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一、国外研究动态一览
作为一名非主流经济学家，明斯基的思想从未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重视，其著作也一直并不畅销。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明斯基如今却风靡一时，霎时从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人物变成关于如何解释金融危机和如何修复金融体系讨论中的关键人物。其著作顿时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获得金融市场从业者们（如对冲基金经理）的追捧。例如，明斯基的一本初版于1986年的代表作《稳定不稳定的经济》 （Minsky，1986a）近年在eBay网上的售价高达395美元，并且一直居高不下。4面对这种“井喷”的市场需求，美国麦格劳希尔公司（McGraw-Hill Companies）把握住了商机。2008年，该公司便立即重新出版了明斯基的两本代表作——《凯恩斯》 （Minsky，2008［1975］）和《稳定不稳定的经济》 （Minsky，2008［1986］），而且都邀请了研究明斯基的学者对原版做了修正，并添加了新的导言。而明斯基另外一本关于不稳定性和金融的论文集的代表作《“它”会再次发生吗？》 （Minsky，1982a），同年也由原出版公司——纽约夏普出版公司（M.E. Sharpe）重印发行（Minsky，2008［1982］）。另外，明斯基于1972年为美联储委员会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所撰写的研究报告《金融不稳定性再探：灾难经济学》 （Minsky，1972a），之后也由政府文献出版公司（BiblioGov）予以单独出版（Minsky，2012［1972］）。不仅明斯基的原版著作得到了再版或重印，其过去鲜为人知或未曾公开发表的论文最近也被公开或重新出版，例如：他有关贫困和就业理论的一些论文，在最近由他的学生加以整理，并以论文集的形式冠之以《终结贫困：工作而非福利》 （Minsky，2013）公开出版；他为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1987年5月举办的“银行结构与竞争”年会准备的关于“证券化”（securitization）的会议讨论稿（Minsky，1987），也由他的学生予以编辑和介绍，以利维经济研究所“政策简报”（policy note） （Minsky，2008［1987］）的形式公开出版；他1986年提交给由意大利佩鲁贾大学（University of Perugia）所主办的关于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的研讨会的论文手稿，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Minsky，2013［1986］）；而他于1985年发表的一篇回忆他在芝加哥大学求学的岁月的自传性文章（Minsky，1985a），则被再次出版（Minsky，2009［1985］）。此外，明斯基1954年的博士论文《诱导性投资与经济周期》 （Minsky，1954），早在危机前就已经由其同事编辑并公开出版（Minsky，2004［1954］）。
伴随着明斯基著述的再版和畅销，有关明斯基的词条、论文集和专著也纷纷面世。危机之前在主流的经济学辞典中基本上是找不到“海曼·明斯基”的词条的，无论是1987年第一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 （Eatwellet al.，1987），还是2008年新修正的第二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 （Durlauf et al.，2008）。而由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所编撰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名人录》虽然在第二版（Blaug，1986）和第三版（Blaug，1999）中收录了“明斯基”（Minsky，1986b），但在之后的第四版（Blaug and Vane，2003）中却又将其剔除。5常规的词条几乎只能在与凯恩斯相关的或非主流的经济学辞典中找到，如《凯恩斯经济学百科全书》 《凯恩斯以来的经济思想：主要经济学家简史和辞典》 《宏观经济学百科词典》 《劳特利奇经济学词典》 《异端经济学家传记辞典》。前四个由他人（Weinberg，1997；Beaud and Dostaler，1995；Snowdon and Vane，2002；Rutherford，2002）撰写，最后一个则是由明斯基（Minsky，2000）自己撰写。而危机之后，《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每季更新的在线版（online edition），特别收录了“明斯基危机”（Minsky Crisis）这一阐述明斯基主要贡献的词条（Wray，2011a）。一些经典的经济思想史教材（如Brue and Grant，2013），同样在其新版本中将明斯基列入进来，介绍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著名的英国DK出版公司近年出版的“人类的思想”百科丛书系列的《经济学百科》，更是将明斯基作为“金融危机”这个主题的代表人物，以类似词条的形式扼要介绍了明斯基的生平和思想（DK，2012，pp.296～301），并将明斯基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作为当代经济学（1970年至今）发展历程当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时间轴上共有16个重要节点）（DK，2012，pp.260～261）。事实上，关于明斯基主要贡献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这一词条，可以在许多经济学相关的辞典、手册和百科全书中找到（如Wray，2002；Rochon，2003），在危机之后更是几乎成为其中的必备条目（如：King，2013）。6而更为全面介绍明斯基的词条不仅可以在专业的词典中找到（如：Papadimitriou，2008；Kregel，2012；Cate，2013；Giroux，2013；Pressman，2014）7，而且还可以在学术论文（如Whalen，2008a）、数字报刊（如Mihm，2009）和博客（如Keen，2012a）上见到。《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如Magnus，2007a；Wolf，2007，2008）、《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 （如Lahart，2007）、《经济学家》 （如Economist，2009，2010，2011a，b）、《纽约客》 （New Yorker） （如：Cassidy，2008）和《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杂志》 （BBC News Magazine） （如Weldon，2014）等英美主流报刊，以及甚至前述的著名广播电台和纪录片，在危机之后几乎全都竞相介绍明斯基的思想。在论文集方面，早在明斯基生前就出版了一本讨论明斯基思想的论文集（Fazzari and Papadimitriou，1992），在其去世后又出版了两卷本的纪念文集（Bellofiore and Ferri，2001a，b）。而在这次危机之后，明斯基的研究热潮同样催生了一些新的论文集（Papadimitriou and Wray，2010；Tavasci and Toporowski，2010）的诞生，它们侧重于探讨明斯基思想在最近这场危机中的解读和应用。明斯基的洞见还激发着大量学者透过他的视野来研究货币、投资、经济周期、金融危机、经济演化和经济政策等诸多领域，由此也产生了大量明显带有明斯基印记的论文集（Dymski and Pollin，1994；Levy Economics Institute，2011，2012；Cristini et al.，2015）和专著（Kindleberger，2000；Nasica，2000；Keen，2001a；Pettis，2001；Kindleberger and Aliber，2005，2011；Soros，2008；Raines and Leathers，2008；Akerlof and Shiller，2009；Barbera，2009；Sheng，2009；Taylor，2010；Kaletsky，2010；Magnus，2010；Cassidy，2010；Quiggin，2010；Taleb，2010；Roubini and Mihm，2010；Buckley，2011；Keen，2011a；Krugman，2012a；Foster and McChesney，2012；Palley，2013a；Tymoigne and Wray，2013；Cullen，2014；Paulus，2014；Radonjić and Kokotović，2014；Hillen and Klussmann，2014；Turner，2012a，2016）。为了扩大和普及明斯基的理论受众范围，他的一个学生雷（Wray，2016）最近还专门写了一本介绍明斯基部分经济思想的通俗读物。
