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职官志》抉原匡谬
《宋史》为书凡四百九十六卷，在二十四史当中是卷帙最多的一部。因其卷帙之多，故历来对于它的批评总少不了“芜杂”二字。其所以芜杂，最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宋朝的官史种类特别多，文字记载特别详备，有《时政记》以记言，《起居注》以记动，又有《日历》综记言动二者。《日历》之外，既有《实录》，《实录》之外，复有《正史》。其臣僚士庶的私家著述经奏进或被旨而收入史馆中去的，在北宋与南宋都非常之多。据《元史·董文炳传》所载，当蒙古军攻陷南宋的首都临安以后，文炳即将宋史馆中的诸记注尽数收归于燕京，贮之于国史院中。到元朝臣僚受命纂修胜国史书的时候，这些旧的记注，自然是绝好的资料。史料虽左右逢源，史官却未必均具史才，稍一失于剪裁，昧于别择，芜累之弊，便因以不免了。
芜杂二字，若为转换一好的字面，则是详赡。我们现时对于古代的史事，唯患所知不能详尽。假如《宋史》的毛病只此一点，我们自不妨一反前人的论断，而予以好评，而不幸《宋史》于此外，还有很多别种缺点。
《宋史》中的纪、传、表、志、世家，来源极庞杂，抄撮于一书之内，遂致剌谬疏舛，抵牾矛盾等弊，莫不有之。现且只就其中《志》的部分而论：
既然南宋史馆中所存史籍俱已收贮于元都的史院之内，则《宋史》中的各《志》按理应都是由宋代所修各朝正史如《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等的旧志脱化而成的。宋代国史，现已全佚，就辑本《宋会要稿》及李焘《续通鉴长编》中所引各朝史志之文，取与《宋史》各志相照，知《河渠志》、《食货志》、《兵志》等，大都均采录旧史，少所改易，而《礼志》、《职官志》等，却又不然。今单论《职官志》：
《职官志》（《宋史》卷一六一至一七二）的各条当中散见有不少的“国朝”字样，当是元代史官录用旧文，而失于审订的。这使我们得知，《职官志》也并非出于元人之撰作。然这些旧文与《会要》、《长编》中所见的各朝史《职官志》之文每不相合，乃知《宋史》此志必系七拼八凑而成，而一切问题也便从此发生。今且只就其主要来源之一加以抉发，并论证其所以失误之故。（以下所引《宋史》文句，全据涵芬楼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之《宋史》。）
《宋史·职官志》的开端处，也和其他各志的开端处相同，是一篇总括的叙论，其中有云：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版位，流外考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时人语曰：“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虚名不足以砥砺天下若此。
这两段文字，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四七《职官考》一《官制总序》中也找得出来，字句间并没有大不相同之处，只是《通考》于此段之前，先对宋以前各朝的职官加以论述，故于此段开首数语作：“宋朝（“宋”字疑原作“国”字，当由后来刻《通考》者所改。《通考》中所有“宋朝”字样均然。）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然三师三公不常置。”此外则：
类以他官主判，《通考》作“互以他官典领”。
