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序言

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政权，与先后出现在长城以南的五代十国对峙。耶律德光于公元947年因援助石敬瑭建立后晋政权之故，而据有了燕云十六州之地，其实力之强大，为当时并存的其他割据政权之所不能及。北宋建国并相继灭掉了华中、华南和河东地区（今山西省）的诸割据政权之后，虽也曾几次主动或被动地出兵与契丹进行较量，但大都遭到失败，只有1004年的澶渊之盟，可以算打了一个平局。这说明，在当时中国境土上的诸割据政权当中，仍以契丹最为强大。

在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建立牙帐的回鹘，在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建立政权的回鹘，以及在葱岭以西建立政权的回鹘黑汗王朝，即使在北宋政权建立之后，也基本上都是亲附于契丹政权的，其与北宋的关系则较疏。

因此，在唐王朝衰亡之后，被中亚、西亚以至更西的诸国人作为中国的代表称谓的，不是五代十国和北宋的任何一个朝代，而是契丹。这个称谓至少持续了有数百年之久。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教各国学人，在13世纪末叶所撰写的兵书当中，还把由中国传去的火药和火器称作“契丹花”、“契丹火箭”、“契丹火轮”等。直到今天，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当中，也依旧是以契丹来称呼中国的。这些都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契丹族所建立的国家，如果不与西辽合并计算，其国祚虽仅延续了二百余年，但从其对中国历史以及亚洲历史所起的作用、所做的贡献来看，却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尽管建立后晋政权的石敬瑭对契丹的耶律德光自称为儿皇帝，一直受到人们的唾骂，但从澶渊之盟以来，北宋即与契丹正式定为兄弟之国。元朝的史官们，在经过反复商讨之后，最终还是把辽、宋、金三朝的历史各自为书，平等对待，均列于正史之中。明代的柯维骐，在其所撰《宋史新编》中，虽曾荒诞迂腐地企图把辽金作为两宋的附庸；王洙在其所撰《宋史质》中，则更为悖谬地根本不承认有辽金元三朝的存在；但他们的这种谬论既得不到同代人和后代人的赞同，他们的这两部著作也就理所当然地得不到后代治史者的重视。

可惜的是，以如此重要的一个朝代，在它灭亡之后，后人却未能撰写一部能与它的历史地位相称的史书。元朝的史官们把辽、宋、金三朝的历史各自为书、平等对待的做法固然极为正确，然而当其修史之时，上距辽朝之亡已经二百二十余年，参预修史的史官们，对于辽朝的典章制度、部族离合、部伍编制，大都已甚茫然，而辽朝臣僚们所撰写的史志文本，在经过许多次事变之后，又鲜有遗存。事出无奈，他们便只能凭借仅有的不论出自辽人或宋人的，以及由当时书坊抄撮而成的一些记载（例如《契丹国志》），依傍拼合，仍难凑成部帙，遂乃不惜把同一事件、同一建置，稍稍更易其名称，而使之在《纪》、《志》、《表》、《传》之中重见迭出，以充篇幅。例如，在《太宗纪》中载有“诏以于谐里河、胪朐河之近地给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何剌三石烈人为农田”，而于《食货志》（卷五九）则又载“诏以谐里河、胪朐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种”。其实，于谐里河即谐里河；南院之欧堇突吕、乙斯勃，即《营卫志》（卷三三）五院部中之欧昆、亦习本；北院之温纳何（河）剌，即《营卫志》（卷三三）六院部中之斡纳阿剌。若谓这样的一些失误无关宏旨，则《营卫志》中的“斡鲁朵”与《兵卫志》中的“宫卫”，前者只是把契丹语音写为他字，后者则是把它意译为汉文语词，半斤八两，毫无区别，然而因用字不同，竟在两《志》中各占用了不少篇幅，对于辽朝所特有的这一制度，反而会使读史者更难于理解其真实情况。更如《兵卫志》（卷三五）首条所叙述的“御帐亲军”，第三条所叙述的“大首领部族军”，其内容全都是从《契丹国志》辗转摘抄宋臣宋琪（一个由辽归宋的人）写给宋太宗的《平燕蓟十策》而成的，对原文稍加改易，便产生了种种谬误（我曾有文专论其事）。这说明《辽史》的纂修者们是如何地昧于有辽一代的重大史事了。

