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陶渊明对东晋的政治态度

辞官归隐是陶的一生出处大节，属于显性的；而对晋室所持之态度，则属隐性的，显隐二者互为表里。明了辞官缘由，对他的政治倾向则走近了一步。

好友颜延之《陶征士诔》其序有云：“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主要称述弃官隐居一面，颇得陶之用心，不愧为陶之挚友。于是《宋书》置之《隐逸传》，并云：“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室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陶渊明便有了忠于晋室面貌，钟嵘《诗品》则直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千古赫赫有名的大隐，便基本定型。陶渊明对东晋的政治态度，是研究者绕不过去的焦点，向来争论分歧极大，是颇为棘手的“老大难”问题。自唐宋以降，基本形成对峙的两说：一是“忠愤说”，一是“隐逸说”。关系到政治诗人与隐逸诗人，亦即剥离官场淡薄时局与关注东晋政局的区别。对此，须分清三个阶段的政治倾向，一是陶之仕宦期，二是晋宋易代时，三是入宋以后。

对于仕宦期，我们曾言陶之仕隐是按照孔子三十而立与四十不惑的名言来安排的。只不过入仕提前一年，归隐延后一年，从29到41岁，这正是意气最锐、风华正茂的年月。初为江州祭酒，是为“学仕”，终于彭泽令，归意已坚，只不过走个下坡路而已。凡总五官三休，而中间三仕，前后八年，被史家看做“不洁去就之迹”，则是考察政治倾向的关键。袁行霈先生对此最为用力，总结宋与清以来的发现，对于其间的来龙去脉揭示亦最清晰。他认为：

陶渊明出仕做官，不到别处，恰恰入了荆州军府桓玄幕中，又入了北府将领刘裕幕中，接着又入了北府旧将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的幕中，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陶渊明既选择了东晋政局最动荡的时候，又选择了最足以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虽然他一再说因为亲老家贫不得不出仕谋生，但还只是一方面的原因，而且不是主要原因。这八年并不是他最贫穷的时候，并没有穷到非出仕不可的地步。要出仕也不一定非往政治斗争的漩涡里跳不可。

陶之出仕这八年，是东晋最为动乱时期。前此王、庾、桓、谢四大家族轮流执政，即使有苏峻、王敦内乱，亦无伤其元气，并且取得淝水之捷。自谢安去世，昏聩的司马道子当轴的东晋政权，把世家大族搞成互相牵制的均衡势力，至此世家大族与皇权共治的局面宣告结束，内乱于是乎接连哄起。桓玄趁机而起，江陵西府便成为一时最强的军事集团，甚得民望物议。然而此前王恭几次兴兵问罪金陵，刺激野心家的胃口，而且桓玄废替自立，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冒险家刘裕借机暴起，获得各方势力，很快消灭了桓玄集团，转瞬间变为新的暴发户。刘裕洞悉桓玄取亡之因，如果对东晋下手过早，就会比桓玄垮台得更早，所以他把篡晋向后延续到15年之后。桓玄的篡晋，标志“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宣告结束，也给新的野心家提供了绝大的机会。桓玄的灭亡，不仅显示世家大族的势力从此退出军事政治舞台，同时昭示东晋赖以支撑的实力业已崩溃。刘裕怕重蹈桓玄失败的覆辙，故成挟天子以威天下之势。至于东晋的灭亡，形成不可逆转之势，犹如处于猫爪之下的老鼠，被吃掉只不过是迟早的事罢了。所以15年后晋恭帝乖乖“禅让”就说过：“桓玄之时，晋氏已无天下，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

然而在如此白云苍狗迅疾变化时，陶渊明并不可能立即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楚。无论是司马道子或者王恭、桓玄或者刘裕都打着扶持晋室的旗帜，一切都在伪装下运作，局外人是不会立即清楚的。所以当桓玄篡晋，因守母丧而在家的陶渊明，虽然避免了一场尴尬，但他只看到“八表同昏，平陆伊阻”的内乱，并没有意识到已进入各种野心家角逐的“大伪斯兴”时代，相反却认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时机莅临，时刻准备着“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兑现自己的“猛志”。所谓“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正看出他这时的政治热情是多么的高涨！

