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

人类历史上已多次发生过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现象。道义现实主义试图解释这一现象背后的共性逻辑。具体而言，就是解释为何崛起国能够在自身实力弱于世界主导国的条件下赢得竞争，取代其国际主导地位。本节将讨论国家的领导类型、战略选择、战略信誉、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这些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政治领导类型与战略选择

杰克逊（Robert H.Jackson）和罗斯伯格（Carl G.Rosberg）认为，国家的政治领导类型对和平、秩序、稳定等非物质性安全的作用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借鉴这一观念，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将以弱胜强的国际现象归结为弱方的政治领导力胜于强者的政治领导力，且国家政治领导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其政治领导的类型。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逻辑非常简洁，即一国对外战略的选择是由该国客观的国家战略利益和对利益的排序及利益实现方法的思想观念这两个要素决定的。国家战略利益和思想观念又分别由该国的综合实力和领导类型所决定（参见图1-2）。政治领导与综合实力有内在联系，为了区分领导类型和综合实力两个自变量，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将综合实力设定为静态的，即实力等级不因领导类型的变化而发生即时改变，对战略利益具有客观界定作用；领导类型则是动态的，即在综合实力等级不变的条件下可发生类型改变，并在既定综合实力的基础上发挥主观作用。国家的政治领导类型是指一国决策的核心集体，而不宜将其限定为最高领导一人。从外交决策的角度讲，战略选择不是最高领导人的个人选择，而是一个决策集体的集体选择。在现代社会的多党联合政府中，政府领导的类型与最高领导人的类型有可能是不一致的。不过，最高决策者的政治特点对决策集体的领导类型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因此最高决策者可视为领导集体的类型代表。

为进一步深化图1-2的逻辑关系，我们需要对国家的综合实力和领导类型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综合实力等级界定国家的主要战略利益，根据领导类型推导出其思想观念倾向。

本书根据综合实力将国家划分为主导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和小国四类。主导国，是指在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中具有主导体系事务实力的国家，不必然是全球性的主导国。例如，华夏体系不是全球性体系，但是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这个体系不同时期的主导国都属于此类（如春秋时期的五霸）。崛起国，是指与主导国的实力差距正在缩小并分享主导国国际权力的国家（如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和现在的中国）。地区大国，是指在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内，虽然受域外大国的影响，但仍具有主导某一局部地区事务实力的国家，可以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区域大国（如现今的德国或巴西）和次区域大国（如现今的印度或南非）。小国，是指在次区域内无主导地区事务实力的国家。以上的国家实力划分是依据它们的相对实力划分的，而非绝对实力。例如，加拿大的综合实力与澳大利亚相似，但前者位于北美洲与美国相邻，因此加拿大不是区域大国而只是个小国，后者位于大洋洲，域内其他国家的实力都弱于它，因此澳大利亚是个地区大国。依据上面四个实力等级，我们可以界定，主导国和崛起国都将体系主导权视为其主要战略利益，地区大国只追求其所在地区的主导权，而小国的战略利益则主要是维护其生存权。（见图1-3）

本书将国家的政治领导类型分为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四种类型。国家政治领导的类型不是由国家实力和国家性质所决定的，而是由领导人的性格、年龄、成长环境、世界观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领导类型形成的原因不是本书讨论的内容）。这里所划分的四类政治领导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出现。无为型，是指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缺少拓展国家利益的动力，相信无为而治的哲学，因此是观念决定论者。守成型，是指主张维持现状，并在无外来军事入侵威胁的情况下将经济利益视为最高利益、将经济实力视为综合实力的基础，因此是经济决定论者。进取型，是指重视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相信事在人为的哲学理念，将国家兴衰归于政治领导能力的强弱，因此是政治决定论者。争斗型，是指主张以强力手段实现目标，相信军事是最有效的击败对手的手段，因此是军事决定论者。（见图1-3）

根据图1-3中的四类国家和四种政治领导类型，可以排列组合成16种战略选择。这里仅以崛起国的四种领导类型的战略选择为例进行分析。所有崛起国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崛起困境。虽然各类国家的崛起困境在原理上相同，但四种不同类型的政治领导会采取不同的战略来应对。下面我们将分别介绍这四种战略。