清代的厉鹗曾撰写了一部《辽史拾遗》，从本世纪的30年代以来，也曾有几位学者撰写了对于《辽史》的考正或校证之类的书册，然而大都仅仅校勘其字句的异同、违失和脱误，而极少涉及朝章政典一类的大问题。在有关辽代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近年虽也有人在清人王仁俊《辽文萃》的基础上，又增益了一部分新出现的碑志之类而辑成一本总集印行，然而疏漏舛误既多（例如，王仁俊因避清帝名讳而改动的文字，也照抄了来），而标点断句方面的错误更多到不可胜数。对于《辽史》研究者说来，这实在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

在东北三省和蒙古地区沦为半殖民地，且曾一度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的时期之内，追随在日本侵略军的脚步之后，日本的一些历史工作者也得以因势利便，在契丹旧境进行了一些考古发掘，追寻和察访了一些文物遗存，相继刊布了一些有关契丹史实的论著。我们在解放了东北三省以及全中国之后，虽也在契丹故地进行了一些调查察访工作，对于一些新出土的文物，虽也进行了整理研究，但总的说来，在量的方面还为数较少，在质的方面也还不曾突出地超越了前人。这说明，我们的史学界在契丹史研究方面的力量还是如何的薄弱，我们还应以如何的快速步伐急起直追。

前年由北京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杨若薇同志，因为是生长在辽宁省的，有较便利的条件，所以，从读大学本科时就对契丹族和契丹王朝的历史开始发生了兴趣。十多年来，她朝于斯，夕于斯，孜孜不倦地从事于这一学科的钻研。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期之内，她集中精力攻治契丹王朝政治和军事制度方面的一些问题。她在治学方面给予我的印象，是长于读书得间，亦即善于发现问题。而她还富于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勇于去开拓前人不曾垦辟过的领域，也敢于对前此似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或者已由富有权威性的学者所做出的结论提出怀疑。例如，已故中央民族学院傅乐焕教授生前曾写过一篇《辽史复文举例》。但他在这篇文章中，只举述了刘晟、萧惠等几个人的事迹的重复，鸭子河与混同江名称的重复等，而对于契丹王朝所建置的特有制度方面却也不曾涉及。杨若薇同志则把“复文”用作检核全部《辽史》的权衡，首先用以检核《辽史》的各《志》，于是而写出了《斡鲁朵内官制考实》、《对<辽史·百官志>“殿前都点检司”及“宿卫司”的考察》、《<辽史·百官志>所记载的北面官》等篇论文。对于契丹王朝所建置的诸部族，日本的箭内亘、羽田亨、藤田丰八，中国的王国维、陈寅恪、邵循正等史学家们，都曾进行过讨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所以直到目前，依然有人就此问题不厌其烦地进行磋商，有的人甚至以为字乃是契丹字混入汉字中的，其为说可谓愈出愈奇。我则一向以为，在契丹王朝期内，其所建置的某部族，实际上也就是某部族军，因而在其时，并无“军”这一名称，只有到金朝和蒙元，才把契丹王朝统治时所建置的各个部族，合并称为“军”。杨若薇同志很同意我的这一论点，她便极其勤奋地披阅了大量史籍，钩稽了大量资料，证明了这一论点确能成立，于是而写成了《契丹王朝“乣”之探讨及部族戍边制度》一文，进一步做出了雄辩有力的论证，得到了许多辽史研究者的赞同；辽金元史的专家杨志玖教授看到这篇论文之后，更大加赞赏说，这真是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成功之作。另外，对于目前正在讨论的，契丹王朝在中京建成之后，是否即由上京迁都中京的问题，她也写了论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上述种种，都说明杨若薇同志在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进行纵的和横的联系方面，都有其特长和独到之处，也说明我对她的治学精神所得的印象是经得起考验的。故当她的这本著作即将付印之际，我很高兴地为她写了这篇序文。

1988年5月9日

写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