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通考》作“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执记事之笔”。
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通考》作“补阙拾遗，改为司谏正言，而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
丞、郎、员外，《通考》作“丞、郎、郎中、员外”。
十常八九，《通考》作“十常七八”。
官人受授之制，《通考》作“官人授受之别”。
于“十常七八”句下，《通考》更有“秘书殿中二省名存实废”云云一大段，其下方接以“至于官人授受之别”一段。
两书中的文句，虽然是小异而大同，但二者或许是同出于一源。《文献通考》一书本也是纂辑之功多，而撰作之处较少，所以我们不能根据上面的比较，就贸贸然断定其孰为撰作，孰为抄袭；或孰为首抄，孰为转抄。我们再把《宋史·职官志》篇首的文字看下去：
故自真宗、仁宗以来，议者多以正名为请。咸平中，杨亿首言：“文昌会府，有名无实，宜复其旧。”既而言者相继，乞复二十四司之制。至和中，吴育亦言：“尚书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废为闲所，当渐复之。”然朝论异同，未遑厘正。神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熙宁末，始命馆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以摹本赐群臣。乃置局中书，命翰林学士张璪等详定。八月，下诏肇新官制，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九月，详定所上《寄禄格》。会明堂礼成，近臣迁秩，即用新制，而省台寺监之官各还所职矣。
五年，省台寺监法成。六年，尚书新省成。帝亲临幸，召六曹长贰以下，询以职事，因诫敕焉。初，新阶尚少，而转行者易以及；元祐初，于朝议大夫六阶以上，始分左右；既又以流品无别，乃诏寄禄官悉分左右，词人为左，余人为右。绍圣中罢之。崇宁初，以议者有请，自承直至将仕郎，凡换选人七阶。大观初，又增宣奉至奉直大夫四阶。政和末，自从政至迪功郎，又改选人三阶。于是文阶始备，而武阶亦诏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而横班十二阶使副亦然，故有郎居大夫之上者。继以新名未具，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阶，通为横班，而文武官制，益加详矣。
大抵自元祐以后，渐更元丰之制：二府不分班奏事；枢密加置签书；户部则不令右曹专典常平，而总于其长；起居郎、舍人则通记起居，而不分言、动；馆职则增置校勘黄本；凡此皆与元丰稍异也。其后蔡京当国，率意自用，然动以继志为言，首更开封守臣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县分六案，又内侍省职，悉仿机廷之号。已而修六尚局，建三卫郎，又更两省之长为左辅右弼，易端揆之称为太宰少宰。是时员既滥冗，名且紊杂，甚者走马承受升拥使华，黄冠道流亦滥朝品。元丰之制，至此大坏。及宣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纷更，乃请设局以修官制格，目为正名，亦何补矣。
