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1.1

对于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迄今为止，已经出现了许多关于李约瑟之谜的解释，这些解释大体上可以分成七类。

第一类是思维方式说。李约瑟本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是因为中国人重实用，而轻分析。这个结论大体上是成立的，但是，即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确和欧洲人有差别，这种差别也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因为工业革命并没有依赖于科学的帮助。如同诺斯（North，1981）所指出的，工业革命（公认的时期为1750—1850年）比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结合（公认为19世纪后半叶）早了近百年。事实上，工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许多技术是经过许多人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而成熟的，而中国在两宋及以前产生了无数的技术发明，因此，中国人和欧洲人在科学思维方面的差异无法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第二类是中央集权说。戴尔蒙德是这一学说的代表之一（Diamond，1999）。欧洲的海岸线犬牙交错，且近海岛屿众多，而中国的海岸线平滑有序，近海几乎没有大的岛屿；前者有利于形成众多竞争的小国，而后者则有利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从而也决定了两个区域不同的发展轨迹。戴尔蒙德以航海为例来说明他的观点。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生于意大利，为了他的伟大的航海计划，先后投靠了三四位欧洲君主，最后才得到西班牙皇室的支持。如果欧洲统一在任何拒绝了哥伦布的君主之下，则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相比之下，中国明朝的郑和的命运就要坏得多。郑和七下西洋，其舰队规模之大，远不是哥伦布所能及的。但是，在大一统的皇权之下，皇帝宣布海禁，郑和的远洋航行也就终止了。因此，戴尔蒙德将中国的落伍归咎于其完整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

但是，这个解释虽然对中国在近代的落伍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无法解释中国在此之前为什么能够领先世界一千七百多年。与戴尔蒙德的解释相类似的是中央集权的税收假说（艾德荣，2005）。其基本观点是，在南宋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工厂化工业的萌芽，但却被高度集权的中央税收所扼杀了。南宋时期，江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外患频仍的南宋王朝为了战争而大肆向工商业课税，而且，税收高度集中，地方政府没有任何税收留成。由此一来，地方官员无心扶持当地工商业的发展，相反却加强税收力度，工商业因此在重赋之下凋敝。然而，这个解释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如果南宋时期因为战争而不得不把税收全部收归中央，明、清两代经历了几百年的和平时期，难道各位皇帝都没有学会“放水养鱼”的道理？

第三类是制度说。马克思和韦伯早就指出，中国古代的制度是造成中国停滞的原因。黄仁宇（1997）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比如，明末清官海瑞的断案方针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平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海瑞是封建官吏的典范，他的思想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黄仁宇认为，这种思想不顾“内在的公平”，而只意在维持由血缘关系、社会身份和道德品质所支撑的社会等级制度，从而扼杀了社会的商业动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解释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但是，和中央集权说一样，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曾经领先世界一千七百年。

第四类是戴尔蒙德所说的“英雄理论”：技术创新是少数“英雄”的活动，而“英雄”的数量以及创新的数量取决于人口的大小和技术创新的难易程度。林毅夫教授持这种观点（Lin，1995）。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够领先世界，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比较简单，可以靠经验积累来完成，所以，中国较大的人口更容易产生技术创新。但是，现代技术不是建立在经验、而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的，人多并不能保证更多的技术创新。这个解释为中国过去的领先和明清时期的停滞都提供了依据，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工业革命并不是以现代科学为前提的。

第五类是资源约束说。这主要是经济史领域的加州学派的观点，以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和李伯重为代表（如彭慕兰，2003；李伯重，2003）。他们认为，中国和欧洲的比较应该是江南与英格兰的比较，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区域大小相当，又分别是当时中国和欧洲最发达的地方。他们试图证明，直至1800年左右，江南在收入水平、市场发育、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程度并不比英格兰的差，江南之所以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是因为工业革命的至关重要的资源煤炭在北方，运至江南的成本太高。加州学派的影响非常大，但也遭到许多批评。一方面，江南是否达到了英格兰的发展水平，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即使两地的生活水平和市场发育达到同等的水平，它们之间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类型也存在巨大差别。事实上，江南的发达反映的是农业技术文明的顶峰，而英格兰的发达却是工业技术文明兴起的成就，两者无法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加州学派对煤炭的解释比较牵强。大运河已经到达北京，而沿途经过产煤地淄博，同时北京离开滦煤矿也不远。事实上，英格兰的煤炭也集中在北部，主要靠海运送至东南部的经济中心地带。因此，只要需要足够大，交通不会成为巨大的障碍。

第六类是人口约束说。伊懋可（Mark Elvin）的高水平陷阱假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学说。伊懋可（Elvin，1973）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前一千七百多年里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所赶超，是因为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而资源匮乏的限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她就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于欧洲，这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等。但是，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相反，中国工业的发展却受到了有限的资源的约束。伊懋可列举了许多史实，试图证明中国在明末和清朝已经遭遇到了资源约束的瓶颈，从而无法在旧有的技术条件下取得进一步的发展。由此中国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

与此相关的是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黄宗智，2000a；2000b）。这个理论认为，明清时期，江南人口压力导致资源紧张，人们只能依靠不断增加劳动投入和提高农业技术来提高产量，其结果是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

人口约束说比较符合经济学原理，特别是诱导性技术变迁理论（参见第8章）。该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体倾向于采用更多地使用廉价投入要素的技术。中国到明清时代，人口压力过大，迫使整个国家关注农业生产，而在农业领域，又主要是采用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技术，把两宋时期发明的许多节省劳动力的技术都“忘记”了。

第七类是地理环境说。戴尔蒙德（Diamond，1999）通过大量的实证资料试图证明，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类文明为什么起源于欧亚大陆。莫里斯（Morris，2010）继承了戴尔蒙德的地理环境学说，试图进一步证明，地理环境以及气候变化是影响东、西方文明进程的主要因素。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北的台地上存在丰富的可供驯化的植物和动物，人类文明在一万五千年前小冰期结束之后首先在此起源，随后向地中海地区扩散，最终在罗马帝国时期达到顶峰。公元纪年开始之后，气候变冷导致北方游牧民族南侵和鼠疫流行，罗马帝国最终走向衰落。自公元五世纪开始，东方文明开始超越西方文明，并在宋代达到顶峰。然而，东方文明也没有逃脱气候变化的影响，北宋时期气候再次变冷，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侵，东方文明遭受重创。此时，西方文明的重心转移到西欧，而且，西欧的地理优势让哥伦布成为文明世界首先发现新大陆的人。莫里斯认为，地理大发现是西方文明再次超越东方文明的关键性事件，因为它极大地刺激了西方的航海技术和工业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