不必为尊者讳，陶之“猛志”只能在东晋政权的土壤中滋生，如果脱离东晋政权，不仅难以兑现，他也不愿意另觅新途，否则只能做叛臣篡乱的帮凶。无论陶是怎样的局外人，亦不至于犯此恶名，做此傻事。东晋从简文帝开始，即“政由桓氏，祭则寡人”。至孝武帝后期“溺于酒色，殆为长夜之饮”，《晋书·孝武帝》又说：“肆一醉于崇朝，飞千觞于长夜”，“晋祚自此倾矣”。继位之安帝，《晋书》本纪谓属于弱智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完全是个十足的傀儡。司马道子荒乎朝政，王导曾孙王国宝的乱政，显示了宗室世家大族的昏聩与衰败。就在晋室危乱的当儿，陶渊明在七八年间先后仕玄仕裕，接着又仕刘敬宣，选择了当时最大的军事集团，而桓玄、刘裕起初无不打着扶持或匡复晋室的旗号，那么陶渊明如果不是奔着这个目的而来，又是为了什么？

至于说到出仕，陶诗总要弹起为贫而仕与怀想家园的二重奏，则不能看得过于作真。东晋名士说到做官，就像西晋名士谓钱为阿堵物一样，总是扭捏而不那么直爽。望空为高，不以事事为务，又是两晋流行的传染病，高洁的陶公当然也不能十二万分地免俗。如果为贫所驱，那么他出仕桓玄前后三年，不至于弄到“口腹自役”地步，又何必兴致勃勃地奔到千里之外的刘裕那里？即使果真因贫，凭着他的名声，搞个彭泽令或什么令，也不是多大的难事，又何必“欣慨交心”地跑到刘裕的军营里！所以我们说他这一段“东游西走”，只能像他本人所说的“似为饥所驱”，只不过是个幌子。究其本意，也不过是投身乱世漩涡而少不得的幌子，主要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不能过于流露自己的政治意图罢了。

既然陶之“猛志”要通过东晋政权才能体现，那么晋室危难之初，他接二连三地出仕，又怎能不是真正扶持或匡复晋室的行为呢？陶渊明又怎能在晋室尚未至一蹶不振之时而袖手旁观，守在田园去做隔岸观火的冷眼旁观者呢？

无论陶之出仕与后来的永归，都是一种悲剧。陶之真淳却陷入了桓玄与刘裕的“大伪斯兴”之中；欲有所为而又不得不有所不为地彻底归隐，在东晋后期刀光剑影的斫杀篡夺中，陶渊明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他唯一的护身符只能说是为贫而仕，最后唯一的归宿只能是田园。这对他都是个悲剧，也是正直士人的规律性悲剧。梁启超说他的出仕，就像良家女子误入风尘，这对陶之真而陷入桓、刘之伪来说，是不错的；至于说“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梁启超语），那倒是对他极为热爱的陶渊明，未免是一种误解。处于封建时代，如果不关注时代的属姓，恐怕也是难以想象的事。

