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地理学的五个基本概念

一、文化区

地理学是研究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地理差别和共性，地理研究必须通过区域分析来进行。所以，无论是自然地理学，还是文化地理学，“区域”的概念都非常重要。区域具有边界、位置、尺度等属性：区域的边界决定了区域的大小，区域的位置分为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区域的尺度一般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通常所说的区域尺度，与地图比例尺对应的尺度正好相反，地图的大比例尺对应的是小尺度的区域，地图的小比例尺则对应的是大尺度的区域。世界文化地理研究的是大尺度的区域，使用的是小比例尺的地图。

文化区有三种基本类型，分别是形式文化区（formal cultural regions）、功能文化区（functional cultural regions）、乡土文化区（vernacular cultural regions）。

1．形式文化区

形式文化区是被具有一个或多个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所占据的地区。划分形式文化区的时候可以选取一个或多个文化要素作为指标，如建筑、饮食、语言、宗教、民族等文化要素，都可以用来划分形式文化区。

形式文化区内部的文化特性是一致的，其边界具有过渡性和模糊性，是一条带而非一条线。比如，世界小麦产区就是一种形式文化区（图1-5），各区之内种植的作物都是以小麦为主的，各区的分布边界具有逐渐过渡的性质。一般来讲，根据两个不同文化要素分别划分出来的形式文化区，能够完全重叠在一起的情况是很少的。选择的文化要素越多，其形式文化区重合的部分就越少，相应的文化区的边缘也会越大（图1-6）；选择的文化指标越多，对区域文化复杂性揭示的程度也就越深入。

利用形式文化区，可以分析区域内部文化要素的空间差异。图1-7中选择了宗教、语言两个文化要素，对欧洲地区进行了形式文化区的分析。图中的黑虚线为宗教分区界线，黑实线则为语言分区界线。欧洲地区按照宗教可以分为东正教、新教、罗马天主教三个文化区，按照语言可以分为斯拉夫语、日耳曼语、罗曼语三个文化区。

综合分析欧洲地区宗教、语言两个文化要素的分布，东欧地区的语言属于斯拉夫语，宗教属于东正教；西北欧地区的语言属于日耳曼语，宗教属于新教；西南欧地区的语言属于拉丁语，宗教属于罗马天主教。语言、宗教的界线在不少地区是不重合的，尤其是在欧洲的东部、南部地区，两个形式文化区在空间上是交错分布的。文化要素交错分布的地区，在文化地理学中被称为文化破碎带，文化破碎带的显著特点是文化的混杂性和不稳定性。观察图1-7中形式文化区的划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区域内部文化要素的空间差异。

2．功能文化区

功能文化区是通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宗教的功能作用而组织起来的文化区。功能文化区内的文化特征具有异质性，有清晰的节点和明确的边界，功能文化区内可以包括不同的形式文化区。日常生活中最典型的功能文化区就是行政区，一个国家、一个省区、一个县区，都是一个功能文化区，是一种政治的功能文化区。也有经济的功能文化区和宗教的功能文化区。比如某个报纸的发行区域，报纸销售和影响的范围形成一个经济功能文化区。功能文化区具有明显的界线，这是显著不同于形式文化区的地方。

图1-8是北京市的行政区分布，这是一个功能文化区，有明显的、清楚的边界：位于区域中部的北京城是中心节点，具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功能，控制了整个文化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周边的区县城市，成为次一级的节点，覆盖和控制较小的区域。在这个功能文化区里，文化要素是不均一的，是异质的，区域内部的语言有差异，生活习俗、饮食特点、种植结构等也有不同。

图1-9显示的是日耳曼文化的政治功能文化区与各类文化要素的形式文化区之间的对比。图中罗马文化影响区的界线、天主教和新教的界线、1800年农村中保留的封建制度地区的界线、日耳曼语言的界线，这些形式文化区的界线，与冷战时期东、西德的政治功能区界线存在某种程度的关系。

图1-10和图1-11中反映的是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以及加拿大圣劳伦斯河流域常见的一种土地利用景观，这种土地利用景观主要是由早期的法国殖民者带到新大陆的。从功能文化区的角度看，沿着河流，每家农户拥有一块长条形的土地，形成一条一条按照土地所有权划分的功能文化区。从形式文化区的角度看，每块长条形功能文化区内又可以根据土地利用方式的差别，区分为不同的形式文化区：住宅区靠近河岸，便于解决饮水和交通运输问题；小麦种植区在离住宅较近的平地上；葡萄种植区位于距离河流较远、地势较高、温度较低、相对湿度较大的地区；草场区则分布在更高的、温度更低的山区（图1-11）。