无为型领导倾向于采取规避困境战略。动物都具有规避危险和困难的天生本能，人亦如此。例如，在国家用“和平统一”的策略实现不了目的和用“武力统一”的策略有战争危险的两难处境中，放弃统一目标就能摆脱困境，即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种规避战略虽然失去了统一国家的机会，但免除了战败的危险，于是便成为无为型领导的最爱。崛起困境使崛起国面临着不断上升的国际体系压力，而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然而，只要崛起国主动放弃所追求的战略利益，双方关系的紧张即刻便能缓解。实施规避战略有两个优势：一是对崛起国的领导能力要求很低；二是可通过缓解与主导国矛盾的方法证明规避策略的正确性。在中国，支持规避战略的人常以老子的无为而治哲学思想为支撑。

守成型领导倾向于开展经济合作战略。持经济决定论的领导，把经济视为综合国力的基础，将经济利益定为首要的国家核心利益，于是将崛起国与主导国的结构性矛盾和面临的体系压力归结为经济利益冲突。这种观念自然导向采取经济合作战略以化解冲突或降低体系压力。经济合作策略虽然不像规避策略一样能完全摆脱崛起困境，但是具有暂时缓解与主导国的紧张关系的作用。因此，这类领导可以用暂时的关系缓解来证明经济合作策略的效力。在现今的中国，提倡以对外开展经济合作缓解国家间紧张关系战略的人，多坚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理念。（见图1-4）

进取型领导倾向于实施睦邻结盟战略。进取型领导依据国力增长的程度寻求增加本国的国际权力，这将导致崛起国与主导国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主导国对崛起国的防范也将增强。由于崛起国在其影响力扩展的过程中必然是从周边国家向外部延伸，因此为了突破主导国的防范，进取型领导倾向于采取与周边国家结盟从而获得国际支持的策略。这种战略具有与主导国在崛起国周边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因此这种战略要求崛起国领导具有较大的领导魄力。如今，结盟观念已被批判为“冷战思维”，因此采取睦邻结盟战略需要更强的战略意志。在中国，支持睦邻结盟战略的人多为现实主义者，他们以当前中国在国际上缺少坚定的战略支持者的现实作为战略依据。

争斗型领导倾向于采取军事扩张战略。以暴力方式获利是人的本性之一，而且暴力手段具有迅速实现目标的特点。当崛起国的实力不如主导国时，争斗型领导会对实力弱于本国的国家进行军事攻击，甚至会冒险攻击与其实力相等的国家。军事扩张战略面临的失败风险很大，因此这要求决策者具有不畏惧战争的心理。在当下的中国，支持采取军事扩张战略的人常以西方列强的战争历史为依据，认为只有实行军事扩张才能获取国际主导权。

将国家领导分为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四种类型，不仅可以解释崛起国领导的类型与其对外战略偏好的关系，也可用于解释主导国、地区大国和小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国际政治中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在国家实力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国家领导人的变更往往导致该国对外战略的改变。例如，在2010—2013年间，日本的综合实力没有发生质变，一直是个地区大国，但由于2010年执政的菅直人（Naoto Kan）政府和2012年执政的安倍政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领导，因此日本在2010—2013的四年里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外战略。菅直人政府是守成型领导，因此采取了以经济合作为主轴的对外政策，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以保持日本的东亚地区大国地位。安倍政府是争斗型领导，因此采取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战略，来维持日本在东亚的大国地位。

有关“战略”的定义很多，但笔者认为默里（Willanson Murray）的定义较为可取。他认为：“战略是一个过程，一种不断的调整，以便在一个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占优势的世界上适应变动的条件和环境。”战略是指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进行调整的行动方案，因此上述四种战略并非固定模式。虽然各国的具体战略千差万别，但依据图1-3的原理，我们可以推演出四类国家的四类领导的不同对外战略取向（见表1-1）。

