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陆王先生对章黄学术和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是指对这种学术的领悟、仿效与实行，在传承中也对这种学术加以发展。

陆王对章黄学术和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首先是对《说文》、经史之书踏实、刻苦地钻研，务求精熟，以确立学术根基。

太炎强调：“为学之要，若言精求经训，非自《说文》《尔雅》入手不可。”（《与孙思昉论学书》）“研机文字之学，《说文》其总龟也。”（《理惑论》）避难日本期间，太炎“日披大徐《说文》”。“尝取二徐原本，读十余过”（《小学答问·序》《自述学术次弟》）。太炎曾赞誉：“季刚自幼能辨音韵，壮则治《说文》《尔雅》，往往卓跞出人虑外。”（《章太炎全集》（五），131页）对于群经史传与注疏，章黄刻意精研，太炎“壹意治经”，“读书精勤”（《自定年谱》），他赞誉黄侃“为学务精习，诵四史及群经义疏，皆十余周”，“得书必字字读之，未尝跳脱”，太炎总结这种“精习”之法，认为“学者虽聪慧绝人，其始必以愚自处，离经辨志，不异童蒙。良久乃用其智，即发露头角矣”（《章太炎全集》（五），第260页，第106页）。

陆王先生是自觉、严格地传承章黄的“精习”之法的。当年陆先生按照黄侃的教导，三次潜心点读《说文段注》的往事已成美谈。王宁先生说：“不论在50、60年代还是在70、80年代，陆先生教自己的学生都严格遵照传统的‘为实’学风：先大量阅读第一手材料，通读《说文段注》并对大徐本全书作系联，先秦的经书、子书要选几部连注疏一起通读。”还说：“读《文始》，成为我们学习《说文》学的一个新的起点。”（《纪念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王先生还谈到她年轻时对《说文》的“痴迷”：“那种痴迷，是接受了章黄之学的人早期求学的必然经历。我在六十年代初跟陆宗达先生学《说文》时，也是这样如醉如痴，周围的事情都视而不见，满脑子里只有那一万来个篆、古、籀和它们的形、音、义织成的大网。”（《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序》）王先生说的“痴迷”，其实是对《说文》的研精覃思，她率先彻底地实践了陆先生“精研《说文》是群经研究的址基”的主张。

在说明培植学术根基之后，探讨陆王对章黄学术的传承，必须论及太炎有选择地继承戴段之学的同时，在治学思路上所作的重大调整。太炎《自述学术次弟》明确指出：“顷世道术衰微，烦言则人厌倦，略言又惧后人莫述。昔休宁戴君，著书穷老，然多发凡起例，始立规模，以待后人填采”，“一身著述既有不暇，则定凡例以俟后生，斯亦可矣。今者讲诵浸衰，徒效戴君无益。要令旧术之繁乱者引以成理，所谓提要钩玄，妙达神旨，而非略举大纲，为钞疏之业也”。

太炎认为乾嘉时期研究经学与《说文》成为风尚，那时戴震在著述中确立凡例、略举大纲是可行的，但是民国前后讲诵经学、小学之风已经衰微，这时如果仍然仿效戴氏的做法就不行了，必须调整治学思路。太炎清楚经学、小学的精华与重点所在，又深知传统学术研究中的弊端，从现实出发，遂确立了“令旧术之烦乱者引以成理，所谓提要钩玄，妙达神旨”的研究思路，即：清理、改造以往小学经学研究中繁乱的方法和理论，使小学经学的“要”“玄”“旨”——其根本是“意义”，能得到系统的深入的论证和展示。

太炎这一重要思路的确立与实行催生了现代的科学的中国语言文字学，造就了《文始》《说文同文》《小学答问》《新方言》《蕲春语》等标志性著作，开辟了中国传统语言学方法与理论研究的新阶段，也促成了陆王意义之学的诞生。

王宁先生说：陆先生“是顺着章黄的思路去研究清代乾嘉的小学的”（《纪念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我们看到，陆王先生遵循太炎调整的治学思路，从根本上系统地传承与发展了章黄学术的成果、方法与理论。

