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王力批判“唯心主义”

（一）1935年的引林说

1935年，王力在《中国音韵学》（1956年改名《汉语音韵学》，原版重印）第五章“古音”第三十三节“章炳麟黄侃的古音学”里说：

我们不反对拿《广韵》的系统去推测古音系统，但是，我们不能赞成黄氏拿《广韵》的反切法去做推测古音的工具，因为反切法是后起的东西，与古音不会发生关系。黄氏以“古本纽”证“古本韵”，又以“古本韵”证“古本纽”，在论理学上犯了乞贷论证的毛病（注十三）。^注41

反切法固然后起（东汉），但并非与古音无关，而是通过某种方式映射秦汉之古音。何况，黄侃证音法并非仅为反切法。翻开《声韵略说》，就可看到：论据《说文》以考古音之正变、论据《说文》以推声之正变、论据《诗经》以考古音之正变、论据反切未行以前之证音法。

《中国音韵学》“汉语音韵学参考书”中列出的黄侃论著，唯刊于《华国月刊》的《音略》（1923—1924），而仅登出前三部分。其时，王力主要通过《文字学音篇》了解黄侃古音学，通过林语堂《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了解对其评价。直到在北京大学，“后来我讲清代古音学，在备课过程中仔细看了黄氏的著作”^注42。根据下面的分析，主要印象还是来自《文字学音篇》。

（二）1978年的大批判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文化大革命”批评反动学术权威的浪潮，促使阶级斗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并且形成了一种批判性文风。时代风气使然。王力在《略论清儒的语言研究》（1965）严肃而认真地指出：

假如今天我们在语言研究上已经完全肃清了清儒“因声求义”和展转相训的坏影响，那么，批判清儒语言研究的唯心主义就成为不必要了。事实上我们还不能这样乐观。清儒的治学方法，不但在老一辈的脑子里根深蒂固，而且老一辈还把它当做法宝传给新的一代。不但语言研究上，而且在古代哲学研究上，在古典文学研究上，在古文字研究上，在历史研究上，至今都还有人踏着清儒的脚印，作出不科学的结论。这种研究的危害性是很大的，不能不引起严重的注意。批判清儒不是为了昨天，而是为了明天。希望今后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认真地肃清清儒的反历史主义和反辩证法的坏影响，把语言研究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注43

具有时代特色的词语有“肃清、坏影响、批判、唯心主义、不科学、危害性、反历史主义、反辩证法”，具有批判文风的句式有“假如肃清了A，那么，批判A就成为不必要了；这种A的危害性是很大的，不能不引起严重的注意；不是为了昨天，而是为了明天；肃清A的坏影响，把B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这不但针对老一辈，而且涉及新一代，不但针对语言研究，而且涉及文史哲研究，为深入批判黄侃古音学打下了思想基础（抱歉，此处我也受此文风感染）。

1978年，“文革”结束不久，王力的《黄侃古音学述评》（简称《述评》）在香港面世。该文中出现的“逻辑上毛病百出、完全是错误的、可谓一无是处、唯心主义、坏影响”等字眼，时至今日，还有语言学人看后惊出一身的冷汗^注44。而在非语言学界造成的印象是，“王力更将黄侃的古本韵学说批评得体无完肤”。

1.《述评》的开篇明意

黄侃的古音学，特别是他的古韵学说，在汉语音韵学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学说虽然也有合理的部分，但是值得批判的地方也很多。我在我的《汉语音韵学》里对他提出了批评，但是批评得不深入，同时也没有看见他的学说中的合理部分。^注45

开篇第一句“有很大的影响”，翻到《述评》第二部分第一节，首句“黄侃的古音学说，在当时大受推崇”；煞尾“而这个学说至今在学术界还有一定的影响”，都是在反复强调黄侃古音学的影响。当看到结语“他在研究方法上的坏影响远远超过了他的贡献”，才明白值得批判的起因是“在汉语音韵学上有很大的影响”。可谓前后呼应、首尾贯通。

2.《述评》的所揭秘密

《述评》抛出了悬念——谁知黄侃古音学全部秘密所在？

我们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黄氏选择了一等和四等，而不选择一等和三等，或二等和三等，作为古本音呢？如果能回答这个问题，那就算知道了黄氏古音学的全部秘密。

原来黄氏是从古本纽出发，来证明古本韵的。……黄氏即从钱章的结论出发，看见非敷奉微禅喻日之出现于三等……知彻澄娘照穿庄审只出现于二三等，可见变纽不能属于一四等。若以无变纽的韵作为古本韵的话，只能从一四等寻找古本韵了。按照这个简单的方法来考察十六摄，凡一等韵和纯四等韵都算古本韵。^注46

黄氏的古音十九纽也是从这里找证据的。……轻唇舌上，正齿日喻等纽都只出现于二三等；章炳麟古音二十一纽，正是以轻唇与重唇合并，舌上与舌头合并等办法得出来的。黄氏比章氏减少了两个声纽，即群母和邪母。^注47

如果读过黄侃《音学八种》《古韵谱稿》《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以及邹汉勋《五均论》、刘逢禄《诗声衍》，就知道这些并非实情。