这两段也同样见于《文献通考·职官考》的《官制总序》之内，其第一段且见引于南宋末谢维新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二六《职官·六部门》。谢书于“各还所职”句下，紧接“神宗尝论苏绰建复官制”云云数语，而附注云：“出《四朝志》。”此所谓《四朝志》者，是指南宋孝宗时候赵雄等所奏进的神、哲、徽、钦四朝国史志而言。然则根据谢书中的这条夹注，或者可以使人认为《宋史·职官志》和《通考·职官考》必全是由《四朝史志》转抄而来的吧，然而跟着便又有问题。何以《宋史》对于《四朝史志》旧文的剪裁，与《通考》不谋而适同？即何以二者同将“神宗尝论苏绰”云云一段删去不载呢？又何以《宋史》自“五年，省台寺监法成”以下一大段，也恰恰与《通考》大体相同呢？这就不免使人怀疑到《宋史》或不无剽窃《通考》之嫌了。只是宋代正史中论列到神宗厘正官制一事的，在南宋赵雄等人所纂修的《四朝史志》之前，当北宋哲宗时候，就曾修成了一部《神宗正史》，其《职官志》中对此事之论述必特别详尽。现在此书既已不可得见，《宋史》与《通考》雷同之处，是否同自该书承用而来呢？对此问题，若不是李焘在《续通鉴长编》中供给了一项材料，我们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长编》卷三〇七，元丰三年八月乙巳载：
诏中书：“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禄，小大详要，莫不有叙，分职率属，而万事条理，监于二代，为备且隆。逮于末流，道与时降，因革杂驳，无取法焉。惟是宇文造周，旁资硕辅，准古创制，义为可观。国家受命百年，四海承德，岂兹官政，尚愧前闻。今将推本制作董正之原，若稽祖述宪章之意，参酌损益，趋时之宜，使台、省、寺、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凡厥恩数，悉如旧章。不惟朝廷可以循名考正万事，且使卿士大夫莅官居职，知所责任，而不失宠禄之实，岂不善欤！其应合行事件，中书条具以闻。”（原注：“《职官志》篇首云，熙宁末，上欲正官名，始命馆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以摹本赐群臣，遂下此诏云云。”）
《四朝国史》之修纂，与李焘之修纂《续通鉴长编》几在同时，李焘且曾躬与修撰之事，所以《长编》中对于神宗一代典章制度的记载，凡其云据《食货志》或《兵志》等者，均指《神宗正史》中者而言，则此之所谓《职官志》，也即是说《神宗正史·职官志》。《宋史》不载此诏，其“熙宁末”诸语，与《长编》所引也不相同，则其不出于神宗史志，盖可断言。
我说《宋史》中“五年省台寺监法成”一段，与《通考》“大体相同”，这意思自然暗示也还有些“小异”在内，但由这些“小异”之处所可证明的，不是两书的关系之疏远，却反而是两书的关系之密切。兹列举其异同如下：
就这四条看来，除最后一条为有意改正《通考》的字句外，其前三条则全是沿用《通考》原文，而有所脱误者。末条虽是有意的删润，而乃截取“官制格目”的“目”字使属下读，强凑为“目为正名”之句，上句既被腰斩，下句也极不通，则其为仓猝间生吞活剥《通考》之文字，必无可疑。
《通考·职官总序》对古往今来张官置吏的沿革得失，均予以通贯而又概括的叙述，虽或参用旧文，实亦掉以词华，如“走马承受”及“黄冠道流”等句是也。《宋史》为官修正史，根据东都迄于钱塘三数百年设官史实，何患其不能生一新的理解，立一新的议论呢？而乃募缘私人之残溺，以搪塞职责，实觉有些不甚相宜。
虽然，倘使见解恰正相合，对于《通考》中的议论确有先得我心之感，倒也不必勉强立异以为高。若是，则《宋史·职官志》总论部分之偶尔采用《通考》中的几段文字，终属情有可原。至于史实方面，则如前所述，当伯颜攻陷临安之后，已将其历朝史籍捆载而北，《实录》、《会要》、《正史》，莫不有之，在在可以参稽，可供采择，似只嫌文献之多，而绝不至患其不足，当无须再仰赖《通考》等私家纂辑之类书以为资据；而究其实又颇不然。兹姑举显而易见的几事为例：