“明斯基危机”同样引发了对明斯基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作为一名孜孜不倦的学者，明斯基一生著述颇丰。除了以上提及的几本代表性专著外，他还写作了大量学术论文、财经媒体文章、政府研究报告和专业评论。于是在2010年，明斯基一生最后六年所在任职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建立了“明斯基档案”（Minsky Archive），将明斯基的文件分类存档，包括著作、论文、信件、笔记和其他收藏品，该档案如今已对那些深入研究明斯基思想的学者开放。并且，该研究所近年还在开展构建“明斯基数字档案”（Minsky Digital Archive）的项目，以将其档案数字化。虽然该项目至今尚未完成，但明斯基主要的论文和笔记目前均已扫描，并发布在巴德数字图书馆（Bard Digital Commons）上。这些电子文件涵盖明斯基1944年到1996年期间写就的400余篇文献，均可以在数字图书馆上下载。而从其他途径我们还搜集到明斯基与其他学者（主要是同事）合著的几篇文献，以及最近由学者编辑发表的明斯基过去的手稿。这些主要由学术论文构成的文献与其著作一起，成为本书研究明斯基思想的主要“原料”。
在搬到利维研究所工作之后，明斯基利用其在华尔街的人脉创立了一个名为“金融体系的重建”（Re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System）的长期研究项目，该项目创办了“明斯基年会”（Annual Hyman P. Minsky Conference）。该会议由利维经济研究所主办、福特基金（Ford Foundation）赞助，于每年四月召开，讨论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状况。自1991年举办第一届以来，该会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25届。8而在这次危机之后，该会吸引了愈来愈多的知名学者、金融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参加，致力于探讨明斯基视角下的金融改革、就业保障和消除贫困等议题。该会议的音频和文档资料均在网上发布，可以为研究明斯基思想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为了响应学界对明斯基日益高涨的研究兴趣，利维研究所还从2010年开始在每年6月份举办“明斯基夏季研讨会”（Hyman P. Minsky Summer Seminar），为深入探讨明斯基的理论和政策议题提供平台，旨在寻求应对当前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良策。该研讨会由为期一周多的暑期课程（Summer School）组成，向全球免费招收一定数量的研究生或学者，邀请一些知名的致力于明斯基研究和拓展工作的经济学家做报告并开展讨论。为了利用这个平台，本书作者曾通过申请，于2013年6月14日赴利维研究所参加了第四届为期九天的“明斯基夏季研讨会”，期间与来自20多个国家的50多名研究生和20余名经济学家就明斯基的话题积极展开交流讨论，受益良多。这段宝贵的经历无疑为本研究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加丰富的“养分”。
以上这些有关明斯基“基础设施”的辛勤投入推动了明斯基研究工作的蓬勃发展。在明斯基生前，甚至于在其去世之后，其研究基本上是被主流所忽视的，主要的“知音”是非主流的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他们大多着眼于以明斯基理论为基础来构建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另外，明斯基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和利维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同事，以及意大利贝加莫大学以其名字命名的经济系（Hyman P. Minsk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t University of Bergamo）及其他学校的一批学者，也一直从事着有关明斯基的研究工作。9而在“明斯基时刻”降临之后，这种“冷落”的局面霎时得到了改变。以明斯基为荣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和研究明斯基的同事们顿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他们加强了对明斯基的研究、阐发和拓展工作，上述提及的有关明斯基档案的建立、著作的出版、词条的编撰，以及会议的筹办等均与他们密切相关。可以说，他们成为明斯基思想研究的主要群体，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杨·克里格尔（Jan Kregel）、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兰德尔·雷（Randall Wray）、斯蒂夫·基恩（Steve Keen）、马克·拉沃（Marc Lavoie）和詹姆斯·加尔布雷思（James K.Galbraith）等；利维经济研究所的同事迪米特里·帕帕季米特里欧（Dimitri Papadimitriou）、查尔斯·维纶（Charles Whalen）、埃里克·梯穆瓦涅（Eric Tymoigne）等；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同事斯蒂芬·法扎里（Steven Fazzari）等；意大利贝加莫大学海曼·明斯基经济系的里卡多·贝罗菲奥雷（Ricardo Bellofiore）、皮埃罗·费里（Piero Ferri）等；意大利其他大学的多迈尼科·德利·盖迪（Domenico Delli Gatti）和默瑞·加里盖蒂（Mauro Gallegati）等。10然而，在这场危机之后，这股明斯基研究热潮不再仅限于这些老群体，而是蔓延至整个学术界，引发了主流和其他非主流经济学同仁的关注和重视。就主流经济学而言，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ism）的保罗·克鲁格曼和布拉德福德·德隆（Brad DeLong）不仅公开向明斯基致敬，还积极将明斯基的观点融入自己的宏观经济模型。而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学者［如邓肯·弗利（Duncan Foley）］和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学者［如大卫·普雷契特科（David Prychitko）］也纷纷研究明斯基的思想，并试图将他们各自的思想同明斯基的洞见进行比较和综合。此外，这股思潮还跨越学术界，在财经媒体和金融市场引发强烈反响。《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华尔街日报》的贾斯汀·拉哈特（Justin Lahart）和《纽约客》的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这些著名财经记者纷纷学习和引述明斯基的思想；美国国际纺织集团（ITG）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巴伯拉（Robert Barbera）、瑞银（UBS）高级经济顾问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和前美国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总裁兼经济学家保罗·麦卡利（Paul McCulley）这些顶级从业者和分析员也纷纷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先见之明归功于对明斯基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群体的研究工作催生了大量有关明斯基的研究文献，从而为本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和借鉴。
二、国内翻译引介概述
早在20世纪80年代，明斯基的一篇关于放松管制的全球性后果的论文（Minsky，1986c）次年便在国内得到摘译发表（明斯基，1987）。而在最近这次“大衰退”之后，“明斯基时刻”也降临国内，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翻译和引介热潮。自2008年美国麦格劳希尔公司再版明斯基的两本名著之后，国内清华大学出版社随即便在2009年、2010年先后组织翻译并出版了这两本著作——《凯恩斯〈通论〉新释》 （明斯基，2009）和《稳定不稳定的经济》 （明斯基，2010）11。12并且，《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一书由明斯基的同事和学生迪米特里·帕帕迪米特里欧（Dimitri Papadimitriou）和蓝道尔·瓦莱（Randall Wray）所做的新版导言也由清华大学的赵准翻译，冠之以《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与明斯基的复兴》 （帕帕迪米特里欧、瓦莱，2011）单独发表。之后她还翻译发表了明斯基（Minsky，1983a）一篇写于1983年的有关20世纪70年代滞胀经济看法的论文——《金融脆弱性中的政策陷阱》 （明斯基，2013）。
