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本书的十八个年谱中，我们可以看到纷纭复杂的内容，下面只能简言之，至于具体复杂而确凿的事实，各年谱已根据文学家们的生平和创作，做了尽可能翔实而精简的载录，不赘。
由于明王朝统治的强大力量，科举兴教在云南得以推进，使云南人才培养和汉文学史的发展，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应当说，舍此，云南文化、文学发展的落后状态必将继续下去，而不可能在走过明代之后，到清代蔚为大观。所以，由科举带动的云南向学之风兴盛，是边地汉语文学史发展的基础。无论一心向学者的初衷是学而优则仕，还是积淀为人文精神，我们看到的云南汉文学史发展结果多是极为可喜的：兰茂虽然饱读诗书，却从无科举之念，因而成为取得了多方面学术成就的明初诗人代表；杨一清在科场顺利，仕途青云直上，出将入相的同时遭遇过的诏狱磨难，反而使其作品多了几许风骨；唐尧官乡试博得解元身份，但在春试屡屡落第后隐居乡里，终以出色的诗文创作，成全了其立言功业；高应雷在明王朝大厦倾覆后出征南楚，旋即惨遭兵败，以致无人知其最终下落，然而留下了一部虽残缺却无价的诗文集。无论家国、人生的幸或不幸，都不仅没有磨灭滇云作家的个人才情，反更增添了其文学创作的光彩。从更大的层面上看，在科举兴教的影响下，云南少数民族热衷于汉语文化，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学习、应用并传播之，不仅促进了边地士绅阶层的形成，更促进了汉语文化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大融合。李元阳等各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成就，就展示了个人在时代影响下做出的杰出贡献。
在明代各级政府大力兴教办学的同时，内地大量汉族移民和众多科举人士，因宦滇、谪滇等因素进入云南，云南各民族文学家相互之间、与外地文士之间的多元交流，无疑都成为明代云南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动力。同时，本土宦游或流寓外地的作家，也自然成为文学交流的桥梁。明代外来文士的个人文学成就，虽然难以和戍滇云数十年的杨慎相比，但他们以个人在仕途和文坛上占有的地位和影响，推动云南文学逐步走向全国，为外界有较大影响的人物所认识，其作用和意义同样不可忽视。翻开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天启《滇志》等方志，翻开《沧海遗珠》《永昌府文征》等诗文总集，从明初到南明，世道安宁也好，时事混乱也罢，外来人员的作品，皆可谓熠熠生辉，共同折射着某一阶段、某一环境中，文学家们的生存状态和创作情况。在与全国文学交融及地域文学自身传承的合力作用下，明代云南汉语文学家和汉文学史，如同这块土地及多民族文化自身那样绚丽多彩。其文学意象，舒卷着历史风云和沧桑；其文学精神、文学主题、审美趣味，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交相辉映。这一切，成为全国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色彩，成为明代中国和云南文学中不可轻视的遗产。除了云南故里对他们的重视，杨一清、李元阳、苍雪、文祖尧、高应雷等人的事迹和作品，同样载于他们占籍、任宦或流寓之地的相应典籍中，同样被当地人民视为珍贵的人文遗产。云南文学家与外地士人的交流情况，在本书中并不鲜见，而高应雷出征战败后，长期流寓溆浦，其坐馆为生的当地舒氏后人，在他离世约130年后跋山涉水，不畏艰险地来到云南，送还高应雷作品残集的长情高谊，更彰显了跨越时空的人文情怀！