《通考》卷五四《职官》八于记述诸殿学士、诸阁学士、直学士及诸阁待制之前，均各冠以总论一段，其《总殿学士》云：
宋朝殿学士，有观文殿大学士、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学士，端明殿学士。殿学士资望极峻，无吏守，无典掌，惟出入侍从，备顾问而已。观文殿大学士，非曾为宰相不除；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及学士，并以宠辅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学士，惟学士久次者始除，近岁以待签枢云。
其《总阁学士直学士》云：
宋朝庶官之外，别加职名，所以厉行义文学之士，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议论、典校雠，得之为荣，选择尤精。元丰中，修三省寺监之制，其职并罢，满岁补外，然后加恩兼职：直龙图阁，省郎、寺监长贰补外，或领监司帅臣，则除之；待制、杂学士，给谏以上补外则除之；系一时恩旨，非有必得之理。元祐二年，诏增复馆职及职事官并许带职：尚书，二年加直学士；中丞、侍郎、给舍、谏议，通及一年加待制。绍圣三年，诏职事官罢带职，非职事之官仍旧。中兴后，学士率以授中司、列曹尚书、翰林学士之补外者；权尚书、给谏、侍郎，则带直学士、待制。
其《总待制》云：
宋朝景德元年置龙图阁待制，以杜镐、戚纶充，并依旧充职。祥符二年，诏班视知制诰，列其下。元祐令从四品，掌侍从，备顾问，有所献纳，则请到（按：当作“对”）或奏对。刘挚言：待制学士之选太滥（原注：“见学士门”）。王岩叟亦言：待制，祖宗之时，其选最精，出入朝廷才一二人，今立法无定员，将一年待制满朝，必有“车载斗量”之谣。
每条总论，实际是简括地综述前后制度的因革，与各条本文（如观文殿大学士条等）也都有些互为详略的关系。《宋史》于龙图阁学士条前，一字不易地抄袭了《通考》中《总阁学士直学士》条，而《总殿学士》与《总待制》两条却没有袭用，只于《观文殿大学士》条的起首处云：
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唯出入侍从，备顾问而已。
这明明是没有看明白《通考》中编置次第的用意，便妄为改删，而不知因为删改之无当，反更露了破绽出来。《通考·总殿学士》条，本以诸殿大学士及学士为限，《宋史》删去了“殿”字，而唯曰“学士之职”云云，是则翰林学士及诸阁学士，似已悉数包括在内，稍明宋代史事的人，当绝不至发生此等错误。这便可以十足地证明，《宋史》此条绝不是另有所本，乃是完全因为要掩饰抄袭《通考》之迹，妄为并改，而致铸成此错的。
然而其荒谬处还不止于此。
《通考》之叙述诸殿大学士、学士及诸阁学士、待制等，均以一殿或一阁作单位，而将大学士、学士或直学士、待制等合并叙述于一条之下。至于马端临本人的考证，以及所征引各家的议论，则均低一格或两格，而附录于各条正文之后。《宋史》诸殿学士、诸阁学士各条文字，均与《通考》完全相同，其为抄自《通考》毫无可疑。然所抄均为《通考》正文，其所附录的考订议论文字，则一概摒弃不取，而独将观文殿大学士及学士分条叙述，于《观文殿大学士》条，既照抄了《通考·观文殿大学士学士》条的全文，而于其后却又另出《观文殿学士》一条。查《通考·观文殿大学士学士》条云：