其次，晋室危殆之际，陶公又持何态度呢？朱自清先生曾说：“陶诗里可以确指为‘忠愤’之作者，大约只有《述酒》诗和《拟古》诗第九。”讨论陶对东晋政治态度，起码这两首诗是绕不过去的。我们看《拟古》其九“种桑长江边”一首，朱先生以为“怕只是泛说”。如果把这首当做“田园诗”，则与陶之其他田园诸作极为不类。因为这诗写得很“泛”，不像那些田园劳作诗写得具体，有辛苦劳累，有种豆锄草，有刈稻夕露，有汗水带着的泥土味。却是借种桑全发议论，而议论又不像田园诗中那些“田家语”，故历来大多以为通篇为喻，深有寄托。至于寄托什么，说法颇为分歧。一为时代变迁的泛喻说，不得“谬比易代”，如汤汉、何焯；一为易代说，明人黄文焕谓切合恭帝之废立，首尾三年。《陶诗程传》谓晋宗室司马休之讨刘裕败死，如柯叶摧折。今人注陶者亦复如是，各择所取。萧统《陶渊明集序》:“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诗言及政治与做官至为谨慎小心，甚或模糊其词以至于迹近朦胧诗。但在当时，大概不至于此。陶去世百年后的萧统，阐释陶诗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分明看出陶诗“语时事则指而可想”的特征，确实“带来一个新的消息”，“也揭露了他性情底奥秘”，“闪耀的识力确是发现了渊明”。进取心健旺的唐代人，只注意他的田园诗的描写。到了南宋晚季，人们心底已注满北宋灭亡的隐痛，而又面对江山易主的大悲，就不能不留心起陶诗的内容与思想。然而汤汉略言为“时代迁革”而处身为难之作，为袁行霈注所采。明人黄文焕谓为指废立恭帝前后三年而发，逯钦立注采之。龚斌据《陶诗程传》“柯叶枝条，盖指司马休之之事。休之拒守荆州，而道赐发宣城，楚之据长社。迨刘裕克江陵，奔亡相继，而晋祚始斩。故以春蚕无食、寒衣无待况之”，以为“义熙八年刘毅被诛后，休之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义熙十一年春正月，休之父子遂结雍州刺史鲁宗之并举兵讨伐刘裕。五月，休之、宗之败，出奔姚泓。至此，宗室中唯一拥有兵权的司马休之被刘裕消灭。枝叶摧折之喻即指此”。近人古直亦持此说：“此首追痛司马休之之败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休之为晋室之重，故以桑起兴也。”张芝（李长之）以为喻指桓玄，本可中兴晋室，不料篡晋败死。日本桥川时雄据傅咸《桑树赋序》、陆机《桑树》、潘尼《桑树赋》所言，以为西晋兴起与桑相关，“陶公此作，寓言典据，自然分明，盖遡想皇晋建国之初兆，而俯仰古今，而发桑田碧海之叹耳”。此受丁福保《陶渊明诗笺注》启发。丁氏云：“《诗·小雅·小弁》:‘维桑与梓。’故以桑比宗国，自偏安江左，不值中原，为国日浅矣。”

以上诸说无论如何分歧，均与晋室危亡相关，其间仅存言晋言己之别，而言晋者只存乎时段有异，由此可见，此首非纯粹的田园诗，而是借田园以写时事，犹如热爱陶诗的辛弃疾，他的《摸鱼儿》以婉约词的形式来抒发豪放词的悲愤。他对晋室并未忘怀，虽然并非挥之不去的热忱，而冷静的语气不无怨望，然怨望分明来自“枝条始欲茂”的希望，希望有所转机。可见陶渊明对晋室兴衰还是上了心，但在那个局势多变斫杀连绵时代，他也只能用“田家语”抒发自己的关注与感慨。倘若要指明是何“时事”，那么，从东晋以前荆州军事位置的重要，加上入桓玄幕的经历与桓玄得志一时，以及所处江州要冲的耳闻目睹，似乎此诗喻镇守荆州的司马休之，较为恰当些。

如果说此诗是颇费猜详的朦胧诗，那么《述酒》就更难以琢磨！它在陶集显得异常怪异，怪得没有人能搞懂它。它的本身，并不见得有多好。向来平和如话的陶诗，却忽然冒出晦涩如此的诗，着实令人诧异。但我们想到他以酒为安全的防护，想到心旌摇荡的《闲情赋》，想到他形影神的对话，想到陶诗既有那么多的隐士贫士，也有荆轲、韩信，以及幽默与浪漫，以及那些以酒命篇的《饮酒》、《止酒》，也应该有首《述酒》，就像有《拟挽歌诗》、《自祭文》，也应有篇《五柳先生传》一样。

南宋以前对此诗无人解得。北宋末年的韩驹，或许出于时代动荡引发的敏感，发现“山阳归下国”之句，“盖用山阳事，疑是义熙以后有所感而作也”。南宋汤汉沿此“突破点”专力于此，对全诗予以系统全面的解释。其结论有言：

按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罂授张祎，使酖王，祎自饮而卒。既又令兵入逾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诗辞尽隐语，故观者弗省，独韩子仓以“山阳下国”一语疑是义熙后有感而赋。予反覆详考，而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因疏其可晓者，以发此者未白之忠愤。