通过对以上土地利用文化景观的形式文化区与功能文化的分析，可以看到，影响文化景观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按照土地所有权对地块的功能区划分；二是按照自然地理条件的特点，每户农民对土地使用方式的安排，即所谓住宅带、小麦带、葡萄种植带、牧草种植带、森林带的形式文化区。形式文化区与功能文化区的综合分析，深刻揭示了文化景观的内在属性。

3．乡土文化区

乡土文化区指的是主观的、存在于人们脑海中，被相当一部分人共同认可的区域，比如“南方”、“北方”、“关东”等区域。这个区域的界线是不能准确确定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如美国的“南方Dixie”乡土文化区（图1-12），中国的东北、南方、北方的乡土文化区等。乡土文化区是研究民间文化或乡土文化的重要工具，一般属于中、小尺度的文化地理研究，在世界文化区的大尺度研究中一般不作涉及。

二、文化景观

地理学的研究是通过对区域景观的研究来实现的。“景观”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用来表示事实之间的特殊的地理联系。一般来说，与景观并列的名词有“地区”（area）和“区域”（region）。地区的概念较为一般，不是很明确的地理概念；区域，对于一些地理学家来说具有量的变化的意思。景观一词来自德语“landschaftskunde”，意思是大地的形状（a land shape），现代地理学中的景观是指某一个地理区域中的各种地理要素的综合体。

著名美国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家苏尔（C.O.Saucer）认为，地理学研究的景观实际上包括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两种形式，他继承并发展了德国的景观学派，将一般意义上的“景观”（landscape）细分为自然景观（natural landscape）和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苏尔认为景观（landscape）具有以下性质：

（1）景观不可以被简单地认为是某个观察者看到的某个地方的景象。地理学家所观察到的景观与风景画家的描述是不同的，它是对观察到的一系列个别景象的综合。甚至温度、降水、语言等看不到的地理要素，也属于景观的范畴。

（2）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两方面。文化景观是由一组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而产生的，文化是动力，自然景观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之间的关系不是二元的，而是相互统一的。后来的文化（或人群）继续改造原来的文化景观，产生新的文化景观。

（3）景观具有生物的属性，如果我们不把景观看做是一个生物体，不是从土地与生命相互联系的角度去理解它，我们也就不可能彻底理解一个地方的性质。

苏尔认为，地理学在描述一个景观时与一个风景画家的描述是不同的。地理学家可能也会像风景画家一样去描述一些个别的景观类型或某一景观的变体，但在一位地理学家的脑海里，总是存在着对景观进行综合、概括的意识，及对个别景观作分析、比较而得出一般景观的概念。

每一个景观都有其个性特点，并与其他景观相互联系。同样，组成景观的那些成分也具有不同的特点。没有哪一条河流与另外一条河流完全一样，也没有哪一个城市完全等同于另外一个城市。但是，没有任何科学仅仅停留在个别的、具体研究的层次上，所谓描述性的自然科学，如动物学、生物学，并不满足于研究那些个体的东西，而是把这些个体的研究提升到界、纲、目、科、属、种的水平上。如果把景观看做是个别的、无组织的、互不相关的，这样的观点是没有科学价值的。

地形、土壤、岩石、植被、水体、海岸、动物及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地理学的研究是以人为中心的，我们之所以研究大地，是因为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我们与它相依为命，有时受制于它，但有时又要对它施以改造。我们选择景观中那些对我们现在有用或将来有用的东西，而摈弃那些对于地质学的地球发展史的研究来说很重要，而对于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意义不大的那些东西。对景观中的自然属性的研究，是指对人类当前具有价值或将来具有价值的那些属性而言的。

文化景观产生于物质的自然景观之中，地理是景观中自然要素和文化要素的统一。对于景观中的自然景观部分，可以借用植物生态学中的“立地”概念来理解。森林的立地不单单是指森林生长的地方，还包括了生长在这个特殊地方的森林的相互联系。从这个角度来讲，景观的自然属性是人类在某个地区所涉及的自然资源的总和，文化景观则是人类活动在地表的展现，人类与大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观点来看，景观并没有二元的性质。