表1-1所列出的国家类型、领导类型和战略取向都是典型化的，在各类型之间必然还有很多程度不同的过渡类型。读者根据过渡类型与典型类型之间的差别作相应的调整，可推论出过渡类型领导的战略选择。需要注意的是，一国战略的成败是多方战略博弈互动以及战略实施的结果，因此不能在战略选择和战略成败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关系。管子说：“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这是说，一方战略的正确与否并不决定成败。

二、战略信誉与国际秩序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在国内政治层面，政府讲道义的核心是仁爱，而在国际政治中，一国政府讲道义的核心是具有良好的战略信誉。国家领导类型的不同，决定了一国政府是否看重自身的国际战略信誉。在上述四个领导类型中，无为型和争斗型领导是不在乎其自身的国际战略信誉的；守成型领导愿以低成本维护自身的国际战略信誉，但不愿付出太多；进取型领导则将自身的国际战略信誉视为重要的国家利益。崛起国的领导对本国国际战略信誉的重视程度，对国际格局的实力对比、建立国际新秩序和维持该秩序的稳定性都有影响。

崛起国具备战略信誉有助于它改变现有的国际格局。政治实力是操作性的实力，具有使综合实力倍增的作用。因此，在物质实力弱于主导国的情况下，崛起国可通过增强本国政治实力的方法改变双方的实力对比。良好的国际战略信誉是崛起国重要的政治实力构成要素，对提高崛起国综合实力的具体作用是增加盟友数量和扩大国际政治支持度。增加盟友意味着扩大了崛起国可运用的国际物质力量，扩大国际政治支持度则意味着压缩了主导国所能运用的国际物质力量。当崛起国所领导的国际力量大于主导国所领导的国际力量时，世界主导权就会易手，崛起国将取代主导国成为世界领导国家。通过结盟承诺为弱国提供安全保障是国家建立国际战略信誉的主要途径。因此，盟友的多寡和增减是一国战略信誉高低和变化的重要指标。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北约盟友数量曾不断增加，但“阿拉伯之春”发生后，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开始减少。崛起国的战略信誉高还有助于其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对国际权力进行再分配。大国的实力对比变化是国际权力再分配的基础，但是国际权力重新分配的结果并不必然与大国实力对比完全匹配，因为这个结果还要受到崛起国战略信誉高低的影响。崛起国的战略信誉高，有较多的盟友，其国际权力再分配的方案就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反之则难以被接受。在崛起为世界领导国的过程中，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方案被接受的不同情况，可以说明战略信誉的作用。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提出了建立国联的倡议，但是美国参议院却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其结果是美国做出了不参加国联的决定。这如同一个男人以妻子不同意为由而毁约。美国政策的前后不一致，是其缺乏国际战略信誉的表现，因此美国有关组建国联的建议得不到大国的普遍支持。与之相反的案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改变其孤立主义政策，在参战前就给盟友提供军事支持，参战后又成为盟军的主要作战力量，这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二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政府关于建立联合国的倡议立刻得到了多数国家支持，当时50个国家的153名代表于1945年6月签署了《联合国宪章》。

崛起国的战略信誉高还有助于建立新的国际规范。建立一种国际新秩序不仅需要进行国际权力的再分配，还需要建立新的国际规范。学界普遍认为，崛起国在建立新国际规范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但多数学者是从崛起国的实力角度分析崛起国的作用，即崛起国有物质能力奖励遵循新规范的国家和惩罚违反新规范的国家。然而，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国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新的国际规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身体力行地执行新规范，即以身作则。遵循本国提出的国际规范是大国维护自身战略信誉的重要基础之一。凡是采取遵循已签署的国际条约的行为，均被视为是有国际战略信誉和讲道义的；而那些采取双重标准的行为，则被认为是不讲道义和缺乏国际战略信誉的。

拥有国际战略信誉对于维持一种国际秩序要比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更为重要。从理论上讲，不能排除崛起国单靠物质实力就能建立起一种新国际秩序的可能性，但崛起国却无法单靠物质实力维持这种国际秩序的长期稳定。崛起国成功地建立起一种国际秩序后即成为该体系的主导国，长期维持这种秩序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新国际规范得到普遍执行，而新国际规范普遍执行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主导国自己具有遵守新国际规范的战略信誉。崛起国践行新国际规范的信誉高低，与它维持这种国际秩序时间的长短成正相关。崛起国的战略信誉高，就拥有国际权威，有了国际权威，其主导国地位和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就能长期维持，反之亦然。

