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郭沫若及《女神》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年幼时酷爱中国古典文学，戊戌变法以后开始接触“新学”，留日期间广泛阅读西方文学，并接受“泛神论”思想。五四运动使他找到了表现个人郁结和民族郁结的突破口，写出了不少浪漫抒情小说和张扬个性的散文，但他的主要成就在新诗创作。他说：“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〇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这个爆发期的成果，便是《女神》。
1921年8月出版的《女神》以绝端自由的形式、奇异的想象和奔放的情感，表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展现了一个文化空前变革的大时代。它将胡适等人倡导的诗体大解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现爱国、反封建思想，充分张扬自由个性。从这一意义上说，《女神》开一代诗风，成为中国白话自由体新诗的奠基之作，引领了一个时代的诗歌走向，也由此奠定了郭沫若在新诗史上的地位。
五四期间，郭沫若如痴如醉地阅读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认为“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于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惠特曼解放了郭沫若的思想，使他从旧的思维桎梏中挣脱出来，认同《草叶集》那汪洋姿势的表达方式，“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女神》的成功相当程度上在于它是融合了诗人情感的高度诗化的五四精神载体。正如闻一多所言，“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
《女神》以热烈奔放的情感鞭挞封建专制，主张个性解放和民主自由。郭沫若时刻关注时代、国家与人类的前途命运，以地球、海洋、宇宙等宏大意象，表现破坏旧制度旧世界的英雄气概，张扬个性解放精神。在《凤凰涅槃》中，他写道：“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喊出了对封建社会的强烈诅咒和拷问：“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你悲哀充塞着囚牢呀！/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你到底为什么存在？”《天狗》则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诗人希望砸碎一切落后的枷锁，期待整个世界的更新。因此“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作者以惊天动地的气概，表现了一种生命强力意志，热情地讴歌民主与自由，期盼重塑新的自我和人的尊严。这种空前的反叛精神和对人的自我的发现，这种对人的意志力的张扬，契合了五四的思想解放主题，是五四时代精神的诗意表达。
更新和创造是《女神》所张扬的时代精神。诗人对日月星辰、海洋、光明和火等一切具有创造力量的事物极为崇拜。“凤凰”用“自焚”来抗议旧世界，诗中的凤凰，正是诗人的写照，是诗人反叛与创造精神的体现。《浴海》如此写道：“我的血和海浪同潮，/我的心和日火同烧，/有生以来的尘垢、秕糠/早已被全盘洗掉！/我如今变了个脱了壳的蝉虫，/正在这烈日光中放声叫：//太阳的光威/要把这全宇宙来熔化了！/弟兄们！快快！/快也来戏弄波涛！/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新社会的改造/全赖吾曹！”此诗作于1919年9月，诗人正在日本留学，虽未能亲历五四运动，却为五四思想解放的潮流所激荡，渴望通过“浴海”洗涤旧的思想污垢，脱胎换骨，以新的姿态自信地投入到改造社会的洪流中。
《女神》抒写了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感。在《炉中煤》里，诗人将祖国喻为年青的女郎，将自己比成炉中燃烧的煤块，以表达对祖国的眷恋之情。在《地球，我的母亲！》一诗中，诗人将地球看成是寄托灵魂的所在，是慈祥、伟大的母亲。对地球的无以言说的深情，使诗人按捺不住地歌吟：“地球，我的母亲！/我的灵魂，便是你的灵魂，/我要强健我的灵魂来，/用来报答你的深恩。”《晨安》中，诗人以赤子之情，向祖国的大好河山与新生的同胞发出来自内心深处的“晨安”问候。
《女神》还塑造了一位张扬自我、以个性解放为强烈诉求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郭沫若诗中的“我”彰显了一种崇高的时代精神，它是一个空前的叛逆者、创造者，一个“开辟鸿荒的大我”，具有无限的伟力，要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创造日月星辰。诗人彻底打破了一切偶像，充分地张扬自我。火中涅槃的凤凰，燃烧的炉中煤，创造新太阳的女神，特别是吞吐宇宙万象的天狗，体现了诗人对个体解放后本质力量的想象。他在《凤凰涅槃》中不断地高歌：“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一切的一切！”这是诗人对异域泛神论思想的个性化解读。“泛神论”原本是流行于16—18世纪西欧的一种哲学思想，它认为宇宙天地中并没有什么超自然的神，不存在超验的上帝，所谓的神其实就是自然本身，神存在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中。这种将神与天地自然相等同的思想，其实质就是否定神的存在，是一种无神论。郭沫若在五四思想解放的语境中对泛神论作了个性化的解读：“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显然，张扬自我是郭沫若解读的逻辑支点，是其泛神论思想的核心，也是《女神》抒情主人公的重要品格。
在艺术风格上，《女神》具有浪漫主义抒情特色。
《女神》中的大多数作品激荡着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张扬了一股雄浑阳刚之气。《凤凰涅槃