很多时候，具有历史意义的英雄人物之不幸，会催生意想不到的文化成就，经过时间的洗礼，这一成就往往有难以估量的、长期的、正面的影响。如杨慎因坐“大礼议”之罪而戍滇，他本来可能辉煌无比的仕途生涯就此断送，这对个人来说无疑是不幸，但嘉靖时期滇云文坛的兴盛，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无疑是杨慎个人魅力在边疆的极致发挥。在滇中、滇南、滇西、滇西北乃至整个云南，杨慎都拥有大批仰慕者。张含、李元阳等文人学士的追随，形成了嘉靖云南文学的中坚力量，并成为当时和后来云南汉文学史发展的范式，可谓辐射了明代中叶以来的云南文学史。若无“大礼议”事件对杨慎和全国嘉靖诗人的政治打击，杨门诸子的成名，恐怕也不会如此顺利而迅速。4如今，外面的世界无比喧嚣，而在滇池之滨的西山高峣，当年杨慎寓居的碧峣精舍，依然那么清幽宁静。笔者曾流连其中，吟成《游升庵祠》小诗一首：“碧峣空对茫茫水，精舍犹开树树花。鹏举青天悲断羽，滇云有幸众诗家。”当然，在杨慎给云南嘉靖文坛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云南文学家及其作品，也反过来给予杨慎一定的影响。如兰茂的《性天风月通玄记》，是云南戏剧史上的第一部戏曲作品，杨慎的《宴清都洞天玄记》杂剧，就是根据兰茂这个传奇改编而成。
杨慎在嘉靖时期对云南文学的影响，适时地推进了明代前期由于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已逐步形成的云南文学走向和发展历程。在成熟的科举、文教基础上，在杨慎自然而然的精神感召和文学凝聚作用下，实际上在这个阶段，云南各民族的汉语文学家，都已经打破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种种隔阂，成为以汉语为文学表现语体、以其传统诗文为形式载体的作家群。这本年谱中的杨士云、张含、李元阳、王廷表，都是杨门诸子中的人物，也是云南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远在滇西北的丽江土司木公，则不仅是张含的挚友，亦是杨慎的神交。不仅木公唱和杨慎诗，杨慎还从木公的六部汉语诗集中，编选出《雪山诗选》。自嘉靖以来，来自不同民族的汉语作家日益增多，表明云南汉文学史自明代崛起以来，即表现了大一统政权的主流文化特征——凡此种种，无不潜藏着明代云南作家生存和创作的原始状态，以及云南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丰富信息。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是无奈而又不争的事实。在杨慎促进云南嘉靖文坛繁荣后，南明时期因永历王朝入滇，发达地区的大批臣民追随而来，加之本地诸多义士奋笔疾书，形成了云南文学继嘉靖时期之后的又一个高潮。秦光玉的《明季滇南遗民录》共著录了省内外移民152人5，其中云南以诗名著称的苍雪、文祖尧、担当、高应雷、赵炳龙、陈佐才等，都进入了本书。可见，大明王朝覆亡后，在边陲云南上演的南明后期历史，与当地文学达成了无法割舍的血肉联系，云南文学的时代精神，因而又一次大放异彩。不少诗人执着于对先朝故园的强烈感情，为了远离新朝，不惜放逐自己于深山野林，甚至以血作诗，抒发自己对故国的眷念，对忠臣义士的敬仰……云南在南明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使其当时的政坛君主和文坛气质，成为全中国遗民的一个精神坐标。不用细心辨识，只要扫一眼本书的目录就会看到，如果以永历十五年（1661），朱由榔父子被执为界，在本书的十八位谱主中，前九位完全生活在大明王朝，后九位中的绝大多数则从未放弃明代版图意识及其明朝人的身份。这样的顺序，并非刻意安排，而是经过多年探索和最终遴选后，自然形成的谱主格局。移民诗人所处的特殊时世，最为考验其人品格和意志的坚定性。例如苍雪（1588~1656）、文祖尧（1589~1661）不幸面临大明王朝的覆灭，前者在方外痛怀故朝、故人，后者则在归乡途中，因悲愤永历帝被执而绝命；赵炳龙（1608~1697）虽然行年九十余岁，但他长期隐居在石宝山中，从不涉清朝利禄；高应雷（1621~1673）为明朝征战失败而归乡不得，长期流落于溆浦，吟唱着“一点血心无改移”的大丈夫之歌6；陈佐才（1623~1692）在滇云版图入清三年后，仍然穿着明朝服饰，晚年更凿巨石为棺，坚守“明末孤臣，死不改节”7的精神境界。总之，无论是在鼎革之际，还是在入清后生存的许多移民文学家，他们高昂的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和爱国情怀，以及他们在乱世中虽然面对艰难时也却依然气节高尚的生活状态，都毫无保留地表现在其生平事迹和诗文中，为时人和后世传颂，他们以自己的血性和血书表明，明代遗民绝不是一个悲凄的概念，而是一曲时代的赞歌！