实际过程是：第一步，黄侃基于本师的古音学说，梳理清儒古韵部与古声纽研究，其中最关注的是邹汉勋《五均论》（甾初床所与照穿神审二分及其古声不同，古声二十位）和刘逢禄的《诗声衍》（二十六部，阴阳入三分）；第二步，受邹氏“古音、唐韵、等韵三者合一”“考《广韵》，复《声类》，以求古音”“字纽犹韵类有古本音、有流变”“等韵一四等为古音”的启发^注48，再参照陈澧《切韵考》声类之分，验之十九纽皆在一四等。第三步，从戴震阴阳入三分说，基于刘逢禄《诗声衍》二十六部，将清儒诸家古韵分部验之《广韵》，提出二十八部。第四步，提出“古音大抵于等韵只具一四等”之贯通学理。由此，黄侃在《古韵谱稿》（1918）扉页上手记：“十九纽之说略同于新化邹君，二十八部之说略同于武进刘君。予之韵学，全恃此二人及番禺陈君而成，不可匿其由来也。”

3.对黄侃十九纽的修理

《述评》给出的古音十九纽是^注49：

如果依照《音略》《与友人论治小学书》，那么黄侃古音十九纽当如次^注50：

《述评》给出的是《文字学音篇》中的十九纽，其中深喉、浅喉为钱氏所改。不知为何不从黄侃《音略》中移录，亦不知为何不参照钱氏拟音。

4.对黄侃二十八部的修理

《述评》给出的古韵二十八部及其拟音如次^注52：

古韵二十八部^②

② 黄氏以《广韵》某韵为古本韵时，即以《广韵》读该韵之音为古本音（有特别声明者除外）。他以《广韵》为今音，即认为与现代北方音没有分别。

④黄氏以“寒”“桓”“贤”“玄”为四呼（见上文所引），“寒”“桓”是寒部字，“贤”“玄”是先部字。所以寒部是an、uan，先部是ian、üan。黄氏并不要求两个韵部之间主要元音有分别，只要洪细不同就行了。余仿此。

⑤黄氏以歌麻合为阿摄，读为o、uo等，不读a、au等，另有霭摄才读a、au等。

宋代以降，用“古音”指周汉（20世纪称上古音），用“今音”指《广韵》（20世纪称中古音），似为音韵常识。王力的注② 却说“他以《广韵》为今音，即认为与现代北方音没有分别”，也就说，黄侃不知“今音”指《广韵》，而将其与现代北方音混为一谈。再如，注④“黄氏并不要求两个韵部之间主要元音有分别，只要洪细不同就行了”，考音类须辨析洪细，而中古洪细之别与元音侈弇有关。按照常识，寒部元音是a，先部元音似乎应是æ。

再如，注⑤“黄氏以歌麻合为阿摄，读为o、uo”。今查，《音略》移录的钱夏《韵摄表》，歌麻合为阿摄，并无音读说明，更无o、uo标音。进一步翻检，《音略》“今韵歌戈是本音”；《声韵略说》“阿、哀、乌、讴、号、唉，此为至简单之韵母，古今不甚差殊”^注53，其读音大体是a、ε、u、ə、ɔ、e。又黄侃云“歌部音本为元音”^注54，此“元音”（非西洋语音学术语vowel）指元初之音a。另，此注中“霭”，讹。《文字学音篇·韵摄表》与《音略》移录《韵摄表》皆为“蔼摄”。

王力移录的黄侃二十八部，并非来自《音略》，而是黄侃此前发表的《与友人论治小学书》（1919年7月刊）中的“古本音表”。此表雏形为《音学八种》的《古韵旁转对转表》，其中先韵标目为“真”，侯韵标目为“侯幽”。王力所移录，尚有“歌戈、曷末、寒桓、痕魂”双字韵目，乃黄侃古韵分部草创（1912—1914）之印记。

依照《音略》，黄侃二十八部当如次：

在刘逢禄二十六部（括号内）基础上，黄侃从王念孙“脂之入”，并参照其师“脂之去入”新立没部；又从戴震之说将缉部分为合、帖两部。惜未吸收邹汉勋“脂灰分部说”。王力提及“刘逢禄《诗声衍》……分古韵二十六部，其中有入声八部”^注55，但未知黄侃古韵分部的直接来由即此。

二十八部黄侃自己并未拟音，而是钱玄同（1934，1947）基于诸家所考拟定古读（括号内为黄侃的标目）：

钱氏将黄侃的萧之入（章太炎的幽之入）立为觉部，替换了黄侃的豪部位置，而把黄侃的沃部并入了宵部（黄侃的豪部），替换了黄侃的萧部位置。假定古读之根据：月部（韵腹）a从黄以周、章太炎、汪荣宝所考；微部ε从黄以周、章所考；质部æ从黄侃说；佳部ɐ从邹汉勋所考；侯部 u从汪荣宝所考；鱼部ɒ钱氏据日本汉音考之；幽部o从章氏所论；宵部ɔ钱氏己见；咍部ə从黄以周所考；侵部o从章氏侵冬对转推定；盍部ɑ从章氏所论。应当说，钱氏假定的古读更接近黄侃的看法。

