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聚落环境选择与人类生产方式

无论文明之火为后代带来怎样绚丽的光华，点燃它的火种却是人类以生存为目的的觅食方式，而人类生存必需的是水源与食物，因此聚落坐落的位置就应是人类获取水源、食物的理想地带。

追寻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从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至距今3000年夏家店上层文化，前后延续5000年，各考古文化期的聚落围绕400—700米高程区的山坡形成最主要的分布区，尽管5000年内，人类对水源、食物的追求贯穿始终，但却经历着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变化，食物来源不同，人类对于环境的利用幅度、利用方式自然不会一样。那么，从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夏家店下层到夏家店上层各考古文化期，人类通过什么方式利用自然且赢得了自身的生存？

（一）兴隆洼、赵宝沟文化的采集、渔猎生存方式与聚落环境

以聚落为依托留存的人工制品、人类居住遗迹以及文化堆积，不仅从各个角度揭示了人类生存方式的特征，而且也展示了聚落所在地的环境面貌。兴隆洼、赵宝沟文化分别存在于距今8000—6500年与距今7100—6400年的时段内，工具以及动植物遗存显示，这一时期人类处于食物采集者的阶段，生存方式基本以采集与渔猎为主，遗址中几乎没有发现栽培作物的种粒以及配套的农耕生产工具。史前时期没有文字资料，对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佐证，来自于古人类食物结构与石器微痕研究等技术鉴定。20世纪中期考古学界引入古人类食性分析技术，这项技术的核心理论认为，人类在一定环境中生活，且长期以某类植物为食物，经人体消化吸收，转化为人体组织成分，因此人体骨组织的化学组成与食物中的化学组成密切相关，食物来源不同，人骨的化学成分也存在差异。因此，根据人骨的化学成分，即稳定同位素比值和微量元素含量，便可揭示人们的食物结构、生活方式以及生存环境等多方面信息。依食物特性可将植物分为C3、C4两类，C3类植物与稻米、小麦以及坚果相关，C4类植物包括粟、黍等作物。针对兴隆洼文化期人骨的测量结果显示，C3类植物的摄入量较多，由于此时西辽河流域还没有种植水稻、小麦，故人类直接摄入的C3植物来自于坚果；间接摄入与以C3类坚果为食物源的动物相关。此外兴隆洼文化期人类的δ15N值也较高，这是食肉较多的反映。δ15N值高与人体吸收含氮食物相关注1，人类吸收氮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食用具有固氮功能的豆科类植物，二是食用已转化了的氮化合物，即非豆科类植物、陆相动物、海洋生物等。兴隆洼文化期西辽河流域还没有种植豆类作物，因此δ15N值应与食用动物相关。与古人类的食物结构对应，人类使用的石器也保留了食物类型的信息。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细石叶具有明显的E1、E2（被加工物为动物皮、肉类）以及D1、D2（被加工物为骨头、鹿角）型光泽，这类光泽说明细石叶是用来切割肉类或解体动物的。赵宝沟文化遗址的细石叶也同样具有E1、E2、D1、D2型光泽。细石叶之外，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刀极少数作砍砸之用，主要用于加工木材或动物骨骼，多数为肢解动物的工具。这一文化期出土的石斧同样属于加工动物皮革、鞣制兽皮的工具。以上古人类食物结构与石器微痕分析，进一步将西辽河流域人类食物指向坚果与动物，而无论坚果还是动物均来自人类的采集、渔猎。

