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格追求与范型力量

域外学者说，陶属于自传性诗人。若确切说，则是袒露心理矛盾和困惑的诗人，他也是最擅长表达复杂心理的诗人，虽然落个“田园诗人”的美名。当然，限于时忌与安全，他心底秘密保留了许多。他的咏史与神话诗，以及《述酒》便属于这类。

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专从人格追求上展示挚友的高洁。其序言：“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又说他：“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欤！”其诔文指出他的归隐是“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说他的生活“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存不愿丰，没无求赡”。简远省旷是他的性格，独善超旷是他的人格，勤俭为生存方式，不忧贫病、不求财物丰赡为其价值观。

萧统《陶渊明集序》谈到陶的人格时说：“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认为陶作有强烈的净化人格的魅力：“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

图12 明 佚名 陶渊明像

人物眉宇秀朗，神气祥和，略略仰首遐思，好像思索什么。如果去猜祥，或许正在构想他的“桃源境界”。在陶的画像中，虽然自宋李公麟造型上升为经典，后来所画，大致仿佛，然画者如读者一样，人人心中都有各自的陶渊明。陈洪绶的古拙，黄慎的村朴，都和这幅画所代表的清朗旷逸不同。

颜《诔》主要从“南岳之幽居者”的名士角度，肯定陶简远超旷的风度，实际上这是当时流行的名士风度，就像他赞美陶作“文取指达”一样，仅指出其中一面，倒是百年之后的萧统看到他的人格价值的全方面，如同他看准陶作的艺术个性一样。

陶渊明的人格魅力，真像萧统所言，犹如一副清凉剂，可以净化人的精神，清除思想上的垃圾。它引起古今学人多少思考，“不为五斗米折腰”形成一种人格范型，影响了不知多少人。

首先，陶渊明人格最为闪光处就是不事权贵的精神。萧统所说的“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使我们想起《五柳先生传》中的两句名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而《宋书》本传的“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就是这种人格最显著的体现，所谓“乡里小人”颇带六朝名士的口吻，对做彭泽令的陶来说，也可以算作“权贵”或顶头上司了。所以，这话在后来便成了不事权贵的最为经典的说法。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便是这种说法滋生的代表。这应是陶渊明人格魅力最为璀璨的地方。

陶渊明原本拥有强烈的猛志与热烈的入世情怀，儒家淑世精神在他青壮年时起了主导作用。他所说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或如《拟古》其八所言“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远，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就是希望祖国南北统一，亦体现了儒家“大济苍生”的“立功”思想。他之所以三番五次地投入官场，甚至选择桓玄、刘裕这样的巨头，其原因亦当如是观。在入刘裕军幕的“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就是有所作为的流露。后来其所以咏二疏就在于看重功成身退。当他感到理想有变成幻想的可能时，便退身而去，绝不贪恋。如果他的入仕果真如他所说“为饥所驱”，那他就不会离开如日中天的刘裕。在东晋日益衰乱权力角逐的时代，他发现不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才决意去归隐。他的《悲士不遇赋》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了志士不遇、怀道不偶的历史规律，清醒地认识自己赶上了“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乱世。世家大族也好，庶族也好，行伍出身也好，人人争做军阀，人人都想冒险，以斫杀争权，诛除异己，窥视晋室。东晋衰败至灭亡的二十多年，特别是自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始，兖州刺史王恭等起兵讨伐王国宝，反对会稽王司马道子专权，东晋内乱自此发轫，至元兴三年（404）桓玄败死，这八年是东晋最乱的时期。隆安三年，陶入桓玄幕。元兴三年桓玄败死，陶渊明东下京口为刘裕参军，义熙元年（405）则为刘敬宣参军，就是说当东晋内乱最激化时，陶则走向仕途高潮。他选择了当时处于政治漩涡浪尖的桓玄和刘裕，是怀着他的“猛志”和理想，奔向“通衢”。东晋门阀政治进入昏乱，加速了世家大族的权力的膨胀与庶族势力的崛起。《宋书·武帝本纪》说：“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桓温雄才盖世，勋高一时，移鼎之业已成，天人之望将改。自斯以后，晋道弥昏，道子开其祸端，元显成其末衅，桓玄藉运乘时，加以先父之业，因基革命，人无异心。高祖（刘裕）地非桓、文，众无一旅，夷凶剪暴，祀晋配天，不失旧物，诛内清外，功格区宇。”守丧未满三年的陶渊明就在桓玄败死当年，投奔到他两年前上司桓玄的掘墓人刘裕幕下，确实带有冒险性。但他似乎也看到一种希望：“先是朝廷承晋氏乱政，百司纵驰，桓玄虽欲厘整，而众莫从之”，而刘裕借机诛除桓玄，“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年届不惑的陶渊明“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宛辔”而奔千里之遥的京口，做起刘裕的参军。至于不到一年，就于义熙元年弃职离开刘裕而转入刘敬宣幕下，从陶之诗文中找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而从义熙十年司马休之录事参军韩延拒绝刘裕拉拢时所言：“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之心”，不由使人想起“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名言，逆推陶之弃刘裕虽时隔九年，或许陶对此不会预知，然对于仕途亨通者，这不正是绝妙机会！刘裕军事上的胜利，必然在政治上膨胀，像陶渊明这样的名士，不是正可以派上用场？刘裕不拒绝从桓玄幕走来的陶渊明，不是再明白不过的吗？

对此，陶渊明并非不明白其中的奥妙，然而他决然弃掷了这个“机会”，像刘裕那样炙手可热的人物都可以摒弃，而又何止于彭泽令呢？所以朱熹曾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之五官三休，要在对刘裕一休，正是这种“真个能不要”的精神，显示出人格最本真的品位，才能放射出恒久永在的光芒与魅力，成为魏晋风度最为显亮的高峰。