未知是何考虑，王力未从《音略》移录，又撇开钱氏假定古读。王力说：“在备课过程中仔细看了黄氏的著作”^注56，然就其移录并修理黄侃十九纽和二十八部而言，黄侃《音略》看得并不仔细，反而钱氏《音篇》看得更多些。通常，批判十九纽应以黄侃本人的论著为对象，而非以二手文献为对象；批判二十八部应以黄侃成熟的论著为对象，而不是以草创之作为对象。黄侃二十八部并无拟音，把自己理解的拟音加在其上，难免越俎代庖，且令人困惑。

5.觉部独立说之由来

王力在《述评》中提及：

依段王等人的研究成果，幽部（萧部）是有入声的。黄氏拘于古本韵理论，幽部入声中找不出古本韵，只好牺牲了这个古韵部（觉部）。……据说黄氏晚年颇想改古韵为二十九部（二十八部加觉部），那就合理多了，但是古本纽和古本韵的理论却又因此被推翻了。^注57

根据格里姆定律（J.Grimm.Deutsche Grammtik，1822）“凡规律皆有例外”，黄侃所言“大抵古声于等韵只具一四等”^注58，“大抵”即有例外。而根据维尔纳定律（K.Verner.Eine Ausnahme der ersten Lautverschiebung，1876）“凡例外皆有规律”，则有可能寻找新的规律以解释例外。根据“古本音一四等定律”，萧部入声字当属例外现象。

首先从黄侃萧部中分出入声肃部、增为二十九部系统的，是黄侃的弟子黄永镇^注59，钱玄同（1934年12月）立即接受了这一主张：

黄氏“萧”部之入声尚应分出，独立为一部；关于此点，其弟子黄永镇作《古韵学源流》，既修正之矣（分“萧”部之入声为“肃”部）。^注60

王力《汉语史稿》（1957）从考古派转向审音派，其觉部独立在黄永镇之后的24年。在论证入声韵部独立的《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1960）中，王力说钱玄同（1934）“添上一个觉部是对的”^注61。

关于黄永镇的古音学贡献，详见冯蒸《黄永镇是上古音觉部独立说的创始人》（《古汉语研究》2008年第1期）、《从黄永镇的古韵29部表看黄侃派学者对〈广韵〉离析的贡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就20世纪上半叶古韵学史研究而言，此工作填补了一个关键性空缺。毋庸置疑，黄永镇是上古音觉部独立说的首倡者，完善了其师的古音学说。王力（1957）的觉部分立受之影响仅为局部，而就整体音系阴阳入三分二十九部格局也应如此。

王力在《述评》中提到：“据说黄氏晚年颇想改古韵为二十九部（二十八部加觉部）”（自注①，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下册，第281页）^注62。查张世禄此述的[注二十五]：“参看黄永镇《古韵学源流》（商务印书馆出版）；闻黄永镇二十九部之说，为黄侃晚年的主张。”^注63王力对此之了解，更早见于《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1960），“④黄侃没有分出觉部，这是他拘泥于他所幻想的‘古本韵’的结果，据说他晚年对此有所修正”^注64。

《中国音韵学史》出版于1936年。就正常情况而言，通过张世禄此述，王力20世纪30年代当已知黄永镇“肃”部独立说和二十九部系统。不过，由此我们可能陷入两难：如假定不知，那就预设了“不求甚解”；如推定已知，那就隐含了“有所回避”。这是在学术史探索中经常遭遇的困境，根据我多年来的“侦探”经验，宁愿选择后者。

下一步的旁证是，王力撰写《汉语史稿》（1957）期间是否有可能获得此书。排除自购，即所在大学是否有此藏书。1954年，王力从中山大学调北京大学。据查，黄永镇《古韵学源流》在中山大学图书馆（http：//202.116.64.108：8991/F/VGI1NMK6Y3 R6YUM4M9TA2U3136PSX4LTK QINALKGHV231KMNSR-51539?func=full-set-set&set_number=028875&set_entry=000005&format=999）、北京大学图书馆（http：//162.105.138.200/uhtbin/cgisirsi/x/0/0/5?searchdata1=012008014 85，复本17本）皆有收藏。

不过，基于旁证推理难免或然性，直接证据有否？《述评》有三处注：“②黄永镇《古韵学源流》第83页所引”；“②参看黄永镇《古韵学源流》第84—86页所引”；“①章氏晚年也主张并冬于侵……又见于《与黄永镇书》，载于黄永镇《古韵学源流》卷首”^注65。由此显示，王力不但看过，而且仔细看过。

当然，进一步的追问是，有撰写《汉语史稿》（1957）时的证据吗？这只有天知、地知、己知。不过仍可举出相关旁证，在《述评》之后，王力（1985，1992）有“黄侃合沃觉为一部，王力分开了”“这种错误理论的后果是牺牲一个觉部”之论^注66，然皆未提及黄永镇说。由此显示，对黄永镇的“肃”部独立说和二十九部系统，有可能漏注、失注。