注1δ15N为氮15同位素。

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类以动植物为对象的食物采集，并非盲目的行为，而是立足于地区环境。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遗址的房址与灰坑内均发现植物果核，经鉴定属于胡桃科的胡桃楸。胡桃楸为温带乔木树种，不适宜干旱以及夏季高温闷热环境，却具有一定的耐寒性，最适宜生长温度为15—30℃。此外通过浮选，在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了黄芪、球序卷耳等草本植物种子，其中黄芪为典型旱生多年生草本植物。胡桃楸果核、黄芪等出现在兴隆洼文化聚落遗址中，不仅说明今天具有温带半干旱草原气候特征的西辽河流域，8000—6400年前却呈现出温带针阔混交林的环境景观，而且也显示了聚落位置具有森林、草原双重属性的环境特征。与植物籽粒对应的是兴隆洼聚落房址的居住面上以及灰坑内发现的鹿骨、狍骨以及猪骨，鹿、狍都属于活动在针阔混交林林缘地带的动物，这些动物骨骼的发现进一步指示了聚落所在位置的环境属性应为林缘地带，即林地与草地的结合部。生态学研究将鹿作为典型的林地指示动物，而牛则为典型的草地环境指示动物，对此考古学界也已形成共识。与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动物骨骼相似，林西县白音长汗兴隆洼、赵宝沟文化遗址中有马鹿、斑鹿、狍子等林地环境中的动物，也有牛这类适宜草地生存的动物，并通过动物骨骼鉴定确定为野牛，即属于猎取物，并非人工驯养的家畜。这样的动物类型明确地告诉我们，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时期聚落选址具有林缘地带的环境特征。

林缘地带处于林地与草地的结合部，究竟与林地存在什么样的距离关系？美国学者简·麦金托什（Jane McIntosh）根据民族学研究证明，在仅能维持生存的原始经济中，人类的定居点通常选择在最接近觅食地的地方，如猎人通常在距离营地2小时路程的范围内活动；农耕者则将耕地开垦在距离聚落1小时路程的半径内；采集者也会将他们的采集范围限于1小时的行走半径内，通常这一行走半径大约相当于5公里的路程。处于原始经济背景下的兴隆洼文化期，以聚落为核心，人类的活动半径也应大致如此，即从聚落至林地边缘大约5公里。林缘地带兼具林地、草地双重资源特征，不仅动植物资源种类丰富，而且觅食较易，自然成为采集、渔猎生存方式下聚落首选之地。人们将聚落安置在这里，依托林地、草地不同种属的动植物为食物来源，完成了自身的繁衍，也为西辽河流域播撒下文明之源。

（二）红山文化与原始农业

考古学用考古文化表示考古遗存中观察到的共同体，即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而遗存的背后，则应是具有共同关联的社会群体。考古文化之间的替换、覆盖，事实是一个具有共同关联的社会群体对于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取代。继兴隆洼、赵宝沟文化之后，距今5700—4800年，西辽河流域出现了红山文化。西辽河流域进入红山文化期，不仅仅是考古文化类型的转变与替换，就文明进程而言，这一时期西辽河的先民已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这无疑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传统观点一般将推动农业起源的原因归为社会发展与动植物驯化，20世纪60年代一些国外学者全方位审读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重要命题，即农业需要人类付出比采集、狩猎高得多的劳动代价，而且实现这两种生存方式的转变还涉及漫长而艰巨的物种择优汰劣的选择驯化过程，没有万不得已的外界强大压力和持久不懈的实践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无疑，这一观点所指陈的事实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而且将思考的核心放在迫使人类将生存方式由采集、渔猎转向农业原因的解读。有人将采集、渔猎归为利用型经济，农业等则为生产型经济，人们放弃劳动代价较小的利用型经济，转向劳动代价较高的生产型经济，只有在自然资源不能保证直接索取的前提下才会出现，而影响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取决于资源本身，另一方面则与人口密度直接相关。

既然农业萌生与人口相关，那么红山文化期人口是如何发展的？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组利用遗址面积与陶片数量这两项指标获得了衡量人口规模的指标——人口指数，兴隆洼文化期为0.16，赵宝沟文化期为1.06，红山文化期则增至2.78。比较这三个文化期的人口指数，红山文化期人口呈现大幅度增长。红山文化期在人口增加的同时，人类生存方式也出现重要变化，来自于聚落遗址的工具以及动植物遗存表明，原始农业开始在人类生存方式中占突出地位。资源与人口这两项因素在红山文化发展历程中孰先孰后，对于解读人类将生存方式由采集、渔猎转向农业的原因有重要意义。

