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启蒙与情感——理性之争

在西方思想史的脉络中，发生过两次启蒙运动。一次是试图以理性的力量“超越神话”、建立起“非凡的哲学系统”，并通过诠释和解析使艰涩的哲学观念得以通俗化的古希腊罗马启蒙运动。另一次是承继了古希腊罗马的理性精神，使“古典主义、摆脱宗教信仰以及科学”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并致力于使“人类从自我设限的牢笼里挣脱出来”的18世纪欧美现代启蒙运动。c伴随着启蒙运动产生的情感与理性之争，也成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热门话题。启蒙运动虽然以理性为旗帜，但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因此忽略情感在启人心智、摆脱愚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像柏拉图就曾为“爱”(eros)这种激情辩护——主张这种情感本身就是一种美德。d亚里士多德则使情感走出个体心灵、意志的范畴，把它置于人类关系与政治生活当中，并进一步阐明它如何得以被培养成为有利于促进公共生活的公民德性。e由此可见，情感与政治之间具有悠远的古典渊源。

亚里士多德之后，对情感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随着古代城邦的没落而日渐衰微。在希腊化时期，斯多葛学派的兴起，更使得理性代替情感成为主导政治生活与人类行为的当然因素。斯多葛派哲学家表达了以冷静的理性来驾驭人类的野心与激情的愿望。他们认为，情感是非理性的。情感使人们变得盲目，使人们做出一些在冷静的时候不会去做的疯狂事情。f在这样的理论氛围中，情感逐渐远离公共政治，成为纯粹伦理学领域的话题。虽然到了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受宗教专制影响的情感，一度以畸形宗教情结的呈现方式在政教合一的公共生活中盛行，但后来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艺术革命的洗礼，加之马基雅维里通过对政治与道德进行严格区分，开启了近现代政治理论的大门，宗教道德情感的迷雾渐渐被理性及世俗化的力量所驱散。在17世纪唯理主义所制造出的理性光环下，又进一步反衬出情感所具有的似乎无法克服的弱点，从而使得情感在政治生活乃至人类发展愿景中始终处于一种不受重视的地位。然而，到了18世纪现代启蒙运动期间，原本情感与政治之间的疏离又呈现出了新的态势。这一阶段不断涌现出的情感主义论者与理性主义论者，推动着情感与理性之间的争论，愈演愈烈。

当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情感与理性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之时，产生了两大理论阵营：一个是以哈奇森、休谟、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以及法国的卢梭为代表的道德情感论阵营；另一个是以伏尔泰、达朗贝尔、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为代表，把启蒙理性（enlightened reason）视为最高权威的法国百科全书派。法国的理性主义者们以启蒙理性来批判宗教权威，并反对像博爱、同情这样的基督教式情感，认为它们“存在于一种非常无力的状态中”。g道德情感论者通过把道德赋予人类情感，来挑战启蒙理性的权威。他们指出，启蒙理性使人们因为怀疑一切而失去信念、放弃追寻真我，使整个社会因为精于计算而变得冷漠、缺乏道德与人性关怀。道德情感论者反对把理性作为道德判断的唯一依据，认为理性缺乏一种让普通民众人人皆能体会并付诸实践的普遍意义。在先于理性存在的两种天然情感动力——自爱与同情当中，道德情感论者把目光投向了具有道德化特质的同情。同情是一种不愿见到同胞遭受苦难的心理，是一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情感。天然的利他诉求使同情在人类的众多情感中首先具有道德的意义。于是，同情便成为情感论者批判启蒙理性并进行自我捍卫的最有力的武器。同情所具有的道德蕴涵，也使它具备了成为一种政治美德的资格。同情作为一种政治美德，意味着它是一种有助于人们过上好的政治生活的优秀品质。

可见，在18世纪，欧洲社会落定现代国家形态的诉求愈演愈烈，启蒙运动中的各个思想阵营都竭力为此提供理论良方，这也导致启蒙运动内部产生了极大的思想张力。但事实上，这样的张力并没有如外人看来那样足以将整个“启蒙大家庭”撕裂。“他们之间经常会意见不合与争吵”，但“他们自称是一个‘小团体’（petite troupe），他们拥有共同的忠诚和相近的世界观……这个原则始终如一，不会有所改变”。h启蒙思想家们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反对偏执迷信和教会专制；第二，以理性作为展现人类进步和国家社会发展的动力与目标。