除了明斯基本人的著作和论文获得翻译出版外，国外一些研究明斯基思想的学术论文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兴趣，相继被翻译发表。早在2005年，《国外社会科学文摘》便刊登了一篇有关明斯基对减少和消除贫困问题独特见解的译文（贝尔、雷，2005），原文是由明斯基的学生在发现了明斯基一些未公开的文件之后，对美国林登·约翰逊总统40年来的“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计划所进行的检验和反思，这些关于贫困和就业的未公开文件正是上文提及的最近公开出版的论文集《终结贫困：工作而非福利》。危机之后，更多有关明斯基研究的论文译文得以发表，包括明斯基经济思想的总体介绍（韦尔登，2014）、全球金融危机的明斯基和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解读与比较（拉斯姆斯，2008，2011，2012；伊万诺娃，2013，2014；布莱克沃特，2013；福斯特、麦克切斯尼，2010；福斯特，2014；贝福雷、哈利维，2014）、“明斯基时刻”的讨论（贝罗菲奥雷、哈利维，2009；贝拉弗尔、哈里维，2009；麦克库雷，2009）、明斯基投资的金融理论的阐述（雷、梯默金，2009）、明斯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的应用或借鉴（贝泽默，2012；帕尔玛，2013）以及明斯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解释力的评述（帕利，2010a，2010b）。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如上文提及的国外一些从明斯基视角出发撰写的畅销类专著也在危机前后纷纷获得翻译和出版，其中最为出名要数著名经济史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的经典著作《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作为知名的明斯基信奉者，金德尔伯格这本著作很大程度上是对明斯基理论在经济史方面的论证和应用。该书第四版（金德尔伯格，2007）在危机前就已经获得翻译，而第五、六版（金德尔伯格、阿利伯，2011，2014）则在危机之后先后得以翻译出版。而另一位明斯基的著名追随者——预测到最近这场金融危机的著名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斯蒂夫·基恩（Steve Keen）的成名作《经济学辨析：社会科学的一袭皇帝新衣》 （基恩，2007），同样也在危机爆发前便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尽管该书并不为人所熟知，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明斯基思想的推崇和阐释，这在其危机之后的修正版本（Keen，2011a）当中体现得更加明显，该版本在危机之后也同样得到翻译出版（基恩，2014）。而相对鲜为人知的明斯基的另外一位阐释者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则致力于将明斯基的洞见应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其世纪之交出版的产生广泛影响的专著《风险变压器：新兴经济体及其面临的金融崩溃的威胁》 （Pettis，2001），之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相应的修正，讨论中国可能面临的金融危机风险。该修正版本被冠之以《中国经济存在软肋吗》 （佩蒂斯，2003）翻译出版。除此之外，具有代表性的最新译著还包括：华尔街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伯拉（Robert Barbera）的《资本主义的代价》 （巴伯拉，2010）、著名财经作家约翰·卡西迪的《市场是怎么失败的》 （卡西迪，201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现在终结萧条》 （克鲁格曼，2012）、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合著的《动物精神》 （阿克洛夫、希勒，2009）、瑞银投资银行高级经济顾问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的《谁搅动了世界》 （马格纳斯，2012）、末日博士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的《末日博士鲁比尼的金融预言》 （鲁比尼、米姆，2010）、著名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约翰·奎金（John Quiggin）的《僵尸经济学》 （奎金，2012）、著名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 （索罗斯，2009）、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Andrew Sheng）的《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沈联涛，2009）、著名英国记者和编辑阿纳托莱·卡列茨基（Anatole Kaletsky）的《资本主义4.0：一种新经济的诞生》（卡列茨基，2011）、著名商业思想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塔勒布，2011）、金融从业者和金融学教授阿德利安·巴克莱（Adrian Buckley）的《金融危机：成因、背景与后果》 （巴克莱，2013）以及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的《危机后的经济学：目标和手段》 （特纳，2014）和《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 （特纳，2016）等。他们要么在书中大篇幅引用了明斯基的观点，要么则明显带有明斯基思想的印记。13而明斯基的学生兰德尔·雷（Randall Wray）最近出版的关于明斯基的通俗读物《下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明斯基与金融不稳定》 （雷，2016），同年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而国内有关明斯基的引介工作也同样方兴未艾。同国外一样，《财经》 《新世纪周刊》 《金融时报》 《经济参考报》 《中国证券报》 《第一财经日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等财经媒体和报刊，在危机之后也纷纷介绍和评述明斯基的思想，包括对明斯基思想的总体介绍（沈联涛，2011）、对明斯基经济政策的概述（吴晓灵，2011）、对明斯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的解读（周健工，2007），以及对“明斯基时刻”降临中国可能性的讨论（戴险峰，2011；吴志国、宋鹏程，2013；张博，2013；宋鹏程，2014a；姚余栋等，2014；徐绍峰，2014；沈建光，2014；高杉，2014；金辉，2014；李黎力、张红梅，2014a）等等。此外，国内的一些政策制定者们也积极学习和引述明斯基的思想，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11年12月15日在“《财经》年会2012：预测与战略”做主旨发言时，便援引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和“明斯基时刻”来质疑有效市场假说，强调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性。而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央银行”在2010年2月初特别出版了《全球金融危机专辑》一书，但不到1个月付印的650本便已告罄。鉴于明斯基在“大衰退”之后的影响力，3月该行在该书的增订版中，特增列了“后金融海啸之重要思维：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专章（李荣谦，2010）。
就学术研究而言，已有的历历可数的学术论文也基本上从事的是明斯基思想的简单介绍或应用工作。具体主题包括：第一，明斯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的述评（李平，1989；骆玉鼎，1998；王东风、汪德军，2007；陈亮，2010；汪新波、李雪，2012）；第二，明斯基金融危机模型的解读和应用（瞿强，2004；王漪珺，2008；王东风、张荔，2010；李黎力、张红梅，2013）；第三，明斯基理论同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比较（金俐，2005；汪新波、李雪，2013）；第四，明斯基与马克思的简要比较和综合（余治国，2010；王璐，2011；刘丽，2012；夏蕾，2013；徐则荣、张一飞，2014）；第五，“明斯基时刻”的考辨及其降临中国的可能性的争论（李黎力，2013；宋鹏程，2014b；陈博闻，2014等）14；第六，明斯基就业理论的介绍和应用（线文、刘新华，2011）。