宋朝观文殿即旧日延恩殿也。庆历七年，以文明殿学士称呼同真宗谥号，……更名观文殿。皇祐元年，诏置观文殿大学士宠待旧相，今后须曾任宰相，乃得除授。时贾昌朝由使相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观文殿置大学士，自昌朝始。三年，诏班在观文殿学士之前、六尚书之上。自是曾任宰相者，出必为大学士。熙宁中，韩绛宣抚陕西、河东，得罪，罢守本官。四年，用明堂赦授观文殿学士。宰相不为大学士，自绛始。中兴后，非宰相而除者，自绍兴二十年秦熺（《宋史》误作蔡熺）始。熺知枢密院，郊祀大礼使，礼成，以学士迁，且视仪揆路，非典故也。乾道四年，汪澈旧以枢密使为学士迁。九年，王炎以枢密使为西川安抚使除。至庆元间，赵彦逾自工部尚书为端明殿学士，直以序迁至焉。曾为宰相而不为大学士者，自绍兴元年范宗尹始。
这里所讲的，不但是观文殿大学士，也包括观文殿学士在内，《宋史》既抄录了这全段文字，则在题目中也应与《通考》一样，将学士附列于内才是；而却另列观文殿学士为独立的一条，该条全文为：
观文殿学士。观文殿，本隋炀帝殿名，国初为文明殿学士。庆历七年，宋庠言：“文明殿学士称呼正同真宗谥号，兼禁中无此殿额，其学士理自当罢，乞择见今正朝或秘殿以名学士，易之。”乃诏改为紫宸殿学士，以参知政事丁度为之。时学士多以殿名为官称，丁遂称曰丁紫宸。八年，御史何郯以为紫宸不可为官称，于是改延恩殿为观文殿，即殿名置学士，仍以度为之。自后非曾任执政者弗除。熙宁中，王韶以熙河功，元丰中，王陶以宫僚，虽未历二府，亦除是职，盖异恩也。然韶犹兼端明殿、龙图学士云。
在这一段文字当中，“改延恩殿为观文殿”，与观文殿大学士条重出，王韶兼端明殿龙图学士事，与本题全不相干，仅仅丁度为观文殿学士一事为切题之文。《通考》中之所谓“以宠辅臣之去位者”为极有关系之一点，反而未加采用，因而这一段的大部分全都是些题外的废话。然则写来何用呢？原来这本是《通考》附录于观文殿大学士条后的一段案语，因其为案语，故不妨与正文有重复处；也因其为案语，故不妨略有些别生枝节处。《宋史》拾人唾余而奉为珍宝，改作正文，标以题目，对于《通考》的体例既有所未审，而自己的剽窃之道前后也实未能一致。
史事的记载，只重在符实，旧史倘已有了精确难移的记述，固也仍然不妨因仍其文，因而《宋史》记事部分之抄袭《通考》，也并非绝对不可原谅；唯是抄袭自有抄袭之法，此所谓“盗亦有道”，若抄袭而竟至于拙谬到如下文所述的地步，却实在无法原谅了。
《通考》五四《职官》八《翰林侍讲学士》条有云：
台谏兼侍讲：庆历二年，召御史中丞贾昌朝侍讲迩英阁。故事，台丞无在经筵者，上以昌朝长于讲说，特召之。（原注：《仁宗实录》）神宗用吕正献，亦止命时赴讲筵，去学士职。中兴后，王尚书宾为御史中丞，建请复开经筵，遂命兼侍讲。自后十五年间，继之者惟王唐公徐师川二人，皆上意也。绍兴十二年春，万俟中丞
、罗谏议汝楫并兼讲、读。绍兴二十五年春，董殿院德元、王正言珉并兼侍讲，非台丞、谏长而以侍讲为称，又自此始。其后犹或兼说书：台官自尹穑，隆兴二年五月；谏官自詹元宗，乾道九年十二月。后并以侍讲为称，不复兼说书矣。（原注：《朝野杂记》）
《通考》因为注明了材料的来源，所以文中所涉及的人物，或则称名，或则称字，或则称其谥号，均一仍原书之旧，而不再改从一例。且《通考》为私家著述，体例即容有不谨严处，自亦无所不可。《宋史》为官修正史，既要进奏于当时的皇帝，也要征信于后代的读者，身份既极尊严，体例自须统一。然而看它抄用《通考》此文时，是否曾妥善地改正过：