在这两个方面，启蒙思想家各自的主张又有所区别。就反对迷信宗教专制而言，既有像伏尔泰和狄德罗等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致力于批判和谴责对理智的进步产生巨大障碍的、难以建立起道德和公正社会政治秩序的宗教力量；也有像卢梭以及受其深刻影响的歌德、康德等德国启蒙思想家，并不以瓦解宗教为目标，只是对传统宗教力量进行有保留的怀疑与批判，更试图从中汲取“最深刻的灵感”来生成一种“新信仰形式”，即“改造世界的确凿无疑的信仰”。i就以理性作为进步的动力与目标而言，一部分像达朗贝尔、孔狄亚克、休谟等启蒙思想家，致力于冲破17世纪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主义的影响，摈弃从先验的“确定性”命题出发的推论证明方法，主张以牛顿式经验哲学思维为准则，注重从经验的、现象的层面来运用、实践及发现理性；另一部分像卢梭、莱布尼茨、康德以及一些为宗教力量建立“先验基础”的启蒙思想家，并未放弃在超验层面中寻求先验之确定性的努力，从而试图把理性的真正蕴含最终确定在统一涵盖先验与经验的基础上。由此可见，启蒙运动的确具有“能够史无前例地把批评和创造的功能巧妙集合在一起，然后相互转化”的巨大魅力。j

正是借助启蒙运动极富批判性和创造性的理性力量，情感之于人类发展和公共政治生活的重要地位才得以重新凸显。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的感性认知已经隐约穿透神性的面纱开始复兴。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将理性分析的力量用于“数和量的王国”，而希望它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也有所作为。k如果说启蒙运动之初，人们还无法在理性的浪潮中确切把握情感的地位及作用，那么经由休谟在经验主义层面对情感作为道德感之基础的充分论证，再加上哈奇森、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启蒙情感论的一众前辈与后继者对情感问题的奠基与拓展，以情感启蒙，尤其是以道德情感启蒙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就已是确凿无疑。

道德情感论者与启蒙理性论者之间的争论，赋予了启蒙运动重要的政治理论意义。这种意义体现在：由马基雅维里建立起来的、将政治与道德严格区分开来的现代政治理论传统，在道德情感与启蒙理性的争论中得到修正。一方面，启蒙理性观念的提出，为现代政治理性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现代政治理性主义的脉络中，现代政治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规则政治，而不是道德化的人情政治。另一方面道德情感论者的自我辩护及其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又重新把道德引入现代政治理论的建构当中，以道德来为现代政治提供合法性辩护。

其中，做得最为出色的是法国的卢梭。他曾说过：“企图把政治和道德分开来研究的人，结果是两种东西一样也弄不明白的。”l当卢梭再迈进一步，使情感超越经验主义的论证，与“公意”融合在一起，上升至先验的普遍规律层面，情感在启蒙运动中的地位就有了质的飞跃。而且，卢梭的另一重大贡献在于，重新将情感引入了政治理论之中，使以情感为核心的道德成为人类政治社会建构不可忽略的关键要素。卢梭情感理论的重要性，恰如阿伦特所指出的那样——由卢梭引入政治理论，再由罗伯斯庇尔振聋发聩地带到集市上来的同情，是18世纪欧洲社会阶层共有的，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缔造者。m因此，如果我们要以现代启蒙运动为背景来研究情感与现代政治之关系，就不得不从卢梭入手。

在卢梭的思想脉络中，一切形式的政治诉求，都不可避免地要接受道德合法性的追问。理性的规则政治诉求也不例外。换言之，一种道德的政治规则，才是合法的政治规则。因此，在卢梭的理论中，所有的政治规则都应当是道德的，都必须是道德规则（moral rules）。道德规则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包含了利他的诉求。卢梭与曾经相处愉快、后来又不欢而散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一样，认为同情——这种关心他人内心感受与实际处境的情感，是人类道德的根源。因此，同情能够为政治规则提供合法性辩护。同情本身就可以作为政治中的一种道德规则，这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以同情为核心的现代情感规则的确立，意味着现代政治应当有一种同情的诉求，它主张人们应更多地考虑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困难处境与迫切需求。而且，这样的情感诉求应当成为人们处理各种政治关系的原则。遵循情感的道德规则，是人们实现美好政治生活的必要实践。在这种意义上，作为政治美德的情感与作为道德规则的情感实现了统一。

政治中的情感规则，对人们在政治中的意图做出限定，为人们在政治领域的公共行为提供规范。情感规则本身也蕴含着一种内在的限定。这种内在限定的目的是要回答以下问题：什么样的情感才能成为一种道德规则。或者说，要怎样表达情感才是在实践一种政治美德，才是遵循了情感的道德规则。理性，是为情感规则提供内在限定的依据。也就是说，在政治生活中，理性地对他人表达情感才是道德的，滥情不是一种道德。因此，只有合乎理智的道德情感才能成为一种政治美德，才能成为一种道德规则。在以同情为核心的道德情感规则中，情感与理性之间融合的必要性得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