从政治性质的角度，道义现实主义将国际领导类型分为王权、霸权和强权三类。强权国遵循实力规范，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原则；王权国遵循道义规范，即其行为符合当时的道义原则；霸权国遵循双重标准规范，即对盟友实行道义规范，对敌国实行丛林法原则。国际规范是在国际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并得以维护的。王权国是指遵循道义和具有战略信誉的国际体系主导国。它可通过三个基本路径维护相关的国际规范，即通过自身实践国际规范促使其他国家效仿，通过褒奖践行国际规范的国家促使规范内化，通过惩罚违反国际规范的国家维护国际秩序。故此，由王权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持续性强。中国古代的西周是中国学界公认的国家间体系持续稳定的例子。与王权国相比，强权国是缺乏战略信誉的大国，其自身行为具有弱化道义原则而强化实力原则的作用，起不到维护道义规范和促其内化的作用。故此，强权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动荡不定，缺乏稳定性。如秦朝一统天下后只维持了二十多年就是个典型例子。霸权国践行双重标准原则，在同盟内部具有一定的战略信誉，具有维护同盟内部秩序稳定的作用，但缺乏维护整体国际体系长期稳定的作用。中国春秋时期的齐国可作为此类国际政治领导的参考。

有一点需要澄清，道义现实主义并不认为讲国际战略信誉和遵循道义可以无条件地发挥作用，而是认为只有在生存安全有了基本保障且有较强物质实力的基础上，讲道义才能有利于维护崛起国的战略利益。讲道义具有增强崛起国领导力的作用和建立或维持国际新秩序的作用，但却未必能维护中小国家的战略利益。建立和维持一种国际秩序是崛起大国或主导国的战略利益，但不必然成为中小国家的利益。由于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为后盾，中小国家经常将本国的生存利益置于维护国际秩序之上。故此，在多数情况下，中小国家对于本国战略信誉的重视程度远低于崛起国或主导国。

在国际权力是如何发生转移的问题上，道义现实主义与其他现实主义流派的研究角度不同，不是从如何维持霸权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是从如何取代霸权的角度进行研究。形成这个视角差别的原因非常简单，其他现实主义流派的创建者都是美国学者，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而道义现实主义是由中国学者创建的理论流派，他们关心的是中国如何成功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虽然研究的视角不同，但是两者研究的国际现象却是同一个，即国际主导权的转移。

道义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流派，因此道义现实主义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只是对权力转移的原理和路径有了新的发现。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引入了政治领导力和国际战略信誉这两个重要变量，并且将政治领导力视为崛起国战略选择以及崛起成败的核心因素。道义现实主义在肯定物质实力是崛起国成功的基础的同时，提出其政治领导力是国际实力对比变化的根本，即崛起国讲道义或战略信誉高可提高其国际政治动员能力，从而改变国际格局，以至建立起新的国际规范或国际体系。道义现实主义的这种政治决定论思想来源于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正是这种政治决定论的哲学理念使道义现实主义对国际权力转移原理有了比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更深入的认识。

道义现实主义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即从政治领导类型的角度解释和分析世界主导国的对外战略取向、国际格局的转化机制、国际规范的演化趋势、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否以及国际体系的类型转变。根据不同的标准，政治领导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别。这如同根据动物的食性，可将动物划分为食草动物、食肉动物和杂食动物，而若以每日活动周期为准，则可分为昼行性动物和夜行性动物。将政治领导这一变量引进国际关系的理论建设，同样需要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来决定划分政治领导类型的标准。将一种政治领导的划分标准用于研究不同的国际问题，其结果将是削足适履。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对外决策和国际规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事物，因此对政治领导类型的划分标准也不完全相同。国际规范同时是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其演化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都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下一章将讨论政治领导在国际规范演化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