不过，仍然有人坚持要求更早证据。那么只有研读王力的《上古韵母系统研究》（《清华学报》1937年第3期）：

黄氏所谓“余复益于戴君所论，成为廿八部”，就是承受戴氏入声独立的学说。只有萧部入声未独立，稍与戴氏乖违罢了^③。

③注：闻黄氏晚年颇主廿九部之说，那么他的理论更显得一贯了。^注67

尽管此处未注明“详见黄永镇《古韵学源流》”，然与《述评》所言“据说黄氏晚年颇想改古韵为二十九部（二十八部加觉部）……”对照，此处也可视为失注。

继续追溯，此前一年即1936年，王力《中国音韵学》所附“汉语音韵学参考书”，已列“黄永镇《古韵学源流》”（675页）。作为随附书目，与现今“参考文献”似乎有别^注68。

通过以上梳理，1936年王力已知《古韵学源流》，1937年的撰文显示已知黄永镇的肃部独立和廿九部之说，其后还可以通过钱玄同（1934）所说反复了解，且有获取《古韵学源流》的最简途径。故《汉语史稿》（1957）的觉部设立，应在知黄永镇“肃”部说情况下所定。依据黄永镇二十九部和王力二十九部各部所辖《广韵》韵系及其离析情况的异同对比（冯蒸2007），读者会对后者吸收前者二十九部系统做出合乎情理之判断。

究其缘由，王力从早年考古派二十三部（1937）到中年审音派二十九部（1957）之转变，也就是从章太炎晚年二十二部说（王力脂微分立）到黄侃二十八部说（王力从其弟子二十九部）的升级版。与脂微分部说不始于《南北朝诗人用韵考》（1937）一样，觉部分立说同样非《汉语史稿》（1957）首创。

2014年7月，我在《爱丁堡之谜：蒙博多的语言进化论和进化模式——打破达尔文进化论之父的神话》（第十五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报告，黑龙江大学）中宣讲：

在进行学术史（科学史、思想史）探索时，我们经常陷入某种迷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历史上的学者接受前人的思想观点，在其论著中并非一一注明。然而，既然处于学术长河之中，难免留下蛛丝马迹，失落的传承关系可以依据相关材料推定。（我所提出的“推定三定律”，此处略）凡前人已有创说，无论后来者已知或未知，即使所谓“独立发现”，也不应认为首创。因此，学术史的研究务必依据学说相关性、时间先后性、背景关联性，钩稽并梳理其发展线索。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有，1.现代语言学创始之谜：索绪尔（F.de Saussure，1907）的静态语言学与博杜恩（J.N.Baudouin de Courtenay，1870，1876）的社会—心理语言学（李葆嘉《现代语言学理论形成的群体模式考察》，《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3期）；2.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之谜：琼斯（W.Jones，1786）的印欧语同源论与伯克斯洪（M.Z.van Boxhorn，1647）的印欧语系假说（李葆嘉《亲缘比较语言学：超级语系建构中的华夏汉语位置》，载《研究之乐》，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3.西方语义学创始之谜：布雷阿尔（M.Bréal，1879）的语义学与莱斯格（C.K.Reisig，1825）的语意学（李葆嘉《从莱斯格到布雷阿尔：十九世纪西方语义学史钩沉》，《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期）。

6.“仔细玩味黄氏自己的话”

关于这个萧之入的觉部，《述评》提出了一个疑问及相应推测：

有一件事是黄氏没有讲清楚的：章氏幽部的入声（我所谓觉部），归到哪里去了？刘赜教授把这一类字归入萧部，那就和章氏一致了。杨树达在把刘赜教授《音韵学表解》印发给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作为参考资料时，加一个附记说：“刘君用黄季刚之说也。”这样，似乎以觉部归萧部是可信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玩味黄氏自己的话，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第一，黄氏在《与友人论小学书》提到“侯萧同入”，可见他受了段玉裁《六书音均表》的影响。……第二，黄氏在《音略》中提到屋部是“戴所立”。戴震的屋部也正是包括屋觉两部的。第三，黄氏整个古音体系是阴阳入三声分立，怎肯把入声字归到平声韵里去呢？因此，如果没有有力的反证，我们还是相信黄氏把觉部合并到屋部去了。^注69

王力“仔细玩味黄氏自己的话”，所做推测能否成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核查黄侃本人的归字。先列《汉语语音史》56页的觉部字：

合一：笃毒督裻；奥；告。合二：觉学礐嶨；觉。合三：蓼叔轴宿匊薁燠菽畜复蹙俶肃穆祝六鞠覆育陆蓫腹竹肉熟目。合四：戚迪籴；粜。

影：（遇）裕  （屋）屋  （烛）欲鹆NB35D螸鋊NB35D  （觉）握渥喔楃偓  （锺）溶NB360镕鰫（肿）溶搈傛

晓：（沃）沃榖  （烛）頊  （觉）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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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肿）NB365  （遇）馵  （宥）噣  （沃）豛  （烛）烛躅韣属孎斸欘瘃  （觉）琢啄涿豛斀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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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屋）镞  （烛）足  （觉）捉  （铎）糳