台谏兼侍讲：庆历二年，召御史中丞贾昌朝侍讲迩英阁。故事，台丞无在经筵者，仁宗以昌朝长于讲说，特召之。神宗用吕正献，亦止命时赴讲筵，去学士职。中兴后，王宾为御史中丞，见请复开经筵，遂命兼讲。自后十五年间，继之者惟王唐、徐俯二人，皆出上意。绍兴十二年，则万俟、罗汝楫，绍兴二十五年则正言王珉、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并兼侍讲，非台丞、谏长而以侍讲为称，又自此始。其后或兼说书：台官自尹穑，隆兴二年五月；谏官自詹元宗，乾道九年十二月。后并以侍讲为称，不复兼说书矣。
改徐师川为徐俯，删“中丞”“谏议”等称，而且名之曰万俟
、罗汝楫等等，这都改得很对；然查吕正献者，乃是吕公著的谥号，据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下编卷一〇所载《实录》中吕公著的附传，知其于神宗一朝即曾三兼经筵，后代人因为尊敬他的相业，所以多称其谥，而不称其名。元人纂修《宋史》，时移事易，自亦应照改徐师川为徐俯的办法，一律改正才是；今乃沿而用之，则修撰人必以为在神宗时候，有一个姓吕名叫正献的台谏官了。又查王唐公者，乃是王绹的字，钱士升《南宋书·文苑传》云：
王绹字唐公，审琦五世孙，建炎中为御史中丞，扈从南渡，拜参知政事。
《宋会要·职官》六《翰林侍读侍讲门》及南宋何异的《中兴学士院题名》中对王绹之直学士院及兼任侍读事，各有所载，当修撰《宋史》之时，所可能得到的有关王氏的材料必更多，乃竟不稍加检照，一方面既疑惑唐公未必是本名，一方面却又绝不设法求得其本名，乃即卤莽灭裂地删去一“公”字而弥缝了事。又查李心传《系年要录》一四四，绍兴十二年三月庚子记御史中丞万俟兼侍讲、左谏议大夫罗汝楫兼侍读事，知《通考》所引《朝野杂记》之文，谓二人“并兼讲读”者，亦即一人兼侍讲，一人兼侍读之意。今《宋史》于二人下删去此语，其意当是以董德元下之“并兼侍讲”句总接上文，如是则似万俟、罗汝楫于同时皆兼侍讲了。又查陈骙《南宋馆阁录》卷七所著录乾道以后之著作佐郎有詹亢宗，云：“字道子，会稽人，王佐榜同进士出身，治《书》。”乾道九年，以谏官兼说书者必即此人，《宋史》作詹元宗，亦承《通考》之误。
然而其荒谬处也还不止于此。
《通考》五三《职官》七《御史中丞》条，于“绍兴十二年万俟又以中丞兼侍讲，由是言路始兼经筵”句下附注云：
祖宗时，台谏例不兼讲读，盖以宰执间侍经筵，避嫌也。神宗命吕正献，亦止命时赴讲筵。中兴后兼者三人，皆出上意。绍兴时，万俟、罗汝楫以中丞谏议兼，盖以秦桧之弟若孙相继为说书，便于传导。桧死，遂罢兼。庆元后，台丞、谏长暨副端、正言、司谏以上，无不预经筵者。
这段注文，很显然，也是采用《朝野杂记（乙集）》一三《祖宗时台谏不兼经筵》条的文字而有所删削的，因在下卷的《翰林侍讲学士》条内将此段采入正文，所以在此处即简括其文而列于附注，如此便不嫌其前后复出。《宋史·职官志》四《御史中丞》条，也全是抄自《通考》而又加以改窜过的，且把《通考》之正文及夹注混而为一，于是上段夹注出现于《宋史》正文中的已改为：
台谏例不兼讲读，神宗命吕正献，亦止命时赴讲筵；中兴兼者三人，万俟、罗汝楫皆以秦桧意。庆元后，司谏以上，无不预经筵者矣。
在这样短短的一段当中，经过《宋史》纂修人稍加删润，便至少生出了以下的四种毛病：删去了避嫌之说，遂乃使人不知道台谏官所以例不兼讲读之故，此其一；吕正献仍未知改作吕公著，此其二；台丞之兼经筵，本以仁宗时候贾昌朝为始，《宋史》于侍讲学士条中已抄入《通考》之文而备载其事，于此乃复首自吕氏说起，又似台丞入经筵是从吕氏开端者，前后便不免自相矛盾（《通考》于中丞条内本只列为附注，不具重要性，故其从吕氏说起，与后卷之正文并不相妨），此其三；《通考》附注中删削《朝野杂记》之文，只曰：“中兴后兼者三人，皆出上意”，而不载明三人的姓名，这也是因为要在侍讲学士条内详叙其人其事，故此处不妨从略，修《宋史》的人乃竟健忘之极，忘记了在前卷《翰林侍讲学士》条内已曾将《通考》所引《朝野杂记》之文全盘抄入，且并妄改王唐公为王唐一事也竟尔忘记，于是乃又删去了《通考》注文中的“皆出上意”及“绍兴时”七字，而以万俟、罗汝楫两人的名字直承“中兴兼者三人”一句，是乃以为万俟和罗汝楫也在“兼者三人”之列了。然则与王宾、王绹、徐俯相加，岂不成了五人？此其四。大概元代与修宋史之人，确如其在《进宋史表》中所自道的，“述作之才有限，而报效之志无穷”，亟亟于书成以后升官迁秩的事，遇事便均草草了事，殊不知元朝皇帝固易欺骗，其何以征信于天下后世之翻读斯书者哉！