同国外卷帙浩繁的研究文献相比，以上国内这些翻译和引介工作可谓是“冰山一角”，然而这些“稀缺的”文献却同样为本书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三、国内外研究文献评述
在追踪了国内外有关明斯基的研究工作动态之后，下面我们对这些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扼要梳理和评述，以为本书研究提供思路以及着眼点和切入点。15
1.明斯基总体思想的综述
在本书研究之前，我们可以从一些悉心研究明斯基思想的同事和学生所撰写的纪念论文和词条中较为全面地把握明斯基一生中的思想轨迹和理论要素。法扎里（Fazzari，1992）和帕帕季米特里欧（Papadimitriou，1992）通过回忆同明斯基的日常对话和讨论，勾画了明斯基的一些基本立场和观点，包括对金融的重视、对经济政策的热心以及对自身“金融凯恩斯主义”（Financial Keynesianism）的定位。戴姆斯基和波林（Dymski and Pollin，1992；Dymski，1997；Pollin，1997）着眼于概述在他们看来明斯基一贯所持有的总体原则——“华尔街范式”（Wall Street paradigm），该范式正是明斯基理论与主流标准的经济理论模型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引导着明斯基致力于探讨有关凯恩斯的“金融”诠释、投资理论和内生的不稳定性、货币的内生性，以及当代经济政策。16帕帕季米特里欧和雷（Papadimitriou and Wray，1998）侧重于考察明斯基最后6年在利维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贡献，主要涉及他对资本主义动态演化和多样性以及相应政策的重新调整的研究，凸显了明斯基对制度特定性和动态性的关注。梅林（Mehrling，1999）从明斯基的美国制度主义和进步主义传统出发，较为全面但却松散地展示了明斯基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其对明斯基文献的走马观花式的梳理为我们进一步的归纳和挖掘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而梯穆瓦涅（Tymoigne，2006a）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识别出明斯基理论框架中所包含的12个正确理解明斯基理论动态所必需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为本书理解和捕捉明斯基的理论图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除此之外，一些关于明斯基的纪念短文（Papadimitriou and Wray，1997）和词条（Weinberg，1997；Beaud and Dostaler，1995；Snowdon and Vane，2002；Papadimitriou，2008；Wray，2011a；Kregel，2012；Cate，2013；Giroux，2013；Pressman，2014），均简要回顾和概述了明斯基的学术历程和主要贡献。简而言之，这些类似明斯基思想综述性的文献为本书研究提供了“对口性”支持，然而由于它们基本缺乏内在一致性逻辑框架而使明斯基的思想依然散落在各种文献中，正如明斯基所钟爱引用的叶芝（W.B.Yeats）的一句诗所描述的，“一切都散架了，中心也将不复存在”17。
2.“明斯基时刻”或“明斯基危机”的争论
最近这场“大衰退”所引发的“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和“明斯基危机”（Minsky Crisis 或 Minsky Meltdown）的讨论，为我们正确地理解明斯基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契机和出发点。通常认为，“明斯基时刻”这一术语归功于美国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经济学家保罗·麦卡利（Paul McCulley），据说他在1998年时曾发明该术语来描述当时俄罗斯的债务危机。该术语在这次危机之后顿时成为标语，得到诸如瑞银（UBS）高级经济顾问乔治·马格纳斯（Magnus，2007a，2007b）这样的顶级从业者和分析员，诸如《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Wolf，2007，2008）、《华尔街日报》的贾斯汀·拉哈特（Lahart，2007）和《纽约客》的约翰·卡西迪（Cassidy，2008）这样的著名财经记者，以及一些知名学者（如Whalen，2008b；Wray，2008；Krugman，2009；沈联涛，2011；戴险峰，2011等）的采用。而“明斯基危机”这一术语则源自1985年《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模型化论文（Taylor and O’Connell，1985）的标题，后来也得到一些学者的采用（如Gatti and Gallegati，1988；Kregel，1998；Yellen，2009；Chow and Foster，2010；Wray，2011a）。然而，尽管该术语出现更早，并具有与“明斯基时刻”同样的含义，但却不如后者那么流行。虽然这两个术语在“大衰退”之后均作为标语在金融媒体、时事评论和学术出版物当中广泛传播，但在最近却都引发了有关明斯基思想理论上和实证上的争论。理论上，一些学者在承认这次危机属于明斯基所预见的“明斯基时刻”的前提之上，认为“明斯基时刻”这一术语贬低甚至歪曲了明斯基的核心思想（Kaufman，2008）。无论被解读为“危机拐点”还是“危机过程或阶段”，“明斯基时刻”都背离了明斯基毕生所致力于研究的内生不稳定动态，而令明斯基的深邃洞见依然游离于主流思想之外（Nesvetailova，2010；Whalen，2010；李黎力，2013）。在明斯基看来，经济体尤其是金融体系从“稳健”向“脆弱”的转变，是在一段非常长的时间跨度内发生的，事实上，它在整个战后时期缓慢地进行着，因此我们不应该称之为“明斯基时刻”，而应该称之为“明斯基半个世纪”（Minsky Half-Century） （Wray，2012a）、“明斯基时代”（Minsky Era） （Flanders，2015）或“明斯基动态”（Minsky Dynamics） （李黎力，2013；李黎力、张红梅，2014a）。而在实证上，该术语则引发了关于这次危机是否是明斯基所描述的明斯基时刻或危机的争论，许多学者分别从各自对明斯基思想的理解来验证它们是否真正降临。贝卢尔（Behlul，2011）对美国1998～2008年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数据的统计研究发现，它们并没有出现杠杆率的逐步上升，也没有显现出风险偏好的加剧，因而并不能证实“明斯基时刻”的到来。后凯恩斯主义的两位主要代表克莱格尔（Kregel，2008a）和戴维森（Davidson，2008）同样认为，当前这场美国次贷危机虽然涉及庞氏融资和安全边际的下降，但这些条件并非来自内生进程，也就是说，并没有出现由对冲型融资走向投机型和庞氏融资的内生演变过程，因而并不符合明斯基时刻的“必要前提”。相反，此次次贷危机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是新的金融体系内部基于风险低估和错误定价的安全边际本身不足的结果。然而，反对者则声称，明斯基所描述的动态的确是存在的，但在不同的地方他所设想的技术集合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明斯基时刻”已经回归，只是我们需要将该时刻置于当前金融化的“新资本主义”的情境中去解读，把目光转向家庭和金融中介（Bellofiore and Halevi，2011a；Henry，2009）。在经验上，乔和福斯特（Chow and Foster，2010）利用美国和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资金流量和国民收入账户数据，对非金融企业部门、家庭和商业银行的综合考察发现，金融脆弱性明显存在，因而“明斯基时刻”得到证实。18事实上，关于“明斯基时刻”（或明斯基危机）的这种争论早在危机发生前就已存在，只不过那时是对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然而同最近的研究一样，计量和统计研究均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19除了这种术语本身的争论之外，它们还被解读为资产价值崩溃、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时刻而被应用于经济的预测，由此同样产生了许多分歧。例如危机之后在我国一直上演着关于中国是否将迎来“明斯基时刻”的争论：争论分歧主要围绕中国现今是否已经处于投机型融资乃至庞氏融资阶段，以及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防止明斯基时刻爆发这两个方面。但在这些方面，要么由于争论双方缺乏确凿的证据，要么因为他们均存在合理性，因而无法对中国的明斯基时刻是否会到来做出预判（具体请参见张红梅、李黎力，2015）。显然，这些争论和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均源自对明斯基思想的不同理解和诠释，而这些截然不同的诠释不仅会造成明斯基思想理解上的困惑，还可能会歪曲和误读明斯基的本意。本研究故而试图以这些争论为出发点，力求从文本上去重建和还原明斯基的本意。