韩驹（字子苍）从“山阳归下国”解密，其下句为“成名犹不勤”。汤注进而言之：“魏降汉献帝为山阳公，而卒弑之。《谥法》:‘不勤成曰灵。’古之人主不善终者，有灵若厉之号。此正指零陵先废而后弑也。曰犹不勤，哀怨之词也。”此论一出，以后古今注家论者多无异词，似成定论。

然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田晓菲女士力驳此说之非，以《清醒的阐释：〈述酒〉》另辟新说。以为文学作品的“山阳”，于读者的“第一反应，只能是‘竹林七贤’”，因为向秀《思旧赋》“经山阳之旧居”，遂使“‘山阳篇’、‘山阳赋’，成为人人皆知的典故”，“刘宋之后，‘山阳’仍频频在诗文中出现”，“几乎无一例外都和竹林七贤有关”。“除了嵇康被祸之外，其他六人都终于出仕，下国者，诸侯之封地，归下国，即指出仕而言”。又言：“竹林七贤全都好酒善饮，以沉酣放纵得名。详此，则‘成名犹不勤’一句当可迎刃而解，盖暗示六贤相继出仕，没有坚持‘以酒为名’耳。”如此抓住“突破口”，确实新人耳目。然细想，“山阳”的“第一反应”是嵇康，而非“竹林七贤”。且嵇康激烈反对出仕，也从未归过“下国”。去掉嵇康，这不成了“竹林六贤”？其二，似乎一时还想不起“山阳”就是竹林七贤的代名词，且论者也未举出实例，哪怕一个也好！再次，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出仕后够勤快的，接连不断地推荐所品鉴的人物，使“山公启事”大出风采！还有拥推司马集团的《劝晋表》就出自阮籍之手，这些怎能谓之“不勤”呢？复次，从陶渊明诗里可以看出嵇康、阮籍的影响，大概不会用“成名犹不勤”言及，何况阮籍等在未出仕前就已“成名”。所以陶诗此两句不是说的“晋人心目中的‘山阳’”，而是自己心中的，否则晋人作玄言诗，陶就不会去作与众不同的田园诗。

总之，田著要竭力“把《述酒》诗从它传统的阐释框架里剥离出来，从一个崭新的阐释角度对它进行考察”，认为“韩驹和汤汉以此诗为‘隐语’，‘疑词’，‘辞之廋也’，蕴涵了忠于东晋王朝的诗人‘不敢言而亦不可不言’的‘主弑国亡’之痛，这一政治阐释的宏观背景，是宋代理学的昌盛，也是宋代以乌台诗案为标志的文字狱之兴”。传统与非传统的两种阐释，悬若天壤，若比勘起来，非常有趣：

以上两种阐释竟然如此悬殊，就像李商隐的《锦瑟》，横岭侧峰，可以滋生许多不同解释。正如以“‘饮酒’来阐释《述酒》”的论者所言：“《述酒》以政治寓言作为阐释的框架，但都是从一个固定的角度逐字逐句解说文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言之成理。这让我们格外清楚地看到内在于阐释行为的任意性，和文本自身具有的张力。”准乎此，我们对饮酒说的理路，不是也有上边同样的感觉吗？

首先的问题，正如饮酒说论者指出那样：“为什么陶渊明诗风向来如此平易，集中突然出现这样一首‘晦涩’的诗？这个问题，是许多论者在谈及这首诗时都曾提出过或者想到过的。正因为没有更好的答案，人们才会认定这是诗人讽喻政治时事的结果（自晦其词，不使读者窥知真意）。但是假如提出问题本身就存在问题，那么这样的问题所引起的答案只能进一步误导我们。”对此，论者自己回答：“首先，对于陶渊明同时代人来说，《述酒》一诗未必‘晦涩’。其次，陶渊明诗风的平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宋人在校订抄本异文时加以刻意取舍的结果。……其实，我们阅读陶诗，不应该囿于宋代人的观点，而应该记住南北朝时人阳休之的评价，所谓陶诗‘往往有奇绝异语’者是也。”