清：（屋）蔟  （烛）促  （觉）娕

从：（屋）族  （觉）浞鷟  （铎）糳

心：（鱼）綀  （侯）涑  （肿）竦  （宋）宋  （宥）漱鏉  （候）嗾  （屋）速誎NB36CNB36D鬻樕  （烛）俗粟  （觉）勅

邦：（宥）仆  （屋）卜  （觉）剥

滂：（遇）仆NB36A  （屋）攴  （觉）朴

並：（屋）NB36B  （烛）幞  （觉）豰

明：（屋）木沐霂

开一：禄木谷族樕鹿读毂仆榖卜沐霂；奏。开二：角椓NB36E浊握渥岳。开三：属欲狱足束玉辱曲藚续粟绿局；裕。

钱玄同（1934）将萧部之入立为觉部，也就表明觉部字原在黄侃萧部。刘赜长期追随黄侃，《声韵学表解》（1932年成稿，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得到其师首肯。杨树达附记有据。

7.《述评》所定严重错误

《述评》认定：

黄氏古音学虽然有上述的两个优点（照系二等与三等分立，入声韵部独立），但是由于他缺乏科学方法，以致他的学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错误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注71

第一个错误的原因，“在作出结论时违反了逻辑推理的原则”：

人们不止一次地批评过：黄氏以古本纽证明古本韵，又以古本韵证明古本纽，陷入循环论证的错误^②。表面上证据确凿，实际上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黄侃心目中先有三个成见：第一是他的老师章炳麟的古音二十一纽和古韵二十三部，第二是戴震的古韵二十五部，第三是段玉裁古无去声说，再加上他自己的古无上声说。他的研究过程实际上是主观的演绎，而不是客观的归纳。他是从原则出发，先有了一个结论，然后企图以材料去证明他的结论。他先从等韵中寻找“变纽”所在的等列，而这些“变纽”绝大多数是钱大昕、章炳麟已经证明了的。他发现“变纽”都出现在二三等，于是以为一四等韵都是古本韵；反过来又企图证明这些古本韵里所没有的声母都是“变纽”。这样循环论证，就引出了很不合理的结论。^注72

首先，“不止一次”，《述评》注：“② 参看拙著《汉语音韵学》，第402页；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下册，第316页。”为了与“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划清界限，王力1935年引用过的林语堂（1928）被蒸发了。

其次，根据一般认知过程及其策略，归纳是演绎的基础，演绎是归纳的升华。任何学术研究，当归纳（事实发现）到一定程度都会自发出现演绎（学理发明）。（李葆嘉2002）黄侃的古音研究无疑运用了自发的演绎法，否则不会发明“谈添盍帖应分四部”，但是，其基础是清儒的大量归纳研究（其中有局部演绎）。更重要的是，无论归纳，还是演绎，都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因此，黄侃更加强调文献资料的验证，“本之音理，稽之故籍之通假，无丝毫不合，遂定为十九”^注73；“斠正歧异，离析部伍，必尽合于经传古子艺文，随举之而无一疑滞”（汪辟疆语）^注74。只要看看《黄侃声韵学未刊稿》那么多的音表：《五雅古韵表》《尔雅声类表》《小尔雅声类表》《方言声类表》《释名声类表》《广雅声类表》，就知道并非虚言。

如果要将黄侃的研究方法冠以“科学”的名义（尽管我不习惯贴标签），那么，其研究方法可以表述为——“客观归纳→主观演绎→文献验证→声韵互证”。

林（1928）、王（1935）、张（1935）批评过：黄氏以古本纽证明古本韵，又以古本韵证明古本纽，陷入循环论证的错误。但是黄侃古音学建立在前人考据和审音基础上，证据确凿，再通过相互验证，表明了古韵研究和古声研究结论的吻合性。黄侃继承了前人研究的三个成果：第一是他的老师章炳麟的古音二十一纽和古韵二十三部，第二是戴震的古韵二十五部，第三是段玉裁的古无去声说，再加上他自己的古无上声说。在前人考据归纳的基础上，他采用了审音演绎方法（参照刘逢禄二十六部）。他从“古今语音、有本有变”的原则出发，先初步提出一个古音系统，然后再以大量文献材料去验证和修改。他先从等韵中寻找“变纽”所在的等列，而这些“变纽”绝大多数是钱大昕、章炳麟已经证明了的。他发现“变纽”都出现在二三等，而“古本纽”出现在一四等中；同时，又发现前人所考古韵部类，也都出现在一四等中，由此推定“古本音大抵处于等韵一四等”（受邹汉勋说启发）。通过演绎推定和相互验证，引出了一系列前人未曾得出的结论。

第二个错误的原因，“对语音发展的规律缺乏正确的了解”：

首先是关于“变”的看法。语音的演变，是由简单到复杂呢，还是由复杂到简单呢？这要看具体的历史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设想语音系统越古越简单，先秦时代的汉语只有极贫乏的声母、韵母系统，那就想得太天真了。^注75

