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对占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广泛批判和深刻反思。然而，国内外却仍然有一些学者拒绝反思，坚持为新自由主义辩护，为捍卫“沉闷的科学”而鸣。其中就有一批自诩为“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拥趸的中国学者，将这次危机的根源归咎于政府干预，激烈反对危机之后凯恩斯式的救市政策，认为“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张“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在这些学者眼中，仿佛凯恩斯只是那个一心兜售刺激政策和鼓吹政府干预的“凯恩斯”，而不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划时代著作作者的“凯恩斯”。

从经济思想史上看，上述学者们的这种印象依然停留在二战后主流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的解读。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新古典综合这种所谓的正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只是对凯恩斯思想的一种诠释，而不等于“凯恩斯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Keynes）本身。当希克斯（John Hicks）对凯恩斯《通论》提出基于IS—LM模型的新古典综合式的解释之后，凯恩斯本人曾对此表示过怀疑，并对丁伯根（Jan Tinbergen）在新古典综合理论基础之上所构建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面对当时新古典综合对凯恩斯思想的这种流行解释，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同事罗宾逊（Joan Robinson）夫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认为新古典综合是一种冒牌的凯恩斯主义，是对凯恩斯思想的曲解。在她和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的领导下，形成了“后凯恩斯主义”（Post Keynesian）学派，他们坚决反对新古典综合，致力于恢复被流行的解释所阉割的凯恩斯思想中的革命性成分，并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凯恩斯思想的替代性解释。显然，奥地利学派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这种解释是不够熟悉和重视的。而且，他们也未能深究在本学派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作用的拉赫曼（Ludwig Lachmann）对自身非干预主义政策规范提出的挑战，未能认识到奥地利学派所存在的内在缺陷。

笔者是国内最早关注和引介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和排挤的后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发展的，曾在2004年和2005年与我当时的博士研究生马国旺教授合作先后发表了两篇论文，系统地介绍和追踪了后凯恩斯主义七十年来的传承、演进和最新发展。自罗宾逊等人开创新剑桥学派以来，后凯恩斯主义已经经历了三代经济学家的发展，并已形成“欧洲阵营”和“美国阵营”两大团体。在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名声大噪的非正统经济学家明斯基（Hyman Minsky），便是第二代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杰出代表，是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其主要学术创建除了著名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外，他对凯恩斯主义缺陷的反思、有关现代货币理论（又称新国家货币理论）和基金经理资本主义的先驱思想以及对就业和贫困问题的大量研究等诸多主题上，对第三代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黎力博士的这本著作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国内第一部对明斯基经济思想进行较系统和较全面研究的专著，填补了国内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说起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我们师生之间还曾发生过有趣的争执，在这里有必要对这种学术轶事做些记述。李黎力博士是我的硕博连读学生，在硕士生一年级的时候，我指导他从事经济思想史史学理论研究，并给他选定了新国家货币理论作为硕士论文研究的题目（该文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目的是希望他在博士阶段继续从事这个主题的研究。因为在我看来，新国家货币理论不仅在非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很有可能对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新战略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但在当时“明斯基热”的氛围中，李黎力阅读了不少有关明斯基经济学说的论文，他希望对此进行系统研究。我不赞同他的这个选题，除了上段话中提到的原因外，我的另一个理由是：早在2001年，我就注意到国内乃至国外学术界严重忽视了明斯基有关金融危机的独特洞见，并在国家图书馆复印了一大堆关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的英文文献和资料，但由于当时一直忙于演化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因此，当我在南开大学任教时的2003级博士研究生马国旺刚被确定录取之后，我就将这些材料交给他，希望他能对此做一专门研究。但马国旺看了这些材料后却认为，由于他自己是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毕业生，不具备对这样很专业的题目进行研究的条件，他希望选择一个一般性的主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于是，他就以我给他建议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博士论文选题在2006年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开始风靡世界。因此，我认为，《明斯基经济思想研究》这个选题已经错过了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佳研究时机，远不如国内几乎没有人注意但必将产生重要影响的新国家货币理论更具研究价值。但李黎力却对明斯基情有独钟，一再坚持自己的选题。同时，我也考虑到，如果李黎力在我指导下从事新国家货币理论的研究，必将对中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所谓人民币国际化以及总体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问题都要提出离经叛道的观点，这就存在着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和答辩时有可能通不过的危险，而选择《明斯基经济思想研究》作为博士论文则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最后就同意了他的选题。

事实证明，从现实利益角度考虑，李黎力的这个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明斯基的大名在经济学界已经从“名不见经传”逆袭为如雷贯耳，而李黎力完成的又是国内第一篇有关明斯基经济思想研究的长达40余万字的博士论文。因此，他的论文不仅在博士论文答辩时被答辩委员们一致推举为优秀论文，而且这个选题对他留校并在2016年获得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颁发的首届“中国经济学优秀博士论文奖”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如果他选择《新国家货币理论研究》的题目，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结果。当然，李黎力博士的这本博士论文之所以能够得到普遍好评，并非是因为沾了明斯基大名的光（虽然存在这个因素的影响），而是要归因于李黎力博士的定力和苦功。

明斯基的经济思想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广泛传播导致了对其思想的许多歪曲和误读，而要澄清这些歪曲和误读，就不得大量阅读明斯基原著的各种文本，不得不全面地阅读有关明斯基研究的大量英文文献，如果不下一番苦功，这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为此，他曾花一年时间去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这个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基地和明斯基思想研究大本营进行访问交流并汲取营养；为了写好这本博士论文，他选择了延期一年毕业。作为国内第一本对明斯基经济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专著，这本《明斯基经济思想研究》提出了不少富有创新性的见解。它不仅廓清了在对明斯基经济思想解读中流行的各种争议和误读，而且还创造性地按照熊彼特所理解的科学研究的程序循序渐进地重建和展示了明斯基经济思想的完整性，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和理性的应用。简言之，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从结构上，该书均是一本高质量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专著。

《明斯基经济思想研究》对于推动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创新大有裨益，这是因为明斯基的先驱思想对国家货币理论学派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发展仍是重要的灵感来源。事实上，对明斯基经济思想研究的价值不会随着“明斯基热”的退潮而降低。2016年和2017年1月，国内出版了明斯基的学生雷（L. Randall Wray）的两部著作：《下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明斯基与金融不稳定》和《现代货币理论：主权货币体系的宏观经济学》，在过去四年的研究生教学中，笔者一直在使用后一本著作的英文版讲授新国家货币理论，并在2016年安排了两到三名学生继续对这个理论学派进行研究，以弥补笔者对李黎力未能选择这个主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而感到的缺憾。

2016年，笔者决定将自己长期使用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或“异端经济学”的名称更名为“西方政治经济学”（请参看拙文《我国应该加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1期），并计划组织相关人员编写《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大学本科教材。但由于编写《西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人才奇缺，在两三年内不可能完成，因此，笔者最近计划《西方政治经济学》 （微观和中观部分）将由我们来主编，而《西方政治经济学》 （宏观部分）将翻译菲利浦罗（Louis-Philippe Rochon）和罗西（Sergio Rossi）在2016年主编出版的《宏观经济学导论：经济分析的异端方法》 （这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作为对我们自己编写教材的暂时替代，雷的《现代货币理论：主权货币体系的宏观经济学》和李黎力博士的这本著作可以作为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 （宏观部分）的参考文献。

是为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贾根良   

2017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