人所共知陶诗言酒极多，比阳休之尚早的萧统《陶渊明集序》说过：“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我们曾经统计，陶集言酒诗将近一半，为何其他都那么“平易”，唯独此首如此“晦涩”？我们又知道陶诗凡言及做官，自始及生命终歇都极为谨慎小心，制作了许多的代名词，就连辞掉一个小小彭泽令，都要迂回说成“骏奔”妹丧。至于对复杂动荡时局的直言之诗一首也没有。他又不是一个天生的乐于隐居的人，至于无奈归隐后，仕与隐矛盾仍然在心里较量。因为他本来就是欲有为而不能有所为，他所生存的东晋已处于岌岌可危的时代，高门大族也退身自保，又怎能为陶渊明提供大展猛志的空隙，不依附某一为争权而斫杀的军事集团，就只能回归田园。他选择了后者，但并未忘怀东晋政局，何况他是从那个不争气的东晋政权进出不已的人。所以，《述酒》诗的政治说，还是能贴近陶之心底。如果依了“饮酒说”，那倒是把他高高悬在空中，剥离了他的生态环境。

陶集异文之多则有目共睹，不仅仅是《述酒》如此。现在传下来的宋人刻本，都保留着异文，这也是宋本珍贵的原因之一。何以它诗有宋人“刻意取舍”而那么“平易”，而唯独此首却如此“晦涩”，恐怕也是说不过去的。即使按宋人舍去的异文看此诗，也恐怕不是单纯的喝酒诗，否则，陶渊明很可能有迹近酒徒的嫌疑。《述酒》的朦胧特征，不自陶始，对陶颇有影响的阮籍《咏怀》已发其轫，因为他们所处时代太相似，阮籍诗倒对解读《述酒》有指南作用。

说到传统作用于陶诗的效果，“饮酒说”的论者又有言：“陶渊明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而他所受到的文学影响，在其诗文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姑且不谈具体字句，只就诗赋主题来看，如《咏三良》、《咏二疏》、《咏荆轲》诸诗，从曹魏到东晋，已经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再比如《拟古》其九‘种桑长江边’一首，往往被解释为伤悼易代，但是，其文学样范乃是郦炎（150～177）的《见志诗》和繁钦的（?～218）《咏蕙诗》。”这种强调“一首诗孕育另一首诗”的说法，把接受传统的影响，看成不同时代的翻版，尤显得绝对。陶之《桃花源记》并不等于《老子》的小国寡民，田园贫穷的描述之于西晋束皙《贫家赋》、《饼赋》，田园风光与湛方生田家诗，《归去来兮辞》与其蓝本张衡《归田赋》亦有很大的区别。《闲情赋》之于张衡、蔡邕诸作，《感士不遇赋》之于董仲舒与司马迁，都是“孕育”出来的，那陶渊明只能像陆机那样，就不可能耀眼于六朝！

即如《述酒》，既然是写日常饮酒，何必要用那么多代名词指酒，有何必要绕那么大的弯子；酒之有无，亦不至于“流泪抱中叹”；梁孝王诸臣，怎能称作“诸梁”，而丧其身又非仅“羊胜”一人。把他们和酒扯上，也未免过于纡远；诗人要离开旧居求仙，而旧居怎能称作“旧京”。而陶本人是不是对求仙有兴趣，亦成问题。“遗薰”即使如论者所说的“遗芳”，这和酒又怎么沾上边；同样“奇文”又与“饮酒赋诗”有何关系？总之，陶渊明如此写酒，如此手法，在陶诗不会找出第二例来。所以比较起来，还是政治说基本切合。从中看来，对晋室的衰败，哀其不幸，怨其不争，流露的态度还是“指而可想”的。