所谓“要看具体的历史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含义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预设是“语音发展规律并非刚性”，其结果是“见仁见智”。如果以综合性《广韵》音系为参照，那么先秦音系自然简单。至于二十八部和十九纽，是否就是“极贫乏”的声韵系统呢？可以看看南岛语的一些音系。印度尼西亚语辅音19个：p、b、m、w、t、d、n、r、l、s、tj、dj、j、k、g、ŋ、h、nj、sj；元音9个：i、e、é、a、o、u、ai、au、oi。波利尼西亚语辅音13个：p、t、k、m、n、ŋ、l、r、f、w、s、h、ɂ，元音5个：a、e、i、o、u。夏威夷语12个音素，其中辅音8个h、k、l、m、n、p、w、ɂ，元音5个a、e、i、o、u，可谓“贫乏之至”。据沙加尔（L.Sagart）的《汉语和南岛语的亲属关系》（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are Genetically Related，Paper presented at 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5 to 7 October 1990，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上古（或原始）汉语和南岛语的音系应有类似之处。

王力强调“语音发展的规律”，那么在语音发展规律上讲得通的，他是否就一定赞同呢？

如果说上古的之幽宵侯鱼支六部全都收-k尾或-g尾（高本汉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那样在语音发展规律上算是讲得通，但是上古汉语闭口音节那样多，开口音节那样少，却不近情理。^注76

至于“情理”为何？有注①“参看拙著《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翻开该文，王力（1960）对上古阴声韵构拟为闭音节持绝对否定态度。

我们是不相信上古汉语没有开口音节的。……（高本汉）所列举的1235个声符中，只有 138 个声符是属于开口音节的，只占全数的11%强，开口音节这样贫乏，也是全世界找不出来的一种语言！

把上古汉语拟成开口音节极端贫乏或完全没有开口音节的语言，是不合理的。

完全没有开口音节的语言是世界上所没有且不曾有过的，我们不能设想上古汉语是这样一种结言。这不仅仅是常识判断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语言的本质的问题。语言必须具有开口音节，这是从世界语言概括出来的结论，也是客观存在着的语言本质的特点之一。……因此，高本汉所构拟的清尾和浊尾对立的上古汉语是一种虚构的结言，不是实际上可能存在的语言。^注77

据我所知，世界上各种语言一般都有开音节（元音收尾）和闭音节（辅音收尾）。个别语言（如哈尼语）只有开音节，没有闭音节，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过只有闭音节，没有开音节的语言。如果把先秦古韵一律拟测成为闭音节，那将是一种虚构的语言。^注78

没有开音节的语言是不可思议的语言。这种语言不仅在世界上找不到，就是在历史上也不可能存在过。^注79

根据行文，王力及其高足似乎考察过“全世界的一切语言”（德国《语言学及语言交际工具问题手册》提供的数据是5561种，不包括死语言），才如此充满“理论自信”。此前，李方桂等（《邵语记略》，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专刊第一种：日月潭邵族调查报告》，1958：24）发现邵语中没有开音节，蒲立本（E.G.Pulleyblank，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1963：211—212）发现古孟语中没有开音节。此后，李壬癸（Thao Phonology，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6年47本2分：225）再次指出邵语中没有开音节。这些语言的元音之后总有一个喉塞音^注80。邵语属台湾南岛语（距今5000—4500年前，从华南地区迁徙台湾），分布于如今南投日月潭等一带，其语音系统包括元音7个（含双元音4个）、辅音22个（含半元音2个）。古孟语属南亚语，为缅甸孟族的古老语言。公元前后，中国西南的百濮沿湄公河南下，进入缅甸的一支成为其祖先（前1000年左右，有一支已进入萨尔温江地区）。尚存最古老的是6世纪的碑铭文（其词语与白族语言有关）。据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南岛语和南亚语与华夏汉语都具有发生学关系。

本来，学术之辩应点到为止。遗憾的是，一些学者至今仍奉为真理^注81，以为真的考察了全世界的所有语言才概括出这一结论。因此不得不指出——所谓的“常识”“语言的本质”难免想当然，所指责的“那将是一种虚构的语言”才是自说自话。据说，非语言学家的梁启超，对王力的论文批语为“开拓千古，推倒一时”，而语言学家赵元任给出的是“说有易，说无难”，想必应非无的放矢。今查，王力《中国古文法》（1927）有一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赵元任批语：“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同年，王力刊于《清华学报》的《两粤言说》，认为两粤方言没有撮口呼。次年，赵元任在广州发现即致函在巴黎的王力。王力分析犯错原因：一是方言调查必须一个一个地点进行；二是以自己的博白话来推断两粤方言没有撮口呼，这在逻辑推理上是错误的^注82。本来“以偏概全”是日常思维的自在规律，无须上纲上线到“逻辑推理错误”。在人类认知中，只有简单枚举，或者不完全归纳，不可能有完全归纳。“两粤方言没有撮口呼”是认知过程中的受限，而非表达逻辑上的错误。至“完全没有开口音节的语言是世界上所没有且不曾有过的”，王力已经三次“言无”。前两次“言无”，作为学生的王力，有导师赵元任及时指出；而这一次“言无”，作为导师的王力，其学生却发扬师说了。“全世界找不出来”为全称判断，并非不符合西洋逻辑，而是超越了个体认知能力。