（一）确立训诂学的发展趋向和训诂方法科学化的途径，为建立科学的汉语词义学创造条件。

章太炎把“小学”确定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24—25期），对于充分利用小学的丰富成果建设独立的有民族特点的语言文字学科具有重大意义。小学之中的训诂学是科学的汉语词义学的前身，陆王先生认为，章黄“从对词义的个别训释和具体整理，达到对词义的特性和规律进行理论的探讨，从而形成体系”，表明训诂学已“开始向科学的词义学迈进”（《训诂学的复生发展与训诂方法的科学化》）。陆、王总结与传承了太炎“更新训诂学的内容、方法”的主张，主要有：将音、形结合，互相参照，作为解义的工具，同时以词义的探讨为出发点，推动文字、音韵之学的发展；从文字推出语词，将书面语与口语结合，文献语言与当代方言结合，开展新的词义学和方言词汇学的研究；仍用形音义结合的原则探求由旧词派生新词的规律，即把汉语语源的研究科学化。陆、王还总结与传承了黄侃对词义一般特点所作的系统发掘，整理出体现形与义的关系、音与义的关系、义与义的关系的训诂内容的系统，归纳出由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组成的训诂方法系统，揭示训诂学是研究古代汉语的形式（形、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以及词义本身内在规律的科学，其定位是古汉语词义学，确认其发展趋向是把研究对象的范围扩大到各个时期的汉语，而产生汉语词义学。关于训诂方法的科学化，陆、王不仅从原理、作用、适应条件、相互关系上对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三种方法作出论证，而且强调词义研究应以断代研究为基础，先从先秦词义研究中总结出当时的词义规律，再扩展到各个时段的词义研究以总结相应的词义规律。在发展古代汉语以至现代汉语的词义学时，训诂的内容、方法、理论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严格地从分析第一手文献语言材料出发，以意义作为探讨的终点，尤其注重从整体上系统地研究文献词义。

陆王先生的学习和研究都经过了从音韵学起步，以文字学为桥梁，在训诂学上落脚的阶段，而以文献词义作为主要的探讨对象。而这一切都是以对文献语言材料的解读、辨认、分析、归纳为基点的。他们充分尊重第一手文献语言材料的实际，表现在传承章黄“反复玩索白文”的做法，精读《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手批说文》，对其他文献也是先熟读白文，然后再审视白文的注疏，总之靠着自己对正文上下文及全书中语词意义的好学深思，来发现与解决问题。陆王对文献词义的研究带着“注重系统、整体”的特点，王宁先生说：“陆先生精通的是意义之学，他是一个研究意义方面的专家。几十年来，我们从陆先生那里得益最多的是他讲解汉语词汇意义的熟练和透彻。由于对古代文献语言和注疏材料掌握得十分丰富而纯熟，加之他接受了章黄不孤立研究一字、一词、一义的朴素系统论思想，因此，他胸中似装着一个先秦汉语词义的网络，并且对词义关系的沟通、词义的比较、词义的类聚与分析、词义的探求与解释，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套方法里有许多规律。”（《纪念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王先生所说陆先生“接受了章黄不孤立研究一字、一词、一义的朴素系统论思想”，是指传承了太炎治学“求明其大体”“得着系统”（《国学之进步》《说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思想，以及黄侃“有系统条理始得谓之小学”的论断（《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太炎《文始》就是论证汉语同源词系统的创始之作。陆王在教学中注意演示诸多语词意义的系统联系并从原理上做出解释，指导学生从事专书意义系统的研究，或从理论上探讨意义系统研究的课题。他们在感性上、理论上对上古汉语词义的整体有比较准确的把握，所以能从《说文》全书字词意义的整体联系来纠正《说文》某些说解的失误；在采用因声求义、以义证音的方法时，既能检验音韵学的音理，又能发现某些声系、韵部、拟音的疏失。