景观的结构学研究，强调对相关概念的有机综合。结构学研究方法是通过对组成要素的分类研究而实现的，如通过对服饰、房屋、工具、语言、风俗的分类研究，一步一步地对非常复杂的文化结构进行分析。景观的结构学研究要有自己的一套描述术语，同时要建立一套描述的标准。

景观的事实是地方的事实，这些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便构成了景观的概念。与此类似，历史的事实是时间的事实，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时段的概念。景观具有这样一些属性：结构、边界，及与其他景观的普遍性的联系。景观的这些特点形成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的系统。景观的结构与功能取决于其内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组成成分。景观被认为具有生物的属性，如果我们不把景观看做是一个生物体，不是从土地与生命相互联系的角度去理解它，我们也就不可能彻底理解一个地方的性质。在研究景观时既要考虑它的空间关系，又要考虑它的时间关系。景观是处在连续的过程中的，或者被进一步发展，或者被分解，或者被替代。一个地区在人类活动影响之前的景观是一个结构体系，而人类介入之后则是另一个结构体系。我们可以把前一个结构称为自然景观，而将后一个结构称为文化景观。

纯粹的自然景观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但对自然景观的复原和理解是正式的结构学研究的第一步。一般意义上讲，地理学与地质学的分离点是在人类进入到地表的那个时刻开始的。在这个时刻以前的情况是属于地质学的研究范围，地理学的研究如果涉及这个时期的话，也是为了弄清这个时期与人类的关系问题。

人类的活动是在文化景观中表现出来的，景观序列的变化伴随的是文化序列的变化。文化景观产生于自然景观，人在自然结构中是以自然的改造者的形象出现的。文化的顶极阶段是文明，文化景观的变化是由文化的发展和文化的替代而引起的。由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的变化界限是通过对景观中自然属性的度量而决定的。地理学是地球发展史中关于人类活动的最后一幕，它研究的是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的区域差异。

存在于景观中的地理现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构成的是整体的现实，而不是分离的、互不相关的各个部分。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组成要素、结构、功能和位置，而这些特点又有它们的发展、变化和完善的过程。唯有运用这样整体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理学研究。苏尔认为，自然景观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成这样的图式：

而文化景观的变化图式则可以概括如下：

苏尔的文化景观演变图示表明，文化景观是由一组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而产生的，文化是动力，自然景观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苏尔对景观的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做了详尽的论述，否定了曾经在地理学界盛行的环境决定论，突出强调了人类文化在塑造大地景观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开展地理景观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按照苏尔阐述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演变模式，文化景观产生于自然景观，文化景观又是不断变化的，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产生出不同的文化景观，从而造成一个区域内不同时期的文化景观的叠加现象。当我们解读一个区域景观的时候，应该根据时间的顺序还原这些层层叠加的景观，并对它们分别加以分析。比如，北京大学的校园是一个自然和文化相结合的地理实体——经过人工改造的山水、植被与道路、建筑的有机结合，使得北大校园的景观显示出一种特殊的灵动性。北大校园区内的道路、建筑、水系、植被等都是景观的要素，校园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自然景观经过改造后的文化景观。自然景观的基础是古代北京城西北郊的永定河古河道，经过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当地的景观的改造活动，最终形成今天的校园文化景观。我们可以按照景观的时间属性，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观察其变化过程，可以看到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抱着不同的目的和态度，对景观进行的改造过程，从而达到深刻理解校园文化景观内在含义的目的。

三、文化生态

文化地理学不仅要从空间的角度解释文化的区域差异性和联系性，还要研究文化要素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化生态（cultural ecology）是关于文化要素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在中国，这类研究通常被称为人地关系（man-land relationship）研究，在英美地理学界，常常被称为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对文化的影响，二是文化对自然的影响。两个方面的影响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

关于自然环境与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地理学界曾经流行过不同的观点，主要是环境决定论、或然论、环境感知论、人类作为地球的改造者等观点。

1．环境决定论

环境决定论在地理学界流行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这个时期，现代地理学刚刚兴起，地理学家们希望地理学能够揭示出各种地理现象的规律，成为一门科学。所以，在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产生了“环境决定论”这种理论，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和地形，是塑造区域文化特征的决定性力量。“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文化是地理环境的被动产物，不同的地理环境产生不同的文化特征。比如，所谓的“黄色文明”、“蓝色文明”的说法，就是从“环境决定论”中产生出来的，认为基于陆地的“黄色文明”和基于海洋的“蓝色文明”存在优劣的差别，黄色文明倾向于保守，而蓝色文明富有进取性，这种文化的差别是由陆地和海洋的环境差别决定的。