来自于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证明，人口规模取决于可获得食物的数量，当人们意识到自身的增长已经打破了人与食物资源之间的平衡，往往会通过溺婴等手段自觉抑制人口增长速度，因而由人口增长而导致动植物资源短缺，进而将利用型经济转向生产型经济的理由并不充足。红山文化是人们从采集、渔猎转向原始农业的关键阶段，近年关于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环境变化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大家在确认距今8500—3000年存在全新世大暖期的同时，也指出这一时期在总体气温呈上升趋势的背景下，也经历着冷暖、干湿的气候波动，红山文化期所处的时段正是大暖期内“气候波动剧烈”的阶段。距今6000—5000年中国北方处于波动降温期，各地普遍出现落叶阔叶林减少、寒温性和温性针叶树种增加以及海平面下降事件，且在距今5500年前后气候呈变干趋势。虽然这样的气候波动并不能改变大暖期的总体气候特征，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动植物资源分布，在西辽河流域这一生态敏感地带更为突出。与气温下降、气候转干相伴的是动植物资源减少，进而导致人们单纯通过采集、渔猎获取食物变得困难，为了保证人口的生存繁衍，在惯常的利用型经济中加入生产型经济，并通过农业获得稳定的食物补给成为必要的选择。固然如美国学者L. 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所说的那样，“早在农业革命之前，人们已普遍知道促使植物生长的方法”，但推动原始农业在人们经济生活中地位提升的，应是气候变化。

与渔猎、采集等生存手段相比，农业是一个人口承载力较大的部门，这一点正如科恩（M. N. Cohan）所阐述的那样，农耕方式虽然并不比狩猎采集方式更容易，而且也不提供更高质量、更美味的食物来源，但与狩猎、采集相比唯一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在单位土地及单位时间内提供更多的卡路里，并因此得以支持更密集的人口。正是由于农业生产的这一特征，当它在红山文化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时，人口也因之而不断增加。完成上面的论述后，可归纳出这样的因果关系，即：

在这一关系图中，引发人类生存方式改变以及促使人口增殖的根本原因在于气候变迁。

其实农业起源并不意味着在一天之内就占有优势且取代采集、渔猎，原始农业从起源到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本业经历了漫长时期。马克内森（R. S. MacNeish）在研究中发现，中美洲人类对栽培作物的依赖从5%增加到75%用了近7000年的时间。根据中国考古学界对于西辽河流域兴隆洼、赵宝沟、红山等考古文化工具类型以及植物籽粒的研究，可以肯定人们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是逐渐增加的。取自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细石叶具有明显的E1、E2以及D1、D2型光泽，而赵宝沟文化遗址的细石叶同样具有E1、E2、D1、D2型光泽，少数还具有A类光泽。如前文所述，E1、E2、D1、D2型光泽为切割动物的结果，而A类光泽与禾本植物、竹子等相关。如果赵宝沟文化期细石叶具有的A类光泽确实是原始农业的产物，那么兴隆洼到赵宝沟两类文化之间石器微痕从E1、E2D1、D2型光泽到A类光泽的出现，反映的应是原始农业比重增加的过程。此外，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证明，兴隆洼、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食用C4、C3类植物的百分比分别为85.3%、14.7%,100%、0%,100%、0%，即兴隆洼文化期人类对C3类植物的摄入量在当时的食物总构成中占14.7%，而红山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几乎不存在这一类型的食物，其比例均为0。如前所述，C3类植物的直接摄入与坚果有关，间接摄入与以C3类坚果为食物源的动物相关。无论C3类植物还是动物的获得均与采集、渔猎生存方式相关；与C3类植物不同，C4类植物应部分来自原始农业。C4、C3类植物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关系，间接地向我们展示了原始农业在各考古文化期中所占的比例，这一比例是逐渐递增的。正由于原始农业从起源到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经济生活方式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因此红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原始农业不仅不是独立存在的，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伴生于采集、渔猎等利用型经济生活方式之中。

无疑，红山文化处于史前时期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这个阶段不仅出现了人类生存方式的转变，而且聚落环境选择也表现出新的取向。红山文化期农业与采集、渔猎等经济生活方式的伴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聚落的环境选择取向。红山文化聚落不但密度增加，而且对于环境的选择已超越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的局限。虽然考古界并未对红山文化各个聚落所处的具体年代加以甄别，但面对数量众多的聚落遗址，我们绝不能认为它们存在于同一时段，更不能认为这些聚落的空间分布大势是同时形成的。根据农业与采集、渔猎等经济生活方式的伴生关系推断，红山文化早期聚落对环境的选择与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具有一致性，即由于这一时段人们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很小，主要食物需要通过采集、渔猎等手段获取，因此聚落仍选择在林缘地带。红山文化聚落脱离林缘地带，并将聚落位置扩展至此前未加利用的环境地带，应该是在人们对农业依赖性增强的红山文化中晚期。400—700米高程区域的山坡并不完全属于林缘地带，那些坐落在非林缘地带的聚落应该大多出现在红山文化中晚期，与原始农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相吻合，其所在之处应属于草原环境。