云南遗民文学家的隐居，与此前明代文士的隐逸，无论在生存取向还是在文学精神上，都有深刻的区别。如兰茂的隐居，是在其哲学思想指导下，太平盛世诗人对其人生走向的选择；唐尧官的隐居，是其春试数次失利的结果。但高应雷的隐居，是在南明覆灭的背景下，出征落榜后流落异乡的无奈之举；赵炳龙、陈佐才等人的隐居，是在“遍地皆戎马，满天尽甲兵”8的乱世中，背负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却不屈于新王朝的精神抗争。然而，云南明代（包括南明）的隐士，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无论在怎样的时世和个人经济条件下，他们都超越了个人或小我，而没有背离对社会、对民众的人文关怀。无论是兰茂《渔》《樵》《耕》《牧》等诗对普通劳动者的满怀同情9，还是陈佐才对遗民有如失巢鸟10的哀婉比兴，都具有深广的时代和人文意义，让后世永远不会遗忘，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时代曾经生活过的这一群体。云南在明初就有隐逸之风，我们特别关注几位遗民诗人的隐居，是因为在清平世界，隐逸可以是一种人生选择，但在鼎革之后，这往往是对家国信念的坚持。明末遗民文学家，在风雨飘摇的南明小王朝入滇后，大清主政已成定局的时代背景下选择隐居避世，不可能获得精神超脱和桃源愉悦。我们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作家的隐居，在编写年谱时，不能以通常的定义轻下判断，而须据实述说。
本书的谱主中还有苍雪和担当两位著名诗僧。云南各民族本来不乏宗教信仰，但作为明王朝统治思想的一部分，佛教在云南的兴起，使其地产生了苍雪这样的佛教大师，担当这样诗、书、画三绝的僧家。担当的影响固然不小，苍雪将点苍和东南凝聚为明灯一盏，对我国佛教事业的推动，更是功不可没。两位诗人的作品诗禅一体，人诗交融，他们是明代云南文学中成就最高的诗人。
把入选的十八位谱主，在全书中以其类型排列，可见他们所处历史阶段的特殊性，从而折射出一代文学家的奇特人生和独特人格。从明代前期作为云南隐逸诗人代表的兰茂，以及明代中后期的唐尧官，可见云南隐逸作家群既遗世独立，又关怀民瘼，既超凡脱俗，又心存时世的精神风际；通过四朝元老杨一清，可见仕宦诗人既出将入相，又不自恃位高，既勤勉治国，又富有韬略的名臣生涯；通过滇西北土司木公，可见既潜心向学，又不拘格套，既向往先进文化，又坚持自我的地域文风；通过张含、李元阳等身处云南各地、来自不同民族的杨门诸子，可见既勇于进取，又不趋从势利，既追随鸿儒，又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通过陈佐才、高应雷等人的各种状态，可见遗民诗人既身心漂泊，又矢志不移，既身陷贫困，又甘清守贫的高洁品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明清以来，省内外诗人、文学史家和各界人士，对云南明代文学家的创作风格，曾发表过许多内涵丰富的评论。且不说李梦阳、康海点评《石淙诗稿》，杨慎、张含、李元阳点评《雪山诗选》，担当等评论陈佐才诗集，以及钱谦益辑《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辑《明诗综》，《滇诗丛录》《滇文丛录》等诗文总集中的许多评传——只要阅读每位诗文家的别集，我们都不难看到，除了以上类型外，还有个人传记、书牍、序跋，都比较集中地涉足了文学批评领域。这些内容，我们在本书的不少年谱中都可以看到。在云南文学批评史上，产生最早的诗话，是杨慎的《升庵诗话》。在杨慎和其他评点者的影响下，清代以来，云南也出现了多部文学批评专著，如云南科举史上唯一的经济特科状元、《云南丛书》的编纂者之一袁嘉谷，不仅在《滇绎》中评价了《沧海遗珠》，他撰写的《卧雪诗话》，更不乏对明代其他云南文学家的精辟评价，本书谱主王廷表、何蔚文的作品，都在其视野中11。文学批评无论形式如何，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皆可谓一而二，二而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云南文学自明代以来创作与批评共存的局面，可见其文学发展之迅速，文学成就之不容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