“环境决定论”在地理学界曾经非常流行，占据过主导地位，后来遭到了批判和否定。有很多的例子表明，同样的地理环境中可以产生不同的文化特征，而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也会产生出相似的文化特征。虽然“环境决定论”受到学者们的猛烈批判，但它也不乏合理的成分。比如，在北京城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在北京大学校园景观的变迁过程中，地理环境都曾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其影响是不应该忽视的。

2．或然论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环境决定论”逐渐被地理学家们扬弃，“或然论”开始流行。“或然论”认为，地理环境只是为人类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最终的人地关系方式取决于人类的选择，而人类的选择又是在文化的影响下做出的，文化的力量决定了区域景观的特征。

以北京平原地区历史上的土地利用变化为例，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对同一地理环境的态度和利用方式是不同的。农耕文化的汉族人在这里长期从事农业活动。到了元代，从事游牧的蒙古人大量进入北京平原，他们按照自己的民族习俗，强制将长期存在的农业区统统改为了牧业区。到了明王朝建立起来，蒙古势力被逐出北京平原，明朝政府又从全国各地征迁农民进入北京平原进行种植，把牧区重新恢复为农业区。今天，北京有很多地方被称为“某某营”，这些地名很多都是源于明代初年从山西、河北、山东征迁农民编营种地的活动。

或然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文化对自然的选择能力随着人类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增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微弱，文化的影响则越来越强。发展到极端的或然论，就是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于20世纪50—60年代达到顶峰，当时人们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的目的就是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欧美等西方国家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意识到了这种想法的谬误，从而产生了“环境运动”。而在中国，对文化决定论的批判意识，直到80年代才逐渐产生。

3．环境感知论

按照人对世界的认识程度和行为特点，地理环境可以划分为客观地理环境、行为地理环境和感知地理环境。人生活在客观地理环境中，其行为地理环境受到感知地理环境的影响。由于人的主观认识的局限性，人类的感知地理环境和行为地理环境要小于实际的客观地理环境（图1-13）。

环境感知论认为，人在认识自然环境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感知、认知、实践的过程。人们首先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器官感知外部地理环境的信息，然后这些信息经过大脑的一系列认知过程，在头脑中形成精神地图（mental map）（图1-14），并指导人们在客观地理环境中的行为。环境感知论者认为，人对自然环境的认知过程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精神地图是由传统习俗、知识、经验、情感、价值观等共同决定的。不同人群由于文化的差别，其精神地图会有很大的区别。

人们对客观环境的感知-认知是不完全的，与真实的客观环境存在着差别，人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常常是不完全的，甚至是扭曲的。人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时要通过认知来指导，不同的人群带着不同的文化取向，对同一种景观会有不同的认知，采取不同的态度和行为。

按照自然地理的区域特点，中国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西南高寒区。在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的交汇地带，历史上是中国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变化最显著、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文化景观上被称为北方农牧交错带，在自然景观上被称为生态过渡带。位于这个地带东部的科尔沁草原地区，历史上是游牧民族契丹族生活的地区。契丹族有自己的游牧文化传统，辽代的契丹皇帝一直保持“四时捺钵”的传统制度，一年四季都要在不同的地方巡视，以保持游牧民族的特色。

契丹族在和南方的汉民族交流过程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逐渐在土地利用方式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他们的土地利用类型分化为两种：在山前黄土分布地区进行农业活动，在沙地和山地则以游牧为主。通过对特定环境的感知-认知，他们创造了一种与自己生活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文化景观，即农牧交错的文化景观。

科尔沁草原地区长期是游牧民族居住的地区。在清代，1840年以前，清政府基本上是限制汉人移民进入这个地区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大量汉族农民向长城以北地区移民，进入到科尔沁草原。大批汉族移民，带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深刻地改造了当地的文化景观，也影响了牧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得科尔沁草原地区的自然、文化景观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牧民变成了农民，草原普遍退化，传统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观，变成了“风吹草低见兔子”。当地农牧交错的文化景观变成了纯粹的农业文化景观。文化景观改变了，自然景观也改变了，而这一系列的变化，都是在环境感知-认知的影响下产生的。

