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代云南文学家年谱》是一部地域性的断代汉文学史料著作，它以明代（包括南明）十八位作家之年谱，汇集为一代文学家群谱，展现明代云南汉文学史的基本风貌，及其与中国同期文学史之间的种种联系。最后的三个附录——《明代云南文学大事纪》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本书已有谱主除外），对明代云南本土作家作品和外来作家的在滇事迹、涉滇作品，做了简略汇编；《明代云南文学作家地理分布图及统计表》，对明代见诸文献的所有云南籍作家，以地理信息技术（GIS）对其分布情况做出可视化呈现，再以统计表综合每一地区作家人数，并具体表明其所属地区，既全面又直观地展示明代云南作家的阵容——计有46个地区，358位作家。《本书引用文献编目》则以时代为序，综录本书参考文献的版本信息，从中大略可见明代云南汉文学研究的文献概况。如此看来，本书的容积似乎很大，实际上却很小。这使笔者在设计全书体例、遴选全书谱主时，曾长久地陷入既想呈现一个地域、一代文学的基本风貌，一时却又难以决断取舍的纠结中。

就体例而言，年谱是以编年方式记载人物生平的一种传记体。比起《史记》以来的列传体，年谱的出现，在时间上要晚得多。它源于北宋而盛于清代，在人物传记中一枝独秀；它既是编年史的别体，又与起于汉代的史传及起于南朝的家谱有所联系；它以年代顺序为体，以有始有终并尽可能详备的记载，弥补传志多半只能记载人物生平大略，而不能逐年展示其事迹的缺憾。诚如清代学者所言：“传志、年谱之作，其昉于史之纪事编年乎？然传志举大端一二，年谱则条分件系，并始终本末而著之，故年谱可补传志所不及，传志取其简括，年谱取其详备，此大较也。”2参详于此，要为若干仅有简括传记的文学家编撰详备的年谱，其难度可想而知，故本书的每一个年谱，皆要求作者在全面占有现存相关史料文献、可见实物的基础上，按照本书的体例来撰写，从而尽可能达到单个年谱应有的水平。

就理念而言，年谱有裨于知人论世。在文学研究中，编写年谱实则是以治史的方式，为解读文学家的生平和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故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年谱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在特定历史环境和个人际遇背景下，既顾及全人，又有所侧重，目的更为鲜明突出，载事更为客观真实，叙事更为清晰简要，内在联系更为有机统一地呈现谱主生平事迹和创作实际，或许是文学家年谱撰写的必要思考。年谱以编年为序的体例，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谱主基本面目的呈现及内在联系的显示，故本书在前面冠以“绪言”表明全书主旨，内容，在每个年谱前冠以“综论”，作为对谱主个人整体情况的评述，其后以年谱系谱主生平事迹，表现其人生特定轨迹，进而三者合一，力求构成一个既无重大遗漏而又眉目清楚、不失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

由于云南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故其汉语文学虽然自明代崛起以来，即以不俗的创作成就，汇入中国汉文学史长河，清代汉语文学亦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却不曾引起中国文学史家的足够重视。明代云南汉文学史的空前成就，是朱明王朝文治武功的结果，更是各民族作家的共同创造。可以说，这是一个广义的认识问题。虽说明代云南文学家的别集散佚甚多，留存很少（以民国时期编纂的《云南丛书》为例，明代不到20部，清代则有60余部），但《滇南诗略》《滇南文略》《滇诗丛录》《滇文丛录》《滇词丛录》《永昌府文征》《丽郡诗文征》《晋宁诗文征》等大型诗文总集，仍然集中表现了明代滇云文坛群星璀璨的景象。然而，从狭义的角度看，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是撰写文学史的基础，不弄清具体作家的生平和创作，就不能真正把握一代文学的基本风貌。然而明代云南作家的别集存世稀少，家谱、族谱佚失甚多，地方志对人物事迹和创作的载录比较粗疏，这些都必然影响到我们从单个作家作品之层面，对明代云南汉文学史，进行相对符合实际的描述和建构。但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深入研究现存所有文学作品和各种文学史料，无论是资料集中如别集、家谱、族谱者，还是分散到诗文总集、地方志里去的单篇作品或简略传记，只要我们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严谨的学术态度去开掘、去辨析，进而编写成文学家群谱，一代地域文学的轮廓，终将以其特有的风貌，展现在我们面前。个别作家和一代文学、地域文学和全国文学，均为有机统一体。一个地域、一代文学家的活动，一旦经过探究者有意识的汇集，就有望从个别到群体，形成其应有的文学史意义。

本书的十八位谱主，基本上是明代云南各民族文学家中的杰出代表、云南文学史上的翘楚。我们这样说，并非否认其他作家的地位，虽然限于历史文献的匮乏，难以一一撰写出他们的年谱，但一隅之阙并不能掩盖其成就。比如明初著名诗人郭文，以现存史料，就不可能撰写其年谱，又如明末的王锡衮和移民陆天麟（此人年代见其年谱），终因前者无法考订生年，而后者生卒年皆无法考订，故只能由年谱变格为创作行实录存；再如聚集在杨慎周围的杨门诸子3，亦因同样的缘故，只选入了四家，而对明代云南兴起的文学家族，如晋宁唐氏、永昌（今保山）张氏、浪穹（今洱源）白族何氏、丽江纳西族木氏，也只能选入其中成就最高、资料留存较多的。再者，文学家的道德节操，必然要反映到作品中，“文如其人”说，于事实虽时有例外，但终究是文学史上的一般规律，这不一定由某人作品的数量来决定。例如王锡衮和陈佐才，前者存世的诗文不到20篇，后者则有数百。或许从数量看，王锡衮在文学史上不足以称为名家，然而他和陈佐才的气节同样高尚，所表现的文学格调同样荡气回肠，所以我们既关注陈佐才，也不忽略王锡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