当然，上古汉语是否完全是闭音节可以进一步探讨。至少可以认为，这些闭音节的字可能存在开音节的自由变读。即使我们不赞成闭音节说，也无须制造一条简单枚举、仅限自己所知的类型学原则。其实，我们所做的研究，都是受限于一定材料，受限于一定理论方法，受限于一定个体智慧，而得出的受限结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无”！ 那些“类型学原则”，也仅仅是某种不完全归纳的倾向性。

《述评》继续写道：

黄氏对于“变”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其次，黄氏对于“本”的看法，也是不合乎历史语言学原则的。

在黄氏心目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语音：一种是变的，一种是不变的。变的为什么变（在什么条件下变），他说不出个道理来；不变的为什么不变，他也说不出个道理来。^注83

首先，《述评》中多次强调“历史语言学原则”，仅提到“在什么条件下变”，并未进一步阐述到底有哪些原则及其内容。研读王力的其他论著，《上古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1960）中有一句：“讲语音发展不能不讲分化条件，否则就违反了历史语言学的根本原则”^注84。《汉语语音史》（1985）中有两句：“比较语言学有一个定律，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音变。……比较语言学的另一个定律是有条件的变化。”^注85。说得比较多的是《汉语史稿》（1957），绪论第三节“汉语史的研究方法”（14—19页），提到斯大林的历史比较法，其实是“外行教导内行”。关于“历史比较法开始于19世纪初期”，似乎是常识，其实以讹传讹。1647年，荷兰学者M.Z.van Boxhorn（1612—1653）首次提出“斯基泰语系”假说，并阐述了历史比较方法论；1723年，荷兰学者L.ten Kate（1647—1731）首次提出日耳曼语历史音变定律。第二章“语音的发展”说：“必须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才能有同样的发展。反过来说，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不同的发展，也就是不可能有分化。……这是历史比较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我们不应该违反这一个原则。这一个原则并不排斥一些个别的不规则的变化。”^注86不过，未见交代这些“原则”的具体出处，何人何时、何书何页提出，针对何种情况而言，以至于无法核查这些“根本原则”。更未见一篇阐述“历史语言学原则和中国古音研究”的论文。

其次，中国传统古音学的研究目标“讽典籍、明语源、通训诂”，与“语音在什么条件下变”无涉。那么，西方历史比较为何要提出变化条件呢？这固然与历史比较的性质有关，其目标是历史重建，其方法是相似比较，但是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原因，与西方语言文献，即研究历史语音的材料有关。尽管汉字并非拼音文字，不便于历史语音研究的“音素呈现”，然而中国传统古音学的优势，却在于拥有丰富的语音文献或相关资料。无论是古希腊语，还是古拉丁语，更不要说古日耳曼语，都没有像汉语这样绵延几千年（以甲骨文为起点，从公元前1300年算起）的连续性文献。西方既没有像《诗经》（前11世纪—前6世纪）这样的上古押韵诗歌集^注87，更没有像《说文解字》（100—121）这样的形音义系统之书，以及《切韵》（601）这样的“论古今南北”综合音系之书。汉语音韵可以基于语音文献资料一个一个时期地研究，其结果既具文献验证性，又有历史连续性，所谓不足即“非音素呈现”。因此汉语音韵研究，或以记录描写为主，或以梳理考订为重，学者们关注的是“不变”与“变”，而几乎不涉“音变条件”。反之，由于西方古典语言没有这样绵延几千年的连续性文献，因此在确定了古代语音（可能是祖语，或亲属祖语）和后世语音（可能是子语，或亲属子语）两端以后，也就务必阐述音变条件，或者演变路径。

再次，何为“音变条件”，是否就是存在于某语言语音系统内部的自身条件？《述评》中说：

韵母方面，我们绝对不能同意黄氏简单化的做法。每一个古韵部都应该有洪有细，而不是像黄氏那样造成洪细互相排斥。……四个等也应该分别清楚。黄氏不了解分等的意义，以致认为不可能有四等。其实不但中古有四等，上古也有四等，不过不需要摆出“等”的名称罢了。^注88

王宁、黄易青（2003）的研究表明，上古谐声系统没有声韵之间的-i-介音，中古三等的-i-是后起的，中古二等出现类似的-i-化则更晚。由此提出：

诚然，分化是需要“条件”的，但是，语音学家们往往认为语音分化的“条件”必定是在上古语音系统或音节结构本身，所以今音的三等一定是从上古的三等来的，今音三等的-i-介音一定有一个上古三等介音在那里对应。

古今语音变化的“条件”，不一定非得是古音的语音系统或音节结构本来存在差异。方音的不同，语言传播中各方言语音的影响、交叠、替代，可能是古今语音变化的最重要条件。^注89