（三）开展以《说文》为中心的语言文字学研究，重点在求根探源。

陆王传承了章黄对《说文》价值与地位的理性认识，充分了解它从源头上系统地贮存了上古汉语语词的词形、词音、词义，在汉字一形多用、数形互用的纷繁情况下牢牢抓住了本字，又在一词多义、义随字移的复杂关系中牢牢抓住了本义，为通过词形与词音探讨词义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陆王在探求本字本义、推源系源时，都是以《说文》为中心进行研究的，也就是从表意汉字出发，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就探求本字、本义而言，他们通过探求本字本义来区别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验证词义训释的正误，求得对词义特点的具体了解，探讨现代语言词义的由来，区别同义词，并总结说：“本字和本义是确定各种意义之间关系的枢纽，对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的意义十分重大，正因为如此，《说文》才取得了‘源’与‘母’的地位”，需要开展以《说文》为中心的语言文字学研究（《〈说文〉与本字本义的探求》）。他们强调“本字、本义是可以互求互证的”，利用《说文》求本字时，必须注意文字造形互相联系的系统性，不是只限于本字下的一条说解，而是要综合《说文》全书，将有关材料集中起来，方能得到准确的解释。就我国传统字源学的研究而言，陆王传承章黄《说文》学体系的核心在“求根探源”的思想，认为对早期汉语同源词的全面系联工作应从汉字的考察做起，指出这种考察工作尤以选定《说文》全书的语料为可靠和便捷。他们论证《说文》是以文献用词的词义为基点来整理汉字的，亦即许慎已为我们做好了文献用字的积分工作；《说文》严格遵守形义统一的原则，是讲本字本义的，为系联同源词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说文》的声训、读若、形声系统中，已包含部分同源字资料，为全面系联同源词提供了线索。陆王认为，太炎《文始》把《说文》学由平面形义关系的研究发展到纵向历史的研究，奠定了汉语词源学的基础，今人从事汉语语词的求根探源，“应当着重探讨汉字的形、音、义结合的原理，从理论上确定同源字之间音与义、形与义各具有何种联系。只有把同源字之间声音变化、意义延伸、形体孳生的轨迹从规律上确定下来，字族的系联工作才能顺利进行”（《论〈说文〉字族研究的意义》）。这对于章黄的词源研究和求根探源思想来说，已经是在传承中加以提升与发展了。

（四）在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强调理论建设，注重普及与应用。

陆先生是训诂学大师，他的古代文献修养和传统语言文字学造诣均臻于精深、博通与老到的境界，他深知在当代振兴传统语言文字学的重要、紧迫而又不易，所以从八十年代起欣然接受王宁先生的意见，“认为要想真正救活训诂学，必须从原始的材料中提炼出基础理论和可供操作的方法”。王先生说：“《训诂方法论》出版后，他又接受了我们的另一个意见：介绍训诂学要注重用一般人能懂的语料来阐明理论方法。因而，用常用词而不是生僻词做实例，尽量把原理讲透、方法说清，便成为这一阶段我们写训诂学文章的努力目标。”（《纪念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谈训诂学的理论建设》《论字源学与同源字》《古汉语词义答问》《训诂学的知识与运用》都是陆王强调理论建设、注重普及与应用的代表作。以《论字源学与同源字》为例，该文深入浅出地论说同源词的派生原理和音近义通说、同源字的形体关系和右文说、历史的推源和平面的系源及传统字源学的特点、音近义通规律的探求和形音义统一的传统系源方法，这种对传统字源学的基本原理、方法特点所做的深刻而明确的阐释，在八十年代振聋发聩，反响清越，有力地清扫了形式化方法在同源研究中造成的浅薄、陈腐的风气，为衡量同源词研究的是非得失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和判别标准。

陆王的研究注重理论建设与普及应用，是对太炎“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菿汉微言》）途径的领悟、仿效与传承。几十年从事负责任的、有价值的学术研究，都要经过真积力久、渐趋醇正、回报民族与社会的阶段。陆王认为为了“在同样勤奋的前提下加快积累的过程”，“知其所以然地去攻读，把握科学方法去积累”（《训诂学原理·自序》），就需有理论方法的指导；为使学术成果在回报民族与社会时产生既多且快的效应，成果就应利于普及，便于应用。陆王是从提升民族的文化水准，为传统学术注入活力的高度来强调学术的理论建设与普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