3.明斯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的诠释
上述有关“明斯基时刻（危机）”的争论，引发了对明斯基主要贡献的热烈讨论，即对“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本节下文简称FIH）或“金融脆弱性假说”（本节下文简称FFH）的研究。这类研究文献比较繁杂，除了一些类似词条的总体性阐释外（Wray，2002；Rochon，2003；Tymoigne，2006b；King，2013；Kregel，2013），其他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探讨。第一个方面是关于FIH或FFH的大量模型化构建工作，具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泰勒和奥康奈尔（Taylor and O’Connell，1985）所开创的传统的可直接求解分析的总量解析模型，该模型基于“经济财富宏观总量上决定”以及“公司债务和货币具有较高替代性”两个假设，分析了预期利润的下降导致财富缩水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增强，由此带来的利率上升进一步使预期利润恶化，债务通缩因而可能随之爆发。之后许多学者在其基础之上进行了拓展和修正：如增加劳动成本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来分析通货膨胀的产生（Downe，1987），增加财政赤字来分析政策的稳定性作用（Nasica and Raybaut，2005），增加家庭债务积累（Palley，1994）或收入分配（Jarsulic，1988）来分析经济周期，主要依据内生利率（Charles，2008）或外生利率（Hannsgen，2005）来分析内生金融脆弱性的产生和相关的政策涵义等。第二类则是比较复杂的需要数值模拟来展示的数值模型，它们有基于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SFC）框架的20（Santos，2005；Tymoigne，2006c；Fazzari et al.，2008；Passarella，2011a；Keen，1995，2013；Ryoo，2013a，b，2016），有建立在基于行为人模型（ABM）基础之上的（Assenza et al.，2010；Chiarella and Guilmi，2013；Solomon and Golo，2013；Golo et al.，2016）21，也有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框架的（Eggertsson and Krugman，2012）。这些多元化的模型分别着眼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当中的不同要素，从不同角度构建模型来模拟现实经济的某一或某些方面。而最后一类则是利用其他分析工具来探讨该假说，包括构建博弈论模型来分析金融脆弱性（Weise and Kraft，1981）和在会计核算框架当中来解读FIH（Biondi，2013）等。这些关于FIH的大量建模工作对于明斯基思想的形式化和正式化意义重大，尤其是考虑到在当今主流经济学界，能否进行精确的模型化表述往往被视为经济思想是否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的衡量标准。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建模均建立在一些基本假设的基础之上，将他们各自眼中明斯基FIH的基本要素抽象出来，从而不得不抛弃其他要素。这些被抛弃的要素有些是模型框架本身无法兼容或根本无法表述的，但却可能是明斯基理论当中必不可少的。换言之，这些建模工作可能会为了建模而使明斯基的理论“削足适履”，如此一来便歪曲了或者至少是没有如实地全面反映明斯基的思想。例如，基恩（Keen，2012b）就曾批评克鲁格曼，认为他们的债务通缩动态模型（Eggertsson and Krugman，2012）忽略了银行，因而也就无法理解货币的内生创造机制，而这二者却在明斯基动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2而克鲁格曼的回应却是：“我对有关明斯基真正意思——以及类似的，凯恩斯真正含义的讨论的基本反应是，我不在乎。”（Krugman，2012b）23可见，这些形式化模型很有可能是背离明斯基的原意的。而本书作为一项思想史研究，其初衷则在于如实地呈现明斯基的本意，因而本书在重建明斯基的思想时，仅仅会将这些模型作为审慎的参考。
第二个方面涉及对FIH的批评，它们基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理论上，主要的批评涉及两类：第一类是对该假说作用机制的批评。该机制被解读为金融不稳定性源自经济扩张期间债务—利润比（或杠杆比率）的上升，即债务的顺周期性，但明斯基所运用的卡莱茨基利润方程（Kalecki’s profit equation）却不能解释这一机制。因为在宏观层面，债务比率的上升会使投资量增加，而根据利润方程，这会带来更多的总利润以及更强的债务偿付能力，故而不会滋生金融不稳定性，除非假设留存利润比投资增长得慢，否则债务比率并不会上升（Lavoie and Seccareccia，2001；Toporowski，2008；Bellofiore et al.，2010；Passarella，2012；Caverzasi，2013）。这种典型的批评又被称为基于“债务悖论”（paradox of debt）而对FIH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之间缺乏内在一致性的批评（参见Ryoo，2013a）。其他一些学者则把这种债务比率的上升归咎于经济主体的非理性行为，因而该假说的作用机制依赖于未经证实的假设，更多的是社会心理层面的产物，而不是经济层面的产物，故而不具有可信性（Bernanke，1983；Prychitko，2010；金，2016，第310页）。第二类则是对该假说所描述的图景的缺陷或其解释力的批评。明斯基所采用的“华尔街范式”将“金融关系和现金流网络”置于研究的中心，认为不稳定性来自金融领域，因而对第二位的“生产和分配机制”缺乏考察。但这不仅同样重要，而且直接影响其图景中的融资、不稳定性和危机这些核心问题，因此该假说无法解释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之间的互动，因而也就无法充分解释金融化的发展以及不稳定性和危机的产生（Dymski and Polin，1992；Rasmus，2008；Palley，2010；Foster and McChesney，2010）。这两类批评有些具有合理性，有些则是对该假说的误读或片面化理解，因此需要我们来廓清和重建。而在实证方面，一些研究基于计量和统计分析批评FIH缺乏经验证据支撑。这些研究基本上旨在验证企业部门是否存在债务的顺周期性，例如伊森伯格（Isenberg，1988，1994）运用美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企业部门的数据得出，除了大型企业之外，并未发现任何普遍的金融脆弱化趋势24；拉沃和塞加雷西亚（Lavoie and Seccareccia，2001）对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总杠杆率（债务—权益比）与实际产出增长的计量检验发现，在1962～1998年期间并没有显示出顺周期性的债务比率的趋向；狄更斯（Dickens，1999）在研究美国1966年危机的过程中也同样未发现企业债务负担的上升。然而，另外有些实证研究却证实了该假说，他们（如Wolfson，1986；Davis，1995；Chow and Foster，2010；Mulligan，2013）要么发现企业部门的确存在债务顺周期性趋势，要么综合考察非金融企业部门、家庭和商业银行发现金融脆弱性的确存在。也就是说，同有关“明斯基时刻”的经验检验一样，已有的计量和统计研究均未能给出有关FIH是否成立的确切答案。这一方面在于研究所基于的样本有所区别，另一方面则来自对假说的解读存在差异，例如对金融不稳定性的来源的理解。明斯基是否将企业部门视为是不稳定性的核心乃至唯一来源呢？又如对金融不稳定性的衡量，明斯基是否视杠杆比率或债务比率为衡量不稳定性或脆弱性的唯一标准呢？这同样需要我们基于明斯基文本研究，还原该假说的原意。因此，这些批评为本书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入点。本研究将着重从这些批评出发，对明斯基的FIH展开审慎考察，注重该假说的核心机制，同时挖掘该假说的外延特征。
