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卢梭政治哲学的宗旨：以同情超越理性

将同情引入现代政治理论的卢梭，坚定捍卫了同情在人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cc试图以同情超越理性，是卢梭政治哲学的宗旨。在深入探讨这一宗旨之前，有必要从理论上结合卢梭所处的启蒙运动背景，为情感与理性得以相容，甚至同情得以超越理性，追根溯源。

毋庸置疑，“综合”（synthesis）是启蒙思想最重要的理论特色，它也为现代政治转型带来了最为重要的影响。一般认为，奉卢梭为精神导师的康德，集“综合”之大成，而说启蒙运动早期代表的斯宾诺莎在这场近代思想变革中开“综合”之端，也不为过。cd在斯宾诺莎的政治理论中，这样的“综合”特点最突出地体现在他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与第二等好的国家的理念，使理性法则与展示人的自然力量的共同本性与素质在其国家理念中相结合。斯宾诺莎指出：“精神上的自由或刚强属于个人的美德，而国家的美德则是安全稳定。”ce在政治现实中，以实现安全与稳定作为体现国家美德的核心因素，意味着动机上的正当性考量处在次要的位置——“为了国家能够维持不坠，政府必须组织得不论其领导人出于理性动机还是出于激情因素都无关紧要”。cf看起来，斯宾诺莎身上似乎具有马基雅维里的影子。但实际上，斯宾诺莎的“无关紧要”隐含着对马基雅维里政治理念的矫正。马基雅维里将政治与道德区分开来，强调以一种强权思维建构国家和塑造国家的政治理论，其实显示出一种权力支持下的刚硬理性而不是柔软的感性逻辑。在这一出发点上，理性考量与情感考量在马基雅维里那里不仅不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必须是要明确区分的。然而，“无关紧要”显示出斯宾诺莎认为建构与治理国家的动机无论是理性还是情感，只要有益于维系安全与稳定都可以被接受，这为理性与情感的“综合”提供了可能性。而他所强调的“国家的起源及其自然基础就不应归诸理性的教训，而是在于人的共同本性或素质”cg，则为理性与情感的相互融合提供了必要性论证。在斯宾诺莎政治思想中，“人的共同本性或素质”是“万物共具的自然力量或自然权利”，是共同包含理性与情感因素的。ch当人的共同本性与素质作为国家起源及其自然基础的重要依据时，意味着“我们可以暂不区别我们心中有理性根据的欲望和那些由其他原因产生的欲望，因为这两者同样是自然的产物，都是人借以努力保全自己的自然力量的表现”ci。可见，在斯宾诺莎的思想脉络中，国家的正当性基础来自于理性与情感的双重支持。

卢梭在表达以同情超越理性的理想主张之前，在针对现实的可操作层面也尝试使情感与理性相融合。而要借助卢梭的政治哲学思想来明晰情感与理性、情感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不了解卢梭其人及其作品所具有的，以及卢梭的思想与18世纪其他启蒙思想所具有的内在张力及一致性。事实上，无论卢梭如何努力试图为自己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以及思想上的统一性辩护，其经历和作品始终向世人呈现出明显的冲突感。cj有人认为，“在卢梭的思想中，既包含极端的个人主义，又包含极端的集体主义”；也有人指出，卢梭“有言行矛盾之处”，“他蔑视哲学家，但他又和哲学家交往，出入沙龙，写作戏剧”；还有人在分析卢梭著述时，发现其情感理念在预设与结论上产生明显的矛盾，因而指出“卢梭政治哲学的核心之处，同样出现了他在其他哲学家那里探索到的对自然法的不正当演绎”。ck可见，卢梭自称为“孤独的散步者”，而其他的启蒙思想家认为他“自作主张，脱离他们的‘启蒙大家庭’且到处招惹是非”，也是空穴来风、事必有因的。cl但18世纪启蒙运动本身就是一次同时高举理性和反对宗教专制的旗帜、表面自信团结而内部充满暗涌、歧见与张力的历史事件。这也是所有具有标志性意义历史事件的共同特征。而且，也恰恰是这种时而具有一致性、时而具有分歧性的矛盾特质，使得情感与理性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找到了融合的空间，也才成就了卢梭作为最能体现现代启蒙运动之“综合”特性的名副其实的代言人。cm

情感与理性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实现融合？卢梭培养爱国主义政治美德的政治思路，提供了一种解答的进路：理性使同情从一种本能冲动上升为一种“取决于我们自己”（up to us）的意志；理性又通过使同情的个人意志服从于同情的公共意志，形成了一种以同情为纽带的爱国主义政治美德。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意志对公意的服从，不是一种基于认可的服从，而是一种带有强迫性质的服从。卢梭强调，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公意之善，所以只能以强迫的方式来使每个人无条件地接受它。cn换言之，在卢梭的理论脉络中，理性地表达同情，理性与情感相融合，意味着要完全服从同情的公共意志。公共意志告诉人们：哪些才是同情的对象、哪些行为不值得人们同情，等等。公意本身就被界定为理性与情感结合的最完美结果，它是不容置疑的最高指示。不管人们同意与否，都应该听从。可见，公共意志不在人类一般理性能力的约束范畴之内。卢梭只主张使同情的个人意志理性化，而从来没有表示要使同情的公共意志理性化。因为在他看来，公共意志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绝对的理性。