《朝野杂记（甲集）》一二《两镇三镇节度使》条云：
国朝元臣拜两镇节度使者才三人：熙宁初韩魏公，元丰中文潞公，绍兴中吕诚公是也。然三公卒辞之。渡江以来，诸大将若韩、张、吴、岳、杨、刘之流，率至两镇节度使；其后加至三镇者三人：韩蕲王镇南、武安、宁国；张循王静江、宁武、静海；刘安城王护国、宁武、保静。
《通考》五九《职官考》一三《节度使》条于“中兴诸州改节镇凡十有二，是时诸将勋名鼎盛，有兼两镇三镇者，实为希阔之典”等句下，采录此段列为附注，一字未予改易。《宋史·职官志》六《节度使》条文字全抄《通考》，唯将此注文稍加改易为：
宋朝元臣拜两镇节度使者才三人：韩琦，文彦博，中兴后吕颐浩是也。三公卒辞之。而诸大将若韩、张、吕、岳、杨、刘之流，率至两镇节度使；其后加至三镇者三人：韩世忠镇南、武安、宁国；张俊静江、宁武、静海；刘锜护国、宁武、保静。
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七一有关于此注的一条云：
中兴诸大将，若韩、张、吕、岳、杨、刘之流，率至两镇节度使，——谓韩世忠、张俊、吕文德、岳飞、杨存中、刘光世也。吕当在杨刘之下。或云吕当作吴，吴玠亦尝兼两镇也。
今案：此说非是。大概钱氏看到《通考》作“吴”，与《宋史》有异，而不敢断言《宋史》此条即完全从《通考》抄袭而来，又不知《通考》原亦抄自《朝野杂记》，所以只于末尾说“或云吕当作吴”，他自己的意思，却以为吕字为指吕文德而言。查吕文德以拒抗蒙古收复泸州之功，于度宗时加宁武保康军节度使，其后不久即复为蒙古所赚，而至于疽发背死，姑不论其功业不能上与韩、张、刘、岳诸人相比，其年代也远在李心传《朝野杂记》成书之后。且《宋史》中并没有为吕文德立传，更岂肯把他与诸大将相提并论呢？因知《宋史》之作“吕”，纯系出于校刻之误，当不是修纂者有意改动的。
然而吕字之误，虽不能归罪于史臣，这却并不是说史臣们所改此段注文已全然妥善。
李心传对本朝勋旧示其崇敬，故《朝野杂记》中对韩文吕诸人均称其封号，而曰韩魏公、文潞公、吕诚公，其下亦遂以“三公卒辞”句承接之。《宋史》于三人既均改用其名，于“三公卒辞”句却承而用之，殊为不当。又如安城王者，本为刘光世卒后于孝宗乾道八年所追加之封号。《宋史》乃张冠李戴，误以为刘锜，殊不知锜不唯未曾兼领三节镇，且并不曾兼领两节镇，而其生前身后，也从不曾受封为王也。
《朝野杂记（甲集）》一一《镇抚使条》有云：
镇抚使，旧无有，建炎四年，……时剧盗李成在舒蕲，桑仲在襄邓，郭仲威在维扬，薛庆在高邮，皆即以为镇抚使。
《通考》六二《职官》一六《镇抚使》条，大体均依据《朝野杂记》此条而修成者，《宋史》则又全袭《通考》之文。然在高邮之剧盗薛庆，《通考》作许庆，检《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二之七五所载建炎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任李成等人为镇抚使之诏命，及李心传《系年要录》同日之记事，亦俱作薛，不作许，是知《通考》作许庆，乃以许薛音近而致误者，其误当也出于刊工。然《宋史》对此则又懵然弗晓，也承袭着《通考》之误，而作许庆了。