该研究的第三个方面是对FIH的修正和拓展，它们可以按照主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该假说在时间维度上的修正。明斯基的FIH是在20世纪60、70年代提出来的，主要考察的是企业部门的投资在引发金融脆弱性中的作用，然而在当今所谓“金融化”的“新资本主义”的情境下，不稳定性却更多来自家庭部门，总需求中的核心要素不再是私人投资或公共开支，而是变为私人消费；债务或杠杆率的增加正是发生在家庭的私人消费领域，因此该假说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正，穿上“新装”（Bellofiore et al.，2010）。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银行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所谓的“放款加转销”（originate-and-distribute）的体系中，银行不再像过去那样承担信贷风险，而是向那些过去被排斥在外的家庭发放掠夺性贷款，然后把这些贷款证券化来获利（Dymski，2010a）。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角色在金融自由化后更加凸显，风险资本主义方兴未艾（Rima，2002），FIH所描述的资产价格和信贷供给之间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得到了加强，但这种机制的本质却发生了改变：资产价格的上涨不是通过风险防范的降低，而是依靠金融机构资本化水平的提升来扩大信贷供给（Ertürk and Özgür，2009）。这些均意味着构成该假说核心的投资的金融理论需要加以修正，以应对近30年来资产定价和银行部门的演化（Wray and Tymoigne，2009）。第二类是对该假说在空间维度上的拓展。明斯基的FIH是基于一国国内经济提出来的，格雷（Gray and Gray，1994）和沃尔夫森（Wolfson，2002）于是将该假说拓展到全球经济背景之下进行考察，认为国际范围内资金的自由流动、利率的投机，以及汇率的波动会加剧金融脆弱性的产生。戴姆斯基（Dymski，2010b）同样将其纳入一个开放的经济框架中，将其“空间化”，侧重于考察资本跨境流动失衡对资产泡沫和金融周期的影响。而加尔布雷思和萨斯特雷（Galbraith and Sastre，2010）则将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拓展至国际关系领域，借鉴明斯基提出的三种融资类型，把国家同企业类比，从而勾勒出一个描述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互动的分析框架，它可以用来解释国际关系的周期性变化以及脆弱性走向。第三类是对该假说所包含的要素进行修正和拓展。韦尔切利（Vercelli，2010，2011）对明斯基的著名融资分类法（对冲型、投机型和庞氏型融资）做了修正和完善，采用的新方法能够连续地度量经济主体的财务状况。伯格（Berg，2012）类比金融市场，考察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对科学知识和人类文化所带来的偏向性影响。如同过度乐观的金融市场一样，错误的科学范式和文化信念的持续存在也会产生金融危机。米洛斯基（Mirowski，2010）利用“计算复杂性”（computational complexity）这个技术概念勾勒出一个走向“内在缺陷”（inherent vice）的市场制度，这种固有的内生的发展并不能通过传统的保险或风险模型来驯服，从而为明斯基的FFH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微观基础。古兹曼和豪伊特（Guzman and Howitt，2015）从预期角度讨论了FIH，认为该假说与充分信息的理性预期不相容，而与考虑到学习效应的动态预期相容。查尔斯（Charles，2016）在一个高度简化的宏观经济模型中考察明斯基FIH的有效性，发现一旦考虑到股东在净利润分配中所带来的企业留存率的下降，那么便可以强化该假说的有效性。李黎力、张红梅（2013）基于明斯基的FIH这一偏差放大机制，提出并论证了“明斯基金融泡沫研究传统”，这种杰出而悠久的研究传统沿着凯恩斯、明斯基、金德尔伯格、加尔布雷思和希勒的研究思路不断继承和发展，从经济体系内部去探求引致泡沫产生和破灭交替循环的周期性动态。以上这些修正和拓展对于明斯基假说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修正和拓展有些是本身就内含于明斯基的思想当中的，只是未给予足够的强调，或者来不及进行整理；而另一些拓展事实上多半是与明斯基的核心思想不相关的，如此一来可能会模糊明斯基本来所要表达的意旨。研究明斯基的文献可以发现，其假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提出，之后他一直致力于该假说的发展和完善。因而本研究试图从其零零散散的文献中对这种假说进行整理，侧重于从总体上对其核心思想框架进行表述，从而廓清该假说所包含的必要要素和外延要素。
该研究的最后一个方面则是对FIH的应用，具体也可以根据主题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该假说的政策性研究。为了缓解脆弱性，明斯基提出了系统性的政策制度安排，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和就业政策（Auerback et al.，2010；Merrill，2014；Vasconcelos，2014；Yanamandra，2014；吴晓灵，2011）。这种“大政府”并非采取微调者的形式，也不是采取大规模政府控制的形式，而是扮演一种规划者的角色，同私人部门相互补充、相互作用（Tymoigne，2010）。具体而言，巴伯拉和魏瑟（Barbera and Weise，2010）利用明斯基的理论对泰勒规则进行了修正，构建了所谓的明斯基/威克塞尔修正的泰勒规则（MWMTR），该修正后的规则符合明斯基理论，能够更好地为货币政策提供依据。耶伦（Yellen，2009）和特罗佩亚诺（Tropeano，2010）应用明斯基假说来评价央行货币政策，认为其洞见有助于理解美联储在防止危机爆发方面的失败以及在减轻危机所带来的危害方面的相对成功。由于根据FIH，不稳定性和风险内生于宏观经济体系当中，而不是仅仅源自市场微观机制的缺陷，因而还有许多学者（Turner，2012a，b；Esen and Binatlı，2012）从明斯基FIH出发，探讨了宏观审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和监管的理论框架。25第二类是利用明斯基的FIH对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运行进行解读和诠释，最典型的是明斯基的追随者——著名经济史家金德尔伯格。他认为明斯基模型（Minsky model）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具有很大说服力，于是将该模型诠释为包含金融泡沫产生和破灭的一系列阶段的描述性模型，对历史上的金融危机进行解读（Kindleberger，2000）。而近些年依然有大量文献从明斯基的角度对危机和不稳定性进行解释，包括对20世纪末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典型明斯基式的解读（Kregel，1998；Saqib，2001；王东风、张荔，2010），对最近美国这次次贷危机（Wray，2008；Kregel，2008b；Desmedt et al.，2010；Silipo，2011；Hillen and Klussmann，2014）和希腊债务危机（Beshenov and Rozmainsky，2015）修正明斯基式的阐释，对影子银行系统（shadow banking system）的崛起及其引发危机的解释（McCulley，2009），对具体机构如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危机（Mehrling，2001）和北岩银行（North Rock）倒闭的解释（Nesvetailova and Palan，2013），以及甚至对具体个人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做生意的艺术的解读（Capehart，2015）。第三类是将明斯基理论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在明斯基框架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进行考察。已有文献除了对新兴经济体从整体上进行考察（Agosin and Huaita，2011），还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单独进行案例研究，这些国家包括泰国（Schroeder，2002）、越南、马来西亚、拉脱维亚、蒙古、阿根廷、韩国和印尼（参见Tavasci and Toporowski，2010，part III；Arestis，2001），以及中国等（Burlamaqui，2015）。26这些大量的应用研究无疑体现了明斯基假说的价值，但该假说的价值却绝不限于以上这些研究领域，这同样需要我们去真正理解该假说的本质和精髓，从而触类旁通，更加广泛地应用明斯基的洞见。
4.明斯基其他理论学说的解读