陶渊明人格特征的第二方面，就是人生价值的确立：“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由西晋贵族追求物欲演变为门阀社会的东晋，视政事为世务，至于作务田间则是细民贱业。陶之隐居，非关居于名山之肥遁，实为安道苦节之贫隐。他在英年欣奔家园，毅然扛起锄头，铁了心做起庐山下一介农夫。农夫要“四体诚乃疲”，这在当时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而且要熬受贫穷饥寒的考验。他像“飞盖入秦庭”的荆轲一样，永不回头。他身边的人也曾有异议，也有劝他再出仕，晋室和后来的刘宋都征辟过，他从来没有动摇。不仅种豆刈稻，《陶征士诔》说且要灌畦浇菜，还挑担叫卖。农闲则织草鞋编席子，连带搞些副业，才能勉强维持生计，这就是他的人生之道。庄子所说的目击道存，道在瓦砾稗草屎尿之中，儒家所言衣食为民之天也，君子固穷，在陶渊明这里得到双料丰收和兑现。他用满身的汗水刷洗尽门阀贵族与清谈家的“作达”气息。庄子的大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谁能像“齐物论”所说的那样，愿意把自己看做路边的小草，任风摆布，让车马践踏？所以道家人物张良有过博浪沙之击，陶弘景长期为“山中宰相”。儒家君子之穷固然可贵，然像颜回的穷法，受得了的人不多，加上不重视细民职业，那就够呛了！陶渊明真正把儒道融合起来，而非清谈和纳贿的“儒道兼宗”。他用先秦农家“并耕而食”的思想，剥离了道家的浪漫与儒家的迂执，真正调节到儒道互补的境界。农家思想以不耕而食为耻，儒家则“富贵不能淫”，道家崇尚自然，可以把简陋残缺的事物看出美来，三维拧成一股，使矛盾困苦的陶渊明兴致萧散地守护他的精神家园，听鸟鸣而欣吾庐，看稻苗起伏则与良苗同样“怀新”，采菊而人淡如菊，见山而有仁者之乐，细民职业和高人情怀，平凡和伟大，这和谐的多重奏交融在他的田园诗和咏怀诗里，浇灌出与道污隆的大贤笃志，而成为魏晋风度的最值得瞻仰的高峰。“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如此人生观与价值观，非儒非道，亦非儒道兼宗者所乐意。这在门阀社会属于卑之无甚高论的“田家语”、不屑一顾的农夫活法。以躬耕为常业，因饥寒而“肆微勤”，虽然也有“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的大憾，有“贫富常交战”的苦恼与矛盾，但也有他的“道”，而且能迈向“道胜无戚颜”的境地。朱熹说：“陶渊明说尽千言万语，说不要富贵，能忘贫贱，其实是大不能忘，它只是硬将这个抵拒将去。然使它做那世人之所为，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贤于人也。”陶之道即不做违心事，要做干净人，站稳自家脚跟，故能把世俗欲念“抵拒将去”。他以四体疲累耕凿出田园诗，也在辛苦劳作中讨出洁净的人格与欣然的生存方式，这不仅迥异于魏晋名士，也高出同时的隐士。

图13 清 上官周陶渊明画传（晚笑堂画传图）

上官周塑造了许多古代文学家的形象，此是其中生动的一幅。线条凝练，流畅顿挫；人物表情祥和。陶渊明好琴，此图使人想起史传上陶渊明的一句率意的话：“我醉欲眠，卿可去。”还有李白据此所写的两句诗“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除了不为权贵折腰与不怕贫穷折磨以外，剥离昏乱败坏的政治而又未忘怀世事，则是陶渊明人格的第三方面。他归隐以后，加入了农民的行列，远离了政治漩涡的中心，但社会与人生并未在心中淡去。可以说，他始终保持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不仅仅是独善其身。他理想中的社会蓝图——“桃花源”，正体现了他对东晋后期争权角逐的反感厌恶，企图寻求一个安宁和谐而且没有王税的理想社会模式，它代表了千百年农夫们的渴望，他的设想实则是以农民代言人的热情凝结而成。他厌弃晋室昏败而归隐，但当处于刀俎任刘裕宰割之下，却作了非常关注世事的《述酒》，不乏对处于弱势晋室予以同情。还有以他最熟悉的田园题材，却写起了《拟古》其九“种桑长江边”以感喟时事，他对晋室可以说是哀其不幸，也怨其不争，就像辛弃疾处于南宋，或者如阮籍处易代之际，他的思想感情复杂而又矛盾。如果要说冷眼旁观晋室的衰败以至于灭亡而无动于衷，那倒不像陶渊明其人；然而要说他如何忠愤，也不见得。因为毕竟和杜甫所处的唐代有别，亦与屈原至死不悔的性格有异，陶渊明倒近于处于战国中期的庄子，面对以斫杀为能事的时代，他只能外冷内热。他也有自己外和内刚的个性，促成既疏远世事又关怀社会的政治人格。正是这种看似相反而矛盾的人格，无论只看到哪一面，都会引起人们的景仰。这也是他的人格富有魅力的一方面。言及陶之人格，论者仁智之见不一，自然、真淳、淡泊、率性、旷达、休闲等等，所见不同。陶是务实的人，故以上三端更贴近他的本真，这也是影响后世最重要的三个方面。

处于多元化选择的时下，我们需要屈原、杜甫，同样也热爱李白、陶渊明。而在物质利益高于一切的时候，陶渊明的人格魅力不是更具有一种降温泻火的功用？如前所言，庄子之道好听不好做，陶渊明之道平实可亲，比起庄子就容易得多了。所以，我们希望能读陶渊明之作的人多起来，我们的生活当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