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维尔与杜马斯：身体的社会建构
在一个迷恋先进科技的时代，珍妮·萨维尔（Jenny Saville，1970年出生）是年轻一代艺术家中始终拒绝影像等新媒体，忠实地坚持具象绘画的艺术家。作为YBA中的一员，萨维尔参加过1997年举办的著名的“感性”（Sensation）展。在YBA怪诞、酷炫的作品之中，她的油画作品似乎不够夸张刺激，但是却很有力度。萨维尔像创造雕塑一样构建她的油画作品。画幅很大，通常超过真人大小。她用强有力的笔触和变化丰富的色彩表现人体肌肤的质感和身体的体量感，在她的画面上，观众似乎可以感受到肉体的疼痛、肿胀和骨节的转动。
与弗洛伊德一样，萨维尔也画许多体型巨大的肥胖女人。她希望能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一种体量感，就像毕加索那样，把自己笔下的人物表现得“坚实而不轻浮”。（注：“Jenny Saville Biography，”Artbank.com，February 5，2008.）与老一代男性绘画大师不同的是，萨维尔对女性身体的关注有意识地显示了独特的女性视角，她希望找到一种女性的视觉语言来表现女性自己的空间。（注：Pernilla Holmes“，The Body Unbeautiful，”Art News 102，no.10，2003，146.）她的早期绘画《撑着》（Propped，1992）描绘了一个坐在细长的支撑物上、姿态怪异的肥胖女性形象，画面上某些突出的色块仿佛是肉体上焦灼的痕迹，暗示着人体内部的伤痛。这个令人不安的形象使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女性在现实社会空间中的处境。
珍妮·萨维尔，《撑着》，布面油画，213.5cm×183cm，1992年，伦敦萨奇艺廊（Saatchi Gallery）收藏。
珍妮·萨维尔，《方案》，布面油画，274.5cm×213.5cm，1993年，伦敦萨奇艺廊收藏。
从一开始，萨维尔对人体的探索就超越了美学的范畴，而触及更深层的、有关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所谓的“身体的社会建构”问题。（注：Linda Nochlin“，Floating in Gender Nirvana，”Art in America 88，no.3，2000，96.）萨维尔对越来越流行的整形手术现象非常感兴趣。她在纽约工作时，曾经亲自观察过整形手术。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萨维尔关注的是社会对“完美”和“正常”的要求。她的画面中表现了那些正准备抽取脂肪、矫正形体和做变性手术的病人形象。（注：David Sylvester，“Areas of Flesh，”in Jenny Saville，Rizzoli InternationalPublication，New York，2005，14.）在《方案》（Plan，1993）中，画家用低视点、高透视的方式展示了一个巨大的女性裸体，她的身体上布满了整形手术方案实施前的圆圈型示意图，当观众被画家坦白的描述所吸引时，会不期然地遭遇到画中人不安的目光。萨维尔在许多画面中都会植入自己的脸孔，通过这种方式表现自己作为画家的自主性。正如艺术史家唐纳德·库斯比特（Donald Kuspit）所观察到的，画家“通过强调女性强有力的肉体再造了女性的主体性”（注：Donald Kuspit“，Jenny Saville：Gagosian Gallery，”Artforum，Dec.1999，147.）。不仅限于对女性身体的关注，萨维尔在另外一些作品如《母体》（Matrix，1999）和《过程》（Passage，2004）中还暴露了变性者的身体。在这个越来越迷恋身体外观的物质主义时代，萨维尔尖锐的、坦率的艺术表达方式与大众传播媒体对女性身体的“完美”展示形成了巨大反差，深刻地暴露了受到物欲控制的大众媒体对人体的世俗化凝视所隐含的粗俗与残酷。
同样关注人体的具象画家还有出生于南非的荷兰籍女艺术家马琳·杜马斯（Marlene Dumas）。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人物身上，有时只是人物的脸部或是身体的某个部位，其目的不在于理想化或是美化创作对象，而是突出它们的重要意义。杜马斯的作品经常借用摄影机的视点，展现出某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细节。这些细节有时具有特别动人的力量，被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称为摄影的“刺点”（punctum），可以“刺激”、“激发”观众的情感。巴特曾经说，照片中的“那些事件刺痛了我……擦伤了我”（注：Roland Barthes，Camera Lucida，Hill and Wang，New York，1981.）。杜马斯用绘画的笔触改变了照片，但是保留了那些具有情感穿透力的“刺点”。比如她2005年创作的油画《珍》（Jen），从一个奇特的视角展示了一个睡着的女人的头部和胸部。画家注意到照相机的视角使女人的乳头和脸部挤到了一起，这种明显的移位显然就是照片的“刺点”。
《珍》是杜马斯描绘醉酒者尸体的系列作品中的一幅。这个女人的头部来自于小野洋子（Yoko Ono）20世纪70年代的影像作品《苍蝇》（Fly）中的一个静止画面，影片中的镜头追随着一个演员的裸体身躯，通过强烈的透视感表现出一种令人刺激的模糊形象。杜马斯用概括性的语言突出了女人苍白的皮肤、暗红色的乳头和蓝黑色的眼唇，那个黑色中渗透出红色的乳头与红黑色的背景在色调上形成呼应，成为画面的中心，打破了绘画通常呈现的层次结构和形式美感。在这样一幅画面上，绘画的形式语言与其所表现的对象一样苍白、脆弱和无力，而画面对观众的触动在于它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和来自于人性深处的真实性。
马琳·杜玛斯，《珍》，布面油画，110.2cm×130.2cm，2005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近年来，艺术市场对于以培根和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具象绘画的青睐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卓越的绘画技巧和独特的绘画风格，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推动了当代艺术的社会关注意识、自省精神和对人性的深入探讨，他们使具象绘画进入了前卫艺术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在不断地被新一代画家所推动。在当今这个数码科技时代，写实的具象绘画是否能够继续成为当代文化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不再只是画家如何延续具象绘画传统的问题，也不再只是关于艺术自身的美学逻辑的问题，因为无论用哪种媒介，当代艺术最终所要表现的是人在当代生活中的感知力和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