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其手段有德治、礼治、法治。德治要求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遵守道德规范，礼治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制度规章，法治则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法律。这三者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兴善抑恶。

必须强调的是，德治是管理社会最根本的手段，它通过教育而实施，使人明善恶之理，能够最大限度地对社会成员产生影响。德治也是最为文明的管理手段，容易被社会成员接受，因而其行为会主动遵守规章、遵守法律。对于那些德治所不能产生效力的社会成员，才会不得已而施以礼治，再其次就是法治了。《荀子·议兵》：“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详，然后刑于是起矣。”《史记·太史公自序》：“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治是被动的，是社会管理的最后防线。在法治面前，施治者和被治者都是不情愿的、尴尬的。

德治的作用是健体和防病，礼治和法治的作用都是治病。德治是以善服人、以理服人，培养人们成为高尚的人，显得宽和。礼治是以制度规范人，要求人们不失为一个正常的普通人，显得严厉。法治则是以律惩人，惩罚那些成为“坏人”的人，显得严酷。德治的教化效果可以消减礼治和法治的烈度，礼治和法治的强制和惩戒效果可以保障德治正常发挥作用。治理社会需要宽严相济，这些手段都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而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这则材料十分典型，体现了儒家治国要德治和法治并举并重的思想，可见说儒家重德轻法的观点是多么不符合事实。

相比之下，德治对于社会的管理，意义最为积极、效果最为根本、措施最为文明，是从内核上提升人们的素质，所以受到儒家的大力提倡。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各个构成要素，都和德治问题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德治、礼治、法治，这种序列体现了三者所实际针对的人群的大小，也体现了社会管理手段的优先顺序。

《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都是说德治是本，刑治是末；德治事半而功倍。

《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认为在上位者的道德状况是政治好坏的根源，强调执政者自律的重要性，认为社会败坏的责任在于执政者的道德堕落。

孔子强调德治比刑治的优越之处，指出二者的效果差别，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他只不过说明了管理社会要德治优先的主张，丝毫也没有轻视法治的观念。《论语·颜渊》：“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就是在肯定法治存在的前提下，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德治能够实现“无讼”。这就等于是在肯定医院存在的前提下，提倡人们强身健体，预防疾病。

儒家人物不仅以君子的风范为社会做出了表率，而且努力从事教化，为人类社会积累了完善的德治资源，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管理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古往今来世界上社会管理的实践来看，社会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一般都远高于对法治事务的投入，也能够证明儒家德治优先思想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