（三）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的环境选择与原始农业发展

继红山文化之后，距今4200—3200年，西辽河流域出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期聚落环境选择改变了红山文化以及此前的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聚落分布的空间格局，这一时期的聚落数量较红山文化期也有了大幅度增加，据《中国文物地图集· 内蒙古自治区分册》所载文物普查资料数据，敖汉旗内不与其他文化重叠的单一红山文化期遗址154个，单一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则有1321个，数量极为悬殊。聚落遗址数量增加必然导致密度提高与分布范围扩展，据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组调查，在其研究范围内几乎每2平方公里就有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此外，聚落分布呈现以林缘地带为轴线向山顶与河岸台地扩展的状况：红山文化期坐落于山坡的聚落占总数的70.2%，夏家店下层文化期则为43.2%；在山坡聚落比例下降的同时，位于山顶的聚落比例有大幅度提高，红山文化期分布在山顶的聚落仅占3.2%，夏家店下层文化期则为30.2%。

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环境选择的变化，与这一时期的气候变迁相关。夏家店下层文化期经历了明显的气候波动，不但气温出现下降，而且干旱度也有所增加。在整个气候趋于冷干的背景下，人类生存所依托的动植物资源种类逐渐减少，这直接加快了人们对农业的倚重程度，在敖汉旗兴隆沟夏家店下层遗址获得的植物籽粒中，99%属于黍、粟、大豆等谷物，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事实。人类生存方式由采集、渔猎占主导地位向原始农业占主导地位的转变，实际也是人类从对自然环境完全依赖向部分依赖的转变，与采集、渔猎相比，农业对环境的依赖程度相对减弱，因此可以通过人类的生产活动将耕地拓垦到更广大空间，这些地方可能不具备采集、渔猎的条件，却可以发展农耕。当然，考古学界对夏家店下层聚落的研究指出，山顶的建筑利用地形优势，与普通聚落不同，往往具备军事需求或祭祀功能。但我们并不排除在非普通聚落功能存在的同时，驻守要塞或祭祀地的人们也有食品与粮食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必然要引发农业生产，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即使坐落在山顶的建筑，无论城寨、要塞还是祭祀地，均与农业生产相关。

人口增长是原始农业发展的结果，夏家店下层文化期人口指数为51.87，较红山文化时期有大幅度增长。聚落是人类生活与生产的立足之地，农业与人口发展必然会导致聚落数目增加与分布范围扩展，这在《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所汇集的调查结果中已得到验证。人地关系是一个复杂系统，固然夏家店下层文化期聚落数量大幅度增加，但聚落规模却有所减小，这样的变化与气候波动导致动植物资源富集程度降低相关。应对这一变化，人类必须采取较小的群体与较小的聚落维持生存。《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提供了由四个采集点构成的1036号遗址及该遗址各时期居住范围变化图（见图2-1）：

此图展示了红山、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聚落范围的变化特点，这三期考古文化中夏家店下层文化期聚落规模最小，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这一时期聚落的规模特点。1036号遗址只是孤证，尚不具备说服力，因此仍选择敖汉旗的文物普查结果，且将各考古文化遗址面积列为表2-1。其间聚落面积的变化虽然不及1036号遗址清楚，但变化趋势仍然十分明显，即在各考古文化遗址中夏家店下层文化<5000平方米的遗址面积占的比例最大，达66.2%, >20000平方米的遗址面积占的比例虽略高于小河沿文化，但也仅为7.8%；而红山文化<5000平方米的遗址面积占23.6%, >20000平方米的遗址面积则为30.1%。原始农业在红山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均占突出地位，但聚落遗址面积却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这一变化趋势与1036号遗址有相同之处。由此看来，夏家店下层文化在1036号遗址表现出的面积特征，不是特例，在西辽河流域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四）夏家店上层文化期聚落与环境