显然，对情感与理性的融合，卢梭提供的这种解答进路对于现实政治生活而言是不充分的。公共意志不应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受任何约束的暴戾力量。要使同情与理性实现恰到好处的融合，必须把公共意志也纳入到理性政治规则的限定范畴内。这样，政治中的同情规则，便是一种基于政治共同体成员内心认可的、以天然情感与自由意志为纽带的理性共识，而不是某种强迫人们同意却难以被充分理解与体会的超验“真理”。基于此，对卢梭的同情论进行扩展研究便是十分必要的。

以同情超越理性，使同情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因素，这一主张的提出之所以可能，与情感在现代政治中地位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自古希腊的智者与学者们热衷于探讨“如何成为有德之人”、“如何有德地生活”这类话题以来，关于情感与理性对于德性的养成孰优孰劣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如果说在古希腊的第一次启蒙运动中，通过与情感进行理论较量，理性正式成为学科领域中的重要话题，那么到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理性观念已在争论中巩固了它在欧美学科体系中的权威地位。即便如此，情感论者们却从来没有打算在与理性主义者的论争中放弃他们的领地。事实上，启蒙情感论对后来欧洲政治格局的变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宣扬人类自然情感至上的卢梭，连同与其关系纠结的、以休谟和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情感论者，提出了以同情而不是理性作为人类智识与德性启蒙的基石。

卢梭政治哲学中以同情超越理性的主张，强化了同情固有的力量感。同情，是“我们在看见有知觉的生物尤其是我们的同类死亡或遭受痛苦时产生一种天然的厌恶之心”co。卢梭的“同情”具有浓郁的怀古色彩。一方面，它是在远古纯朴自然的原始人身上就已具备的“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虽然“不明显但很强烈”。cp另一方面，它体现了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的古代英雄主义情结，还延续了富有爱国爱同胞精神的马其顿遗风。这些都是卢梭所眷恋的古代精神特质。它们促使卢梭极力推崇回归自然的，淳朴的同情情感，而对以科学和进步为旗帜的现代启蒙理性怀抱审慎态度。这种怀古倾向，决定了卢梭不可能依照同时代休谟与斯密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路径来研究同情问题。无论是强调把理论建立在事实经验基础上的经验主义取向，还是对当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考量，都难以满足卢梭对远古生活的无限想象，并且对他释放英雄般的满腔热忱形成阻碍。因此，卢梭甘愿冒着成为启蒙大家庭弃儿的风险，抛开理性分析历史事实的方法，借助无比丰富的想象力另辟蹊径来探究人类同情心的起源，以求进行“了解自然的人的实验”。cq尽管卢梭并不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中强调同情之重要性的唯一之人，但其同情论常常被认为是冲击当时主流理性精神最有力的武器。

卢梭采用的是一种从起源来论证同情优于理性的进路。卢梭认为，现实社会无论是制度还是道德都已走向腐朽，也就意味着在经验层面已经难以找到一种足以借鉴的、能够妥当处理情感与政治问题的范本。因此，对于卢梭而言，像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那样注重从经验主义的层面来论证情感作为社会道德感的基础，是不充分的。而一味推崇以顺应于蜕化变质社会的实践理性来矫正情感的做法，就更不妥当。为了扭转启蒙运动的这种趋势，卢梭试图通过还原人在自然状态中非善非恶的品性特质，凸显自然人所具有的“先于理性”且作为一种自然而理智的本能的同情，来作为矫正实践理性、重塑人性、重建社会的起点。

卢梭关于情感及其功用的构想，是具有超验特质的，蕴含着遵循自然法则的超验理性。这也是他认为同情能够超越一般人类理性能力的重要原因所在。对卢梭而言，人类业已不能重返平和而天真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中的原始愚昧也使其难以成为人类发展的合宜目标。但理性在现实社会中的蜕变，却也使得人性与体制一并堕落腐坏，因而只有重建才是唯一的出路——“要根除社会管理机构的弊病所采取的最好的对策是：必须像莱格古士在斯巴达的做法那样，先清扫场地，清除一切旧的东西，然后才建设一座美好的大厦。”cr可见，自然法则的社会应用，是卢梭政治哲学的重要命题，也是贯穿其情感思想的一条主要脉络。卢梭以自然情感为出发点重塑的人性，兼具利己的理智与利他的同情，重建的社会则是一个兼具最高的自由与最大程度的团结的美德共和国。卢梭的意图显而易见。一方面，卢梭批判霍布斯把自然状态描述成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旨在反对建立一个强权专制的“利维坦”，并强调人民主权之于政治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卢梭试图矫正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过于强调个人权利而忽略对集体福祉的追求、过于主张宽容多元而忽略确立道德规范的理论观点。这样一来，一幅旨在体现个人自由、道德规范、完善制度与共同福祉之综合诉求的政治共同体蓝图，便在卢梭论述情感与政治的思想脉络中得以充分呈现。以同情为出发点所建立起的具有超验典范性的美德共和国，也充分体现了情感对于人类理性所具有的绝对优越性。