刘宋易代之后，陶诗对亡晋的态度亦有流露。一般认为《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诗体相同，内容又相互阐发，当为一时所作，作于刘宋开国不久。汤汉说：“二疏取其归，三良与主同死，荆卿为主报仇，皆托古以自见云。”陶在41岁时决然归隐，本身就对晋室感到失望而不能有所为，歌咏隐士本是陶诗一大宗，“取其归”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咏三良又岂能是“与主同死”？时下论者以为属于一般咏史，未必影射现实。或认为作于出仕前家居之时，属于模拟旧题。张协《咏史》一首，即咏二疏。曹植有《三良诗》，王粲《咏史》、阮籍《咏史》二首之一，亦同。左思《咏史》之六，阮瑀《咏史》其二亦咏荆轲。咏史一般借以咏怀，陶亦言“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当不能以泛泛之作待之。陶澍说：“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曹子建《咏三良》:‘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此慨魏文之凉薄，而欲效秦公子上书，愿葬骊山之足者也。渊明云：‘厚恩固难忘，投义志所希。’此悼张袆之不忍进毒，而自饮先死也。况二疏明进退之节，荆轲寓报仇之志，皆是咏怀，无关论古，而诸家纷纷论三良之当死不当死，去诗意何啻千里！”三篇结尾，都有直接表态式的议论，言二疏则云“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对三良则言“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谓荆轲则云“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澍所说“皆是咏怀，无关论古”，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清初邱嘉穗即言：“但细玩三篇结句，正复无限深情，不待议论而其意已彰矣。渊明仕彭泽而归，亦与二疏同，故托以见意。”但他以为“此下三诗，皆有次第。咏二疏去位，所以自况其辞彭泽而归田也。咏三良从死，所以自伤其若果从晋恭帝而死。咏荆轲刺秦，所以自伤其不得讨刘裕篡弑之罪也”。如果从殉死与讨刘看，未免执泥。陶澍谓咏三良悼张袆饮药先死，未尝不算一解，然平和的陶渊明怎么想起来歌颂“暗杀党”式的刺客？虽然他壮年三入军幕，但要动刀动枪恐不见得。龚自珍《己亥杂诗》就说过：“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而要说和他自己一点无关，“未必别有深意”（朱自清语），只是泛咏史事，恐怕有些简单。朱熹说这诗“露出本相”，不然“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似乎更合乎情理。建安诗人咏荆轲，意在士为知己者死，是给主子说好听的。左思只看重豪饮燕市蔑视豪右的布衣精神，不涉刺秦事。陶诗热烈地描写了全过程，末尾尚言：“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有平和也有尚奇一面，这诗也写得热血喷涌，当自有所用意。清人马璞说陶之咏史诗“皆有意。二疏辞官……是渊明之所深与，三良则以殉君者对照弑君，荆轲则以报秦者感怀报宋，故其辞多慷慨。”温汝能亦言：“荆卿刺秦不中，千古恨事。先生目击禅代，时具满腔热血，观此篇可以二知其志矣。人只知先生终隐柴桑，安贫乐道，岂知却别有心事在。贤者固不可测，英雄豪杰中人，安知不即学道中人耶！”然前人亦有异见：“靖节诗，惟《拟古》及《述酒》一篇，中有悼国伤时之语，其他不过写其常情耳，未尝沾沾以忠悃自居也。”陶对东晋虽不一定全然“忠悃”，然亦不能排除同情，而在诗中不能不有所流露。

最后我们得看《读山海经》中引人注目的精卫刑天一首。梁启超谓此类诗“不知不觉把他的‘潜在意识’冲动出来了”，此亦朱熹所说的“露出本相”，鲁迅先生则称为“金刚怒目式”之作。袁行霈先生则谓夸父一首：“余以为此篇乃耕种之余，流观之间，随手记录，敷衍成诗，未必有政治寄托。如作谜语观之，求之愈深，离之愈远矣。”对精卫一首亦言：“非悲易代，亦非以精卫、刑天自喻也。”陶作有“自娱”性，然亦有“示志”性。所以袁先生又说这组诗“间或流露其情怀”。陶诗常把酒做面子，用作包装，这类神话诗，亦当作如是观。只是近当代学人似乎比古人变得稍为谨慎，好像不愿意说破，仅点到为止，似乎时代悬隔，“语时事则指而可想”的效应随着时间蒸发得愈加稀薄，只留下“‘潜在意识’的冲动”和外在的“金刚怒目”，和他所处的时代缺了联系的代沟。但这诗的“猛志”，使我们想起了《杂诗》其五，说他回忆少壮时“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只是现在“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又云“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和此诗的“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很有些接近。但精卫诗语气刚猛，悲愤之意可见，当和《咏荆轲》属于同类。

总之，陶对东晋的衰败灭亡是同情的，关注的，并非冷漠而不置可否，而对刘宋政权则没有好感。被同情者消失，所反感者兴立，这对他无疑是绝大的悲剧，然而他的诗文以及所体现的人格构筑却是成功的，作为一种范型，影响百代，乃至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