夏家店上层文化存在于距今3000年，与红山诸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由采集、渔猎向原始农业为主的生存方式转变不同，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显现出了不同于夏家店下层的文化信息：出土器物证明其农业与制陶工艺技术远不及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青铜器铸造技术却高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的器物有生活用具、武器与装饰品，其中宁城南山根出土的锚状有倒刺的马衔，不但显示了驯马初期对马衔的刻意加工，而且两端倒刺的外端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都容易驯服。与马具的出现相吻合，夏家店上层出土的动物骨骼明显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其种类除了夏家店下层常见的牛、羊、猪、狗、鹿外，还有前所未见的马。通过对出土器物与房址、窖穴的审度，考古学界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虽然还过着定居生活，也有一定的农业，但畜牧业已得到充分发展，表现出了与夏家店下层不同的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

畜牧业这种不同于以往的生存手段的出现，拓展了人类的食物资源，也为聚落的环境选择带来了一些影响。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时的半农半牧区不是农、牧两种经济生活方式的插花式分布，而是通过兼业行为表现出来的。这一时期遗址中出土的遗物既有粮食，又有动物骨骼；既有石铲等农业生产工具，又有用于骑射的马具，可以想见当时居住在农牧交错带的先民，在从事农耕的同时，也经营一些与定居农业有联系的牲畜放养，大有一身而兼二职的情形。正是这种兼业行为，决定了夏家店上层文化期的畜牧业依托农业定居生活而存在，并以聚落为中心形成放牧圈。根据农牧业生产特征推测，原始农业开拓的农田紧邻聚落，牲畜的放牧地则位于农田外侧；由于这一时期还没有进入游牧状态，因此放牧业应以聚落为中心，以每日往返距离为半径确定放牧范围。

在半农半牧兼业的经济生活方式下，聚落的环境选择偏重于农业生产的适应性，但有时也会超越农业生产通常的耕种范围，使聚落周围的土地利用从原来的农业利用发展到农牧并存，进而扩大了聚落范围以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扰动规模，缩小了聚落之间的缓冲地带。本讲所提出的这一看法，可以在1036号遗址中得到证实。红山、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聚落都在1036号遗址留下了遗迹，与其他考古文化相比，夏家店上层文化是聚落范围最大的时期，遗址所在四个采集点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陶片，其他几个时期却只在一个或两个采集点发现了陶片。对于这种现象，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组并未进行解释，我将这一现象归为环境变迁与人类生产方式双重影响的结果。环境承载能力决定聚落规模，第四纪研究的各项成果证明，从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气候变化总体趋于冷干，这一全球变化特点直接影响到西辽河流域可食性动植物资源的丰富程度，当食物资源并不丰厚时，人类只能以小群体形式活动并构成聚落，因此夏家店下层文化期人群规模与聚落规模都小于红山文化期。全新世大暖期结束于距今3500—3000年，按照前面的推理，夏家店上层文化期气候冷干特征更为突出，聚落范围更应该缩小，但事实却完全相反，恐怕与畜牧业出现有直接关系，正是牲畜的放养将农田之外拓展为牧场，延伸了人类活动范围，才使考古界在数个采集点都发现了陶片，因此这一文化期气候虽然趋于冷干，但半农半牧的生存方式却拓展了人类活动范围。

通过对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环境分析，我们了解到人类以聚落为依托在生存需求与环境限度之间寻求共存的全过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活动方式并不存在明显的环境意识，但人们在反复探求中不仅知道环境能给他们什么，而且清楚哪些地方有什么，正因此人类以维持生存为根本目的的聚落环境选择，始终追求的一个条件是食物的最大富集量。当然人类的食物包括来自采集、渔猎的成果，也包括农业产品，而无论哪种来源的食物要保证满意的收获，都必须选择最适宜的环境条件。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的文明起步于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这两个文化期聚落遗址所在的林缘地带即林地、草地交界处，这里不仅是文明的起源地，而且也是采集、渔猎背景下适宜的环境选地。此后，从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气候转向冷干——原始农业比重提高——人口增加一系列因素影响下，聚落环境选择一步步突破林缘地带，不断扩展。各考古文化追求食物的目标是一致的，其间的差异仅在于获取食物的途径，包括采集、渔猎、农业以及畜牧业等，红山文化时农业开始走向主角，夏家店上层文化则在农业中伴生有畜牧业。人类获取食物途径的每一种变化，都反映在聚落与环境的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