抗战虽然已过七十余载，但每每回首往事，恢宏壮观、气吞山河的抗战画卷仍然历历在目。以山西为中心开展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建设，以及在山西战斗过、生活过的抗战军民所建立的千秋功勋将彪炳史册，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浇铸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指引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