根据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西方研究，语义变化的起因包括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的原因。作为王力在法国巴黎学留学（1927—1931）的导师，房德里耶斯（J.Vendryes，1875—1960）承传了布雷阿尔（M.Bréal；语言的主体是人，语言的变化是语主的变化）和梅耶（A.Méillet；语言是社会事实，语言系统是社会群体之间的系统）的研究传统。在《语言：历史语言学导论》（Le langage：Introduction linguistique à l'histoire，1923）的序言中，房德里耶斯强调语言基于心理行为和社会行为，由此超越了语言演变的纯逻辑分析^注90。与历史语义演变一样，历史语音演变的起因和机制同样如此复杂。然而最主要的，语音的变化是语言主体即说话者（移民、通婚、杂处、换用等）的变化。如果依据“语音系统内部的自身条件”，那么同出一源的德语和英语（5—6世纪分开），也就不可能分化为两种语言了。

在华夏汉语发展史上，语言的借用和融合成为华夏汉语演变的巨大动因。（李葆嘉1996，2003）关于中古汉语次浊声母的演变，其区域分布特征是越往北消失得越多，越往南保留得越多。陈其光（1999）认为，这种南北差异的形成与语言接触换用相关。北部汉语中的疑母普遍消失，日母也消失许多。在蒙古语族和通古斯—满洲语族中，一般只有与中古汉语明、泥、疑母对应的m、n、ŋ，而没有娘母ȵ，并且m-和n-可以出现在词首，而-ŋ只能出现在词末。在他们换用汉语（演变为北方汉语）的过程中，居于汉语词首的ŋ-，也就自然脱落了。如果尽力模仿而未到位，就出现了ŋ-中和为n-的结果（如北京话“牛”：ŋəu→niəu）。而在南邻民族语言中普遍存在这四个鼻辅音，因此在南方汉语中都基本保留下来了^注91。至于入声韵塞尾在北方汉语中的消失，更是成规模北族居民换用汉语的结果。

黄侃提出的“声韵相挟而变”，可谓传统古音学研究的“凿破混沌”。作为其后来者，是否有必要以西方“音变条件”来评判其古音学呢？况且一些“条件”本身就存在质疑。

8.《述评》的总结陈词

一路研读下来，《述评》中已有多处定性说法：“黄氏的理论在逻辑上毛病百出，根本不能成为理论”“我们绝对不能同意黄氏简单化的做法”“黄氏对于‘变’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千里来龙，结穴于此。王力批判黄侃古音学的“总结陈词”如次：

由上述的各方面看来，黄氏的“本”“变”学说，可谓一无是处。他的变纽、变韵、变调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从来不讲为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发生这些变化；他的本纽、本韵、本调又是一成不变的，仿佛从先秦到现代二千多年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这种研究方法是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黄氏在古音学上虽然有一些贡献，但是他在研究方法上的坏影响远远超过了他的贡献。^注92

一方面，定性术语是“‘本’‘变’学说，一无是处”。然而，如果全盘否定“古本音”，也就是《广韵》音系中没有周汉古音流传下来的声韵；如果全盘否定“今变音”，也就是周汉古音系统与《广韵》音系一样。一方面，拿西洋研究目标和方法来衡量中国传统古音学研究，无疑张冠李戴。黄侃的“古本音”就《广韵》（今音）音系而论古今，《述评》却说成“仿佛从先秦到现代二千多年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误读。

至于其中的关键词“唯心主义”是政治标签，没有上升到“任何唯心都是唯物中的唯心，任何唯物都是唯心中的唯物”的哲学境界；其中的关键词“坏影响”是道德评价，没有摆脱“非好即坏”的世俗偏见。学术批评就是学术批评，政治标签、道德评价应当远离。上文中并未给“完全没有开口音节的语言是世界上所没有且不曾有过的”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更没有冠以“坏影响”的帽子，而是说明这是“认知过程和认知能力的受限”。

如仿《述评》所言“入声韵部独立不从黄侃开始”，“脂微分立”亦非王力的发现。王力《汉语语音史·先秦音系》（1985）存在一些疏漏，包括“脂微分立”的沿革：邹汉勋（《五均论》，1851）的脂灰分部说 → 章太炎（《新方言》，1907）的脂灰分部→日本大矢透（《周代古音考韵徵》，1914）的尔（脂）、类（微）分部归字 → 曾运乾（《声学五书序·切韵补谱》，1926）的脂微齐皆灰分二部→赵少咸（1934）的从脂、微、齐中析出齐部→王力（1936）的脂微分立，详见拙文《〈汉语语音史·先秦音系〉补苴》（1989）。后学拙文成于1986年，闻王力先生去世束之高阁，三年后方刊。

总之，经过清儒研究，周秦古韵分韵已基本定局。立足阴阳入三分，再补上邹汉勋的“脂灰分部说”，即可得古韵三十部，即曾运乾（1926）的古韵三十摄。王力（1980）的古韵三十部亦与之类同。“三十部”与“清儒古韵研究整合三十部”一脉相承，虽有续证而难言独见。据后学迄今所阅清代古音学论著，唯黄侃“谈添盍帖分四部说”（1918）方为言前人所未言。（未完待续）

（李葆嘉：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210097，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