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前时期聚落的环境选择

聚落是人类的居止之处，也是生产地与生活地的结点。史前时期正处于人类的蒙昧时代，这时的人类带有鲜明的动物性特征，不仅对于环境有强烈的依赖性，且以延续自身生命为目的，将寻觅食物视作根本之务，因此聚落选择在什么地带，不仅意味着人类在那里可以凭借渔猎、采集获得丰厚的食物，而且意味着那里也是一处能够运用石刀、石铲将周围土地开垦为农田的地方。聚落所在之地，拥有满足史前时期人类生存需要的资源与环境，因此，针对聚落展开的历史地理学术探讨，目的在人而不在聚落，聚落仅是储存人类活动信息的载体。依托这些信息，通过人类在哪类地理环境起步、凭借什么生产活动起步这类问题，在追寻人类社会进化轨迹的同时解读人与环境的关系。

人地关系研究涉及人、地两者，史前时期并无文字记载，作为人类活动的标识唯有考古文化遗址，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先后出现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等考古文化类型，从属于这些考古文化的聚落不仅载有人类活动的信息，且因考古文化的变化而呈现时代差异。

以“地”加以概括的西辽河流域环境比较复杂，具有丘陵山地与河谷平原兼备的地貌特征，整个流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西辽河干流横穿流域中部，在河流的长期作用下形成冲积平原。受地形影响，来自于东南方向的降水沿山地呈C字形分布：C字核心地带最为干旱，年降雨量约200毫米，跨西辽河南北两侧的科尔沁沙地即分布在这里；C字形的边缘随地形抬升而面迎水汽，年降雨量增至400毫米，并因降雨量增加为森林、草原等多种生态系统的存在提供了条件。西辽河流域半干旱地区的气候特征，使水资源成为环境中的制约性因素，而地貌、高程不仅影响水资源再分配与动植物资源的重新组合，也是人类存活与聚落选址的必要条件，因此研究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的环境选择自然需要从这两项要素入手。

史前时期的聚落早已湮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下，西辽河流域史前时期各考古文化期的聚落位置来自于《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中的第二次文物普查资料，由于流域内各旗县文物普查力度不一，并非所有旗县的普查结果均具备统计要求，其中以敖汉旗的调查最为充分。利用GIS技术获得西辽河流域史前聚落高程与地貌信息，且以敖汉旗为主进行的分析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各考古文化期的聚落主要在400—700米的高程区域内，坐落在这一高程区的聚落占同一文化期聚落总数的70%以上，其中兴隆洼文化遗址坐落在400—700米高程内的聚落共占95.1%，赵宝沟文化占87.7%，红山文化占87.2%，小河沿文化占64.8%，夏家店下层文化占73.0%，夏家店上层文化占71.8%，具有明显的共同选择趋向。与400—700米高程区不同，400米以下、800米以上高程区很少有聚落分布。针对地貌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从兴隆洼文化至夏家店上层文化前后5000年左右的时段内，聚落在地貌选择上的总体取向偏重于分布在河谷两侧的坡地、山坡。这样的地貌位置与400—700米高程相吻合。就高程与地貌而言，事实上不仅敖汉旗一地，其他旗县史前聚落均有相近的特征，兴隆洼文化典型聚落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赵宝沟文化命名地赵宝沟遗址等处房屋均处于山坡，且呈现明显的顺坡排状分布。1999年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组也观察到，分布在赤峰附近的兴隆洼文化聚落主要坐落于锡伯河和半支箭河流域，河漫滩与远离主要河流的较高山丘上都没有发现聚落遗址，近90%的聚落遗址分布在距河道40—50米的坡冈上。

由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高程与地貌的分析可见：史前时期人类对于聚落位置的选择几乎有着统一的意识、统一的要求，即400—700米高程区的近河山坡、坡地是聚落的首选位置，这一高程之外的山顶、河谷只在一定时期发挥过作用。面对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环境选择的结果，我们不禁要问：在没有任何人、任何信息指导先民建构生产与生活之地的时代，是什么动力推动人们形成如此统一的认识并走向共同的地理环境？其实，史前时期尽管人类拥有明确的觅食目的，却没有一定的行动方向，如今我们看到的考古聚落遗址均是人们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向上、向下，经历许多探索的结果，而探索过程中走入不宜生存之地的先民多数有去无还，没有留下遗迹；其中少数则面对困境做出重新选择，并在反复探索中成功地走到宜居之地，落脚生根。显然，西辽河流域绝大多数史前聚落坐落的400—700米高程区近河山坡就是宜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