虽然明斯基的FIH吸引了最多的关注，但其贡献并非仅限于该狭隘的经济周期或金融危机理论，他的其他理论同样也受到一些关注，尽管这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首先，明斯基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金融不稳定性，他还研究更为宏大的资本主义经济进程及其长期演化。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具有多样性，它会随着不同的阶段而不断演变，每个阶段表现为不同的金融结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涉及四个基本要素：信贷和金融制度、逐利动机、金融创新和公共政策（Whalen，2012）。其中信贷和金融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受利润驱动的金融创新推动着资本主义内生发展演化，相应的政策安排也应当与时俱进。在20世纪90年代初，明斯基将这种金融驱动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应用于美国，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四个阶段：自19世纪末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为“大萧条”前的金融资本主义，接着向战后有管理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转变，然后继续演变为如今的基金经理资本主义（money manager capitalism，本节以下简称MMC）。每个阶段主要涉及三个问题：融资的主体、融资的主要来源，以及企业和银行业之间的经济权力对比（Whalen，2012）。MMC是明斯基晚年的主要研究课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基金经理（或机构投资者）逐渐成为经济新的掌控者，他们的资金成为融资的主要来源，因而对金融市场和商业企业产生了主导性影响。在明斯基看来，MMC不仅无法产生充分就业和技术进步所需的投资水平，还使金融体系和经济变得更加脆弱，以往的共同繁荣故而也无法实现（Whalen，1997，2012；Wray，2009）。这可以视作是明斯基FIH制度特征的体现，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演化产生了“制度脆弱性”（institutional fragility） （Sinapi，2011）。不过一些学者（Diop，2015）声称，由于在制度概念化方面的不足以及在真正的制度变迁分析上的缺乏，明斯基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演化的分析更多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历史的描述，而不是一种资本主义演化的理论，因而需要在制度分析上有待完善。同样，虽然明斯基提出了资本主义演变为这种非常容易发生金融危机的“基金经理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但在有些学者（Foster and McChesney，2010）看来，这一论断从未扩展为一个连贯的分析，因此他未能发展所谓的经济“金融化”理论。然而帕利（Palley，2011）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明斯基不仅提出了类似“金融化”的长期演化理论，而且还提出了一种所谓的“长波”理论，即这种长期演变的周期性特征依然存在。其假说中的三种融资方式的演进推动了中期周期（“基本周期”）的交替，而其中政府政策监管和经济主体追逐风险之间的互动等经济过程则产生了长期周期性动态（“超级周期”），正是这种“超级周期”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27与FIH一样，明斯基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演化观也被许多学者加以借鉴和运用。一些学者（Wray，2011b，2012b；Tymoigne and Wray，2013；Kaletsky，2010）从该演化视角出发来解读最近这场“大衰退”的爆发。在他们看来，最近这场危机正是MMC自身失败所引发的结果，恰如20世纪20年代的“金融资本主义”导致“大萧条”一样，因而需要“新政”式的根本性改革来应对。另外一些学者则将这种洞见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着重于从制度变迁角度来考察这些国家的转型和发展（Tavasci and Toporowski，2010，part II）。
其次，明斯基较少为人所知的有关就业和贫困的研究也同样获得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如他的学生雷（Wray，2012）所指出的，尽管明斯基有关就业和贫困的研究并不怎么出名，但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他事实上就该主题所撰写的文章与就金融不稳定性所撰写的文章一样多。如上文所提及的，他过去有关贫困和就业理论的鲜为人知的论文最近便由他的学生加以整理，并以论文集的形式冠之以《终结贫困：工作而非福利》 （Minsky，2013）公开出版。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职期间，明斯基就积极参与战后有关财政政策和消除贫困的争论，并潜心研究失业和贫困问题（Wray，2007；Bell and Wray，2004）。他猛烈批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应对政策，并在发展出一套替代性的方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坚持认为，战后他们这些微调者所采取的高投资、高增长的路径并不能有效地减少失业，从而减少乃至消除贫困，他们实施的“向贫困宣战”（WOP）计划不会显著地降低贫困率。相反，他提出了着眼于就业而不是福利的反贫困战略，主张运用“最后雇用者”（employer of last resort，本节下文简称ELR）计划来减少和消除贫困。同时，ELR这种政府就业创造计划还可以促进内在不稳定经济的稳定性（Kregel，2013）。ELR这种计划构想近来还得到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或“新货币国定论”（Neo-Chartalism）支持者们的拓展（李黎力、贾根良，2012）。他们不仅为ELR计划提供了“功能财政”方面的理论基础，而且还论证了该计划能够在消除失业的同时实现价格的稳定。并且，该计划在一些国家现实实践的可行性和启示也获得一些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例如梯穆瓦涅（Tymoigne，2014）便利用20世纪30年代就业计划的数据，估计了实施ELR这种就业创造计划所需的成本；默里和福斯德特（Murray and Forstater，2013）所编辑的论文集则讨论了这种就业创造计划和政策在中国、阿根廷、印度和加纳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程度上的应用及其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国内同样有学者（如线文、刘新华，2011）讨论了我国有针对性地实施这种计划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最后，明斯基比较独特的货币和银行理论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这种独特理论涉及内生货币创造方法，银行的性质和银行家的逐利本质，银行家出于逐利的动机对客户需求的适应性使得货币供给具有顺周期性，以及银行行为在诱致金融脆弱性中所扮演的角色等（Papadimitriou and Wray，2010；Wray，2010；Nasica，2010）。依据这种独特的理论，明斯基还提出了独特的“现金流导向”的银行检查方法，旨在加强对银行的监管，缓解金融脆弱性，然而该方法却依然未被理解和重视（Phillips，1997）。雷（Wray，2011c，2013）从明斯基的这种货币和银行理论出发，试图厘清金融和银行体系的应有职能，进而提出了金融改革的总体框架和思路。索耶（Sawyer，2001）以及蒙塔纳罗和通维隆纳奇（Montanaro and Tonveronachi，2012）同样从其视角出发，讨论了欧盟的金融再监管以及欧盟和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而梯穆瓦涅（Tymoigne，2014）则运用明斯基的FIH来构建金融脆弱性指数，衡量美国、英国和法国过去的系统性风险的走势，从而为金融监管提供参考。明斯基这些理论学说虽然得到了以上这些学者的承认和关注，但是这些“次要”理论究竟与他的主要贡献（即FIH）有什么联系？尽管这些学者有的提及了一些线索，如明斯基内生货币理论与其FIH之间的关系（Wray，1992），但这些理论总体上的逻辑关系依然是不甚明了的。事实上，这些理论基本上都被割裂开来来进行解读和应用，但鉴于明斯基旨在构建的是一幅统一的理论图景，这种做法不仅无法完整地理解明斯基的思想，而且还可能误读乃至歪曲明斯基的本意。28有鉴于此，本书尝试以此为着眼点，通过研究明斯基文本并参照已有线索，力图构建一个总体宏观理论框架，将上面这些理论学说都有机地纳入其中，从而更好地理解明斯基毕生的研究构想。
5.明斯基研究方法论的探讨