可见，卢梭在启蒙运动的对现代政治发展路向几乎要落定在经验理性的层面时，又突然对这一路向做出了扭转。取而代之的是，他试图在超验层面建立一种情感规则，以此为塑造一个理想的现代政治共同体奠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如此激进而富有想象力的卢梭称为“柏拉图主义者”了。更有人因此对卢梭进行强烈谴责，认为正是他对现代政治路向的扭转，导致了以暴易暴的法国大革命及其之后产生的“美德的恐怖”，并使得以同情为核心要素的革命情感弥散于现代政治当中，成为致使政治进程动荡不安的罪魁祸首。事实上，正如盖伊所说，“如果说卢梭的解答预示了一个不那么让人惬意的未来，带来了一些新的可能性和一些新的危险”，但其实“他的问题意识、他的旨趣、他的哲学风格大部分都是深深根植在启蒙运动的土壤里”。cs因此，让卢梭一人承担起所有的指责是不公平的。与其一直纠缠于卢梭是否为“美德的恐怖”的始作俑者，不如把焦点放在能够使卢梭成为启蒙运动中最具想象力而又未曾偏离启蒙大家庭之促进人类发展宗旨的独特思想家的各种思想闪光点上。启蒙运动的一锤定音者——康德，正是受到卢梭思想中这些闪光点的启发，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搭建起连结经验与超验、理性与情感、政治与道德之间的桥梁，充分呈现了启蒙思想的“综合”进路，为形成稳定优良的现代政治共同体订立了理念标准。

尽管卢梭的同情论对于“同情与理性如何融合”给出的解释难以自洽，但它作为将同情引入现代政治的典范，并试图大胆地以同情超越理性，却为现代政治中的情感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切入点。因此，卢梭同情论的理论意义不容小觑。一般研究倾向于认为，卢梭建构的只是同情的美德乌托邦，只是一种“依赖于个人的想象力、自我揭露与自我证明所阐发的理想理念”而已。ct而且，这个乌托邦的构想，还需要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后果负上直接责任。法国大革命的最终夭折，以及人们对其批判性地审视，使得原本具有政治典范性的卢梭同情论有所“贬值”。至此之后，情感的地位慢慢衰落，理性逐步占据了现代政治理念体系的核心位置。尤其当人类社会经历了由盲目狂热的革命情感所导致的各种革命运动之后，人们对“情感”更是敬而远之。即便是像叔本华，作为卢梭最忠实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现代门徒，不遗余力地宣扬同情作为道德情感的积极意义，仍旧难以改变人们的这种看法：现代政治应当由理性主导，而同情只能是一种宥限于心理学、伦理学、道德哲学等非政治学领域的学术话题。

不过，迂回的历史总能促使人们对当下政治生活进行重新审视。两次世界大战对现代政治体系造成的摧毁性冲击，使人们不得不依循阿伦特的思路，反思一种由现代政治中的理性因素所导致的“平庸的恶”。对情感与理性的同时质疑，并没有使人们丧失寻求政治正义的信心。人们意识到，既然情感与理性之间对峙关系在当代政治生活中造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何不尝试重新遵循启蒙思想的进路将两者结合，以实现突破呢？当代新斯多葛主义者如纳斯鲍姆、贝克尔等，就试图以情感来修正理性，从而使古代斯多葛主义理性与平等的思想能够适用于当代政治生活。cu虽然不能以此认定，卢梭以同情超越理性的政治哲学有了复兴的正当性与事实迹象，但至少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对待政治情感、发掘政治情感的向善特性，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话题。

本书提出在现代政治中建立起基于自由意志与理性共识的情感规则，强调养成一种规则化公共情感的重要性，从而对卢梭基于自由意志的同情论做出修正与补充，使其对于当代政治生活的积极意义得到更充分的呈现。这一问题的研究意义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得到体现。在理论层面，当今学术界中“情感科学”的兴起，使同情问题在过于突出技术手段与实验方法的现象中逐渐化约了其原本丰富的价值与内涵。与此同时，当代复兴了的美德伦理学对同情问题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同情作为一种美德，尤其是一种政治美德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引起广泛关注。研究作为政治美德的同情，能够从理论上弥补当代美德伦理学的纰漏，并以此纠正“情感科学”在对待同情问题时的化约主义倾向。在实践层面，同情作为人类的基本情感，它以对他人的心理状况与实际处境的感同身受，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对于政治生活而言，适度的、恰当的、合宜的同情，能够产生正面的影响、传递正义的政治价值；偏激、滥化的同情，则会扭曲政治生活中的价值观，导致对后果缺乏考虑的非理性政治行为，同情也沦为政客们用以为意识形态辩护、掩盖统治合法性缺失的操纵工具。因此，努力养成一种作为政治美德的同情，以传递正面的政治价值，并对政治生活发挥积极影响，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