4．人类作为地球的改造者

人类作为地球的改造者，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是文化决定论，认为是人类强烈改变和影响了自然环境，它与自然环境决定论是完全对立的。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各类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很大，士大夫阶层追求田园生活，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种时尚。而西方文化受到基督教创世说的影响，认为上帝为人类创造了世界和万物，从一开始就赋予人以“上帝助手”的地位，自然成为被改造、被征服的对象，这种思想在西方工业革命时达到了顶峰。

美国人乔治·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在1864年发表了《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这本名著。当时正值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是整个西方社会正在雄心勃勃地要征服自然界的时候。马什通过对古代文明的研究和自己游历欧洲的亲身经历，总结出古罗马帝国的衰败与人类对自然环境过度掠夺和破坏的关系。他预见性地提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以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关系为前提。

一直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才开始真正认识到马什观点的重要性，开始了所谓的“环境运动”、“绿色运动”。80年代以后，这些观点也传播到了中国，引起中国人对自然环境的重视，认识到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四、文化传播

如果把一块小石头投入平静的湖水，水面上立刻会产生出一圈一圈的水波，并向四周传播（图1-15）。文化的传播如同水波的传播一样，也会从一个文化的起源地向四周传播。文化的传播遵守距离-时间递减率，即文化的传播随着距离的增加和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减弱。

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Torsten Hagerstrand）认为，在一个均质的表面上，文化的发生如果是随机的，并匀速向四周传播，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文化要素最终将会合在一个地方，这就是文化的核心区，它拥有最丰富多样的文化要素（图1-16）。繁华的城镇往往是各种文化要素和新思想汇集的核心区。

文化的传播和交流，造成区域内的不同文化要素的混杂，造成区域文化景观的变化。1936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夫·林顿（Ralph Linton）写了一篇短文——《100%的美国人》——来描述文化的传播和融合对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

我们纯粹的美国人在床上醒来了，他睡觉的床是近东式样的，但在传到美国之前曾在北欧改造过。他掀开被子，那是用在印度驯化的棉花制成的；或是亚麻布的，那是在近东驯化的；或是丝绸的，那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东西。而所有这些玩意儿都是靠了在近东发明的一种纺织技术制造出来的。他穿上软拖鞋——美国东部森林区印第安人的发明物——来到浴室，浴室内的装置则是欧洲人和美国人新近发明物的大拼盘。他脱掉睡衣，一种由印度人发明的外套，用肥皂——古代高卢人的发明——洗澡。然后他开始刮胡须，这种习俗可以一直追溯到苏美尔人或埃及人的古老仪式上。

在去吃早饭的路上，他停下来用吕底亚人发明的硬币买了一份报纸。坐在餐馆里，他的面前摆了一大套借用来的发明物：瓷盘是中国人的发明，做刀子的钢是在印度南部首先使用的，叉子属于中世纪意大利人的发明，勺子则来源于古代的罗马。

吃完早饭，我们的朋友开始阅读当天的报纸。这些消息是通过古代闪米特人发明的字母，使用一种德国人的技术，印在中国人发明的材料上的。当他读完关于国外动荡局势的报道，如果他是一个品行良好，十分本分的公民，他便会用印欧语言感谢一个希伯来人的神——他是一个100%的美国人。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汇集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因此号称是“文化的熔炉”。拉夫·林顿的短文，揭示出所谓纯粹的“美国文化”，实际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文化要素的大拼盘，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产物。同样，中国文化也是类似的大拼盘，是不同文化要素传播和长期融合的结果。我们的衣、食、住、行也都受到了外来各种文化要素的影响，这些外来的东西已经不知不觉间地成为了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以我们的饮食为例，小麦、大麦、玉米、红薯、土豆，以及种类繁多的菜蔬，都是从外面传来的东西。如果你想做一个100%的中国人，只吃中国原产食物的话，那就只能天天吃小米和大白菜了。

又比如，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的柱式，其实是希腊文化的体现（图1-17）。亚历山大东征印度，把古希腊的建筑因素带到了印度，印度人和尼泊尔人把这种建筑因素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在一起，然后随着佛教的传播，一起被传到了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这类文化传播的例子是非常多的，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都受到文化传播的影响，有很多我们自以为是本民族文化固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从外面传播进来的。