明斯基独特的理论视野吸引了一些学者对其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论的关注。托波罗斯基（Toporowski，2008，2016）基于明斯基的博士论文以及其他文献探讨了明斯基的研究方法论。在他看来，受论文指导教师熊彼特的影响，明斯基在论文中所表述的经济学方法论为其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这主要体现在明斯基对复杂性和经验主义的立场。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导致总量分析的缺陷，因而需要为其提供微观基础，但是这并非方法论个人主义，而是需要复杂的分解过程，从而带来数学复杂性。具体而言，明斯基这种对微观基础的认识，在由微观上升到宏观的统一原则方面，以及在个体决策的微观经济单位的认识方面，与主流经济学均有所差异。而对于流行的经验主义，他认为实证检验只是令模型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假说，并且他并非考察统计数据，而是更多地依赖隐含的实证检验。同大多数研究相比，明斯基的思想具有更少的简化论和还原论色彩，相反，经济体系被视为一个在时间上不可逆的开放的演化的体系，而这种体系所嵌入的制度和历史细节得到了重视（Vercelli，2010）。尽管明斯基数学出身，受过良好的数理训练，但其毕生却拒绝构建一个有力的数学模型来表述他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也没有尝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然而其思想所具有的影响力却给当代经济学方法论带来了反思，它不仅反映出数学和计量上的技术问题，而且还显示出它们根本的哲学层面的局限性（Foley，2001）。因而我们应该更加正视传统的数学和计量模型技术在处理社会科学领域本身具有辩证思维问题的局限性，并更加包容地去认可辩证推理所取得的洞见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具体而言，明斯基所采用的广义理性行为假设和非均衡的分析方法成为争论的焦点。如上提及的，一直以来，学者们［其中以伯南克（Bernanke，1983）为典型代表］认为明斯基的FIH建立在企业家、银行家等行为主体“非理性狂热”的基础之上，而不得不依赖于未经证实的心理学假设来解释主体的非理性行为，因而缺乏理论上的可信性。然而正如大量学者（Sethi，1992；Kregel，1997，2013；Dow，2010；Vercelli，2010）所指出的，虽然明斯基视野中的经济主体无法具有通常意义上的理性（即理性预期），但这并非意味着非理性。在充斥着“根本的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下，经济主体不可能按照传统意义上的本质上确定性下的给定约束条件的目标函数最优化这种狭义理性行事，而是遵循更广意义上的行为理性原则，通过所谓的“干中学”或“启发法”来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理的依据。而就非均衡方法论而言，明斯基所描述的本质上是非均衡的动态，其经典语句“稳定蕴含着不稳定”一针见血地概括了他关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动态的洞见，因而任何将这种动态硬生生地塞入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比较静态和移动均衡的方法论的尝试［如克鲁格曼（2012）］，其实并没有真正捕捉到这种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因而必将是对明斯基分析的讽刺，而不是公正地对待（Keen，2011b，2012b）。鉴于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又对世界观的形成具有反作用，因而以上这些方法论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明斯基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尤其对于我们理性地评判明斯基理论的模型化研究文献提供了依据。具体而言，本研究将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基于文本考察对明斯基的方法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然后在此基础上更全面地阐述明斯基的思想和理论框架，而不是囿于已有的形式化、模型化论述。
6.明斯基思想的比较研究
明斯基思想的时兴不可避免催生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工作，包括纵向上与其思想先驱之间关系的理论考察，以及横向上与其他学派或经济学家的理论比较。作为凯恩斯的追随者和阐释者，明斯基吸收了凯恩斯的周期性动态思想，即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金融结构，资本主义积累进程会产生固有的不稳定性和经济周期；而作为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学生，明斯基也吸收了熊彼特的结构性动态思想，即资本主义具有韧性，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这种经济分析的历史的制度的方法也被认为继承了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和康芒斯（John Commons）等制度主义者的衣钵（Whalen，2001，2010；Knell，2012）。同样，作为芝加哥大学西蒙斯（Henry Simons）的学生，明斯基也深受他的影响。正是西蒙斯使明斯基意识到，美国金融体系在结构上具有内在缺陷，大萧条正是银行体系导致的，而不是错误的货币政策或储蓄和投资失衡所致（Toporowski，2010）。具体而言，在经济周期理论和政策建议方面，二者的观点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Whalen，1988，1989，1991；Phillips，1989）。尽管明斯基从这些经济学家中借鉴了许多真知灼见，但鉴于其吸收旨在形成自己的洞见，因而其理论也与他们的有所差异，这种差异被大量学者所关注，并进行相应的比较和综合，例如与凯恩斯（Crotty，1986；Crotty，1990；Nell，1994；Erturk，2006）和熊彼特（Knell，2012；Reinert，2012）的对比。
此外，明斯基的思想还被拿来同其他经济学家和思想学派进行比较和综合，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凡勃仑（Henry，2010；Kapeller and Schutz，2013，2014；Leonel et al.，2013）、马克思（Karl Marx） （Crotty，1986；Arnon，1994；Ivanova，2012；余治国，2010；Ehrig and Staroske，2014；王璐，2011；刘丽，2012；夏蕾，2013；徐则荣、张一飞，2014）、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和斯威齐（Paul Sweezy） （Cassidy，2010；Bellofiore and Halevi，2011b；Foster and McChesney，2012）、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和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 （Canterbery，1994）、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 （Weise and Barbera，2009）、加尔布雷思（Watkins，2010）以及波兰尼（Karl Polanyi） （Block，2016；Gemici，2016）等等。而在思想学派方面，明斯基异端的经济思想经常被拿来同主流经济学进行比较，具体涉及与新凯恩斯主义（Fazzari，1999；金俐，2005），与新古典有效市场理论（Crotty，2013；Shefrin and Statman，2013），与“新共识”模型（“new consensus” model） （Argitis，2013），与现代金融（modern finance）观点（Mehrling，2001）、金融自由化主义者的观点（Arestis，2001）以及主流的方法论（汪新波、李雪，2013）之间的对比。并且，由于其思想的独特性，明斯基还被拿来同法国—意大利货币周转理论（French-Italian circuit approach，Passarella，2011b）和托波罗斯基的资本市场膨胀理论（theory of capital market inflation，Caverzasi，2014）等后凯恩斯主义的其他方法，以及奥地利学派（Prychitko，2010；White，2015；Van den Hauwe，2016）等非主流学派的思想予以对比。这些比较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理清明斯基思想的渊源和演进，另一方面同样有利于我们理解明斯基思想的独特性和局限性。然而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并没有全面地追溯明斯基的思想渊源，例如费雪（Irving Fisher）、兰格（Oskar Lange）和汉森（Alvin Hansen）等，他们均对明斯基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且，这些比较也缺乏系统性考察，一定程度上这在于对明斯基的思想缺乏系统的把握。有鉴于此，本书研究将在这些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之上，试图对明斯基的思想渊源或传统展开更为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并在未来对这些比较进行深入研究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