《朝野杂记》一书，对宋代的朝章国典、礼乐政刑诸大端，所载其兴革损益之迹，大都粲然具备。考求宋代制作者，自必须于是而取征，故马端临于《通考》中多所采录：或稍加删削，而列入正文；或全篇悉载，而作为附注。《宋史》纂修之时，去《通考》成书之时间未远，《朝野杂记》一书，并非难得，乃竟不知取而参稽，一切唯从《通考》辗转稗贩，结果遂不免失厥本真了。
书籍因传写或刊刻之故，每易增加许多讹误，从《宋史》所抄袭于《通考》中的各条看来，可知在初刻本的《通考》中，便已有了不少讹夺之处。然其中的许多处所，也尽可从情理上察知，而应即取他书加以参稽者，可惜这又不是与修《宋史》的人们所能做到的。于是而又有“卫尉寺并入工部”之谬说：
《通考》卷五五《职官考》九《卫尉寺》条末句云：
中兴后，废卫尉，并入工部。
案卫尉寺所典掌的事项，是仪卫兵械甲胄之政令，以及内外作坊输纳兵器时辨其名数，验其良窳等等，与工部有何干涉，而于中兴后乃并入其内呢？是则《通考》此文之必有讹误，不待证而已可知。查《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卫尉寺门》最末条云：
高宗建炎三年四月十三日，诏卫尉寺并归兵部。
李心传《系年要录》二二，建炎三年四月庚申载是日省并之省局寺监凡十有三，其中亦云：“卫尉寺归兵部。”从而可知《通考》中的“工”字亦出于传刻之误。《宋史》“卫尉寺”全条均照抄《通考》文字，于“工”字乃也因仍未改，倘有人不明白《通考》《宋史》二者间的主与盗的关系，而取此二书以证明其他书中“并入兵部”说之非，则误人不已甚乎！
有清一代的考据学家们，用力于《宋史》者不能说很少，然就其所作成的考证文字而论，如邵二云的《南江札记》，钱竹汀的《二十二史考异》，赵瓯北的《二十二史札记》，以及四库馆臣的《四库全书考证》中《宋史考证》部分，大都是对其琐细处加以指责，而列传部分所占成分为最多。因现时所见的宋人文集中，还保留着不少的碑传志状，可供与《宋史》各传相参，故此事较易为力。至于《职官志》中的重大谬误，却从无一人加以摘发。明人柯维骐的《宋史新编》，对《宋史》也仅稍加补苴或删润，其《职官志》中则并补苴之功也极少有。结果，也只是以讹传讹。本文也只是就《宋史·职官志》与《通考·职官考》具有源流关系者略事胪举，以为例证。两书的纠葛，并不以上述诸事为止，而《宋史·职官志》之所本也非仅《通考》一书，因而其中还尽有较上举各点更为重大的谬误之处，在此一概不能列举，其详具见拙作《<宋史·职官志>考正》中。
《通考》这部书，有些人深加推许，如《四库提要》是；但通常也有人因其无大异于南宋晚年的别种类书，如章如愚的《山堂考索》等，便目为专备射策之用的工具书，而加以鄙视，如章实斋是。今将价值判断姑置不论，其中既是门分类别，而又本末备悉，修《宋史》者为贪图方便而加以剽取，虽终有失史局之尊严，假使所抄尽得其当，我们自也不必深责；今所抄乃至远在《通考》原文之下，且更多因毫厘之差而致千里之谬，则何如直截了当地取《通考·职官考》的全部而借作《职官志》呢？
赵瓯北《二十二史札记》二三《宋辽金三史》条谓元人修《宋史》前后有数次，至顺帝诏宋辽金各为一史时，各史之纪、传、表、志本已完备，故不三年遂竣事。实则《通考》成书以后，于元仁宗延祐六年四月，方经王寿衍奏进，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六月，方降旨令饶州路誊写刊印。史馆据以抄袭者，必是已经刻成之本，则其事必在顺帝降诏修纂之时，然则赵氏谓其时纪、传、表、志均已完备亦误。
一九四一年夏写于四川南溪县之板栗坳
（原载《文史杂志》2卷4期，194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