用白色的马赛克瓷砖装饰建筑的外表，这种特殊的建筑外墙装饰现象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全中国。当时，这种建筑装饰手法被认为是很时尚、很现代的。白色的马赛克瓷砖先是在广东地区流行，然后从广东地区往北传播，横扫整个中国大陆，即使是到了偏远的内蒙古草原，也随处可以看到这种文化传播的影响（图1-18）。

哈格斯特朗曾对文化的传播扩散现象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文化传播有两种主要方式，扩张传播（expansion diffusion）与移动传播（relocation diffusion）。

1．扩张传播

扩张传播（expansion diffusion）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包括三种类型，即接触传播[图1-19（a）]、等级传播[图1-19（b）]和刺激传播。

（1）接触传播

在接触传播（contagious diffusion）过程中，新思想、新事物、新文化要素像波浪一样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不分等级，不分城市和农村，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新的文化要素的人数不断增加，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如同滚雪球一样[图1-19（a）]。

（2）等级传播

在等级传播（hierarchical diffusion）过程中，新思想、新事物、新文化要素从一个重要的人或地方蛙跳到另一个重要的人或地方，略过其他的人群或地方[图1-19（b）]。

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就是等级传播的例子，新思想首先在大城市之间呈蛙跳式传播的，先是在北京的知识分子人群中传播，然后传到上海的知识界。经过在大城市中特殊人群的理解和学习，才进一步向中小城市传播，最后传到广大的乡村和偏远的工矿。

（3）刺激传播

在刺激传播（stimulus diffusion）过程中，传入的新思想、新事物、新文化要素没有按照原样被接受，新思想中的某些成分被去掉了，但主要的或基本的思想被接受。如植物、动物的驯化传播，驯化动植物的思想在传播，具体的动物或植物本身并不一定传播。例如，在动物的驯化过程中，不同地区的人群在驯化思想的影响下，根据各自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物种群特点，选取不同的驯化对象。生活在寒温带苔原地区的人们看到温带地区的人们驯化猪、牛等动物，受到文化的“刺激”，转而驯化在其生活区域存在的动物——驯鹿。

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刺激传播的例子：幼儿园的小孩子们看到大人们打高尔夫球，于是也学着打，只是金属的高尔夫球杆被简单的纸筒代替，高尔夫球被乒乓球代替，小小的幼儿园空地成了高尔夫球场——这也是刺激传播的一种类型。

将扩张传播划分为三种类型，这是为了理论总结和分析研究的需要，现实的文化传播很少是纯粹的某种形式的文化传播。两种甚至三种传播类型结合在一起的传播方式，往往是很常见的，比如金属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过程。金属活字印刷技术首先出现在德国，1450年前后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这种新的印刷技术先是以等级传播的形式，先向大城市传播，然后向中、小城市传播。在等级传播的过程也伴随着接触传播，中、小城市周围出现的大量印刷厂，就是由于接触传播而产生的（图1-20）。可以看到，在印刷术的传播中，等级传播与接触传播同时存在，是一种混合的文化传播过程，在500年的时间里，欧洲大陆迅速出现了1000多家印刷厂，大大地促进了欧洲地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

时尚的传播，也属于文化传播。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青年人群中曾经流行戴蛤蟆镜、留长发、穿花衬衫和喇叭裤、跳摇摆舞，这些文化时尚是从中国的港台地区传过来的，首先在南方大城市里时髦起来，然后传向北方各大城市，再逐渐传播到乡镇、村庄。在文化的传播中，文化覆盖的地域在扩大，接受的人群在变化，接受的具体事物也在变化。传播的过程是等级传播、接触传播和刺激传播相结合的，接受的人群也逐渐从青年人群向中年人群发展。

在现实分析问题的时候要注意，这三种模式都是理论性的划分，实际的文化传播往往是三种模式相互结合的一种复杂过程。

2．移动传播

移动传播（relocation diffusion），是指带着新思想的一个人或一组人，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将新思想或新文化传播到新的地方。移动传播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宗教在北美洲的转播。北美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信仰的是本民族的宗教。但是美洲大陆现在广泛信仰的是天主教或新教，这是因为历史上欧洲人移民到美洲，把自己的信仰也带到了新大陆的缘故。人群的移动导致了文化的传播，文化从一个地点传播到另一个地点。文化在空间上的分布是不连续的，呈现出断续或跳跃的特点[图1-19（c）]。

艾滋病在全球的传播，实际上是移动传播与接触传播（扩张传播）两种模式的结合，首先是随着人群的移动把病菌从非洲带到美国、欧洲和亚洲，然后病菌在各大陆内部通过接触传播方式向周围地区传播（图1-21）。历史上，宗教的传播也是移动传播和扩张传播的结合。唐僧到印度取经，这是移动传播过程；这些取来的经卷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则主要是通过接触传播完成的。文化的移动传播过程中，在无人居住的地区，或文化异质的地区，往往不发生文化的传播，于是出现文化空白区或中断区，文化在空间上呈现不连续分布的特点。

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

（1）缓慢接受阶段：文化刚开始传播到一个地方先要经历观望、怀疑的阶段；

（2）迅速增长阶段：有一批人接受了新文化，进而造成群体效应，新文化的传播快速地增长；（3）停滞阶段或饱和阶段：文化的传播活动趋于停止。

土豆在近代德国的传播过程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文化传播的三个阶段。最初，在德国的乡村里没有什么人愿意种植和食用土豆这种奇怪的东西；在经过德国政府的大量宣传和示范活动之后，一小部分农民开始尝试种植土豆；在其获得成功之后，大量人群开始种植和接受土豆这种新的作物。土豆这种外来的文化要素经历一段时间检验之后，才终于被当地人普遍接受。

瑞典的时间地理学派的学者们还提出了影响传播的时间-距离衰减理论，认为在均质的条件下，文化传播的速度和强度随着距离和时间的增加而减弱。影响文化传播的障碍，包括自然（如高山、沙漠、大海）或人为（如国家边界、行政区边界、校园围墙等）的两类。从对文化的阻碍程度上分析，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障碍，文化传播完全不能通过；一类是可渗透性障碍，即文化的一部分要素可以通过，另外一些要素则不能通过。

自然障碍一般来说是半渗透的，完全障碍的情况多数是人为的影响。比如，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对文化传播虽然有阻碍的作用，但是并不能完全隔断文化的交流。历史上中国和印度之间有很多文化的交流，虽然受到了中国和印度之间高山、沙漠的影响，增加了文化传播的困难，但是并没有隔断两地之间文化的交流。

相对而言，对于文化传播的阻碍，人为阻碍比自然阻碍要更强大，更不容变通。以冷战时期的东欧为例，由于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别，行政界线基本上隔绝了东、西欧之间的文化交流。

五、文化整合

文化整合（cultural integration），是指构成文化景观的文化要素都被系统地、空间地联系在一起，文化的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一个文化要素改变了，其他的文化要素也会跟着发生变化。我们在观察文化景观的时候，需要注意文化景观的整体性和相关性，要注意分析构成整体性后面的各个影响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1-22是一张显示全球猪肉消费的区域差异图，在对这个文化现象空间分布进行解释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文化要素之间的整合关系。这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与自然环境的区域差异有关，也与宗教禁忌、猪的生存环境、养殖传统等因素有关。因此，猪肉消费的空间分布特点，与许多自然、文化要素联系在一起。

文化地理学中研究文化要素之间的整合关系时，一般有两类基本的研究方法，即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人本主义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目的是寻找文化要素之间的作用和空间分布的规律性，像自然科学一样假设条件，分析文化现象，找出规律，建立模型，并预测其今后的发展，如“中心地理论”、“工业区位论”、“农业区位论”，等等。

中心地理论模型的建立，首先要假设一个均质地表，人群的活动以最小成本、最大经济利益为原则，从而推导出市场分布的六边形模型（图1-23）。与此相似，农业区位论中的杜能环模型，也是假设在均质的地表上，从事农业活动的人群以最小成本、最大经济利益为原则，从而形成以市场为核心的土地利用环带状分布的模型（图1-24）。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一般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侧重于揭示现象后面的规律，找出普遍性；其缺点是常常忽略了文化现象与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地方性与独特性。

人本主义的研究方法，注重于研究和解释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关系以及空间分布的独特性。比如，北京、华盛顿的城市形态具有各自的独特性，对这些独特的文化现象是无法用数理统计方法来研究的，而只能够从各自的文化特点、历史传统和政治制度等角度来加以解释。

总之，社会科学方法和人本主义方法都不乏其适用性和合理性，却也都存在局限性。在文化地理学研究中，需要采用综合的观点，从多个角度去观察分析，才能达到深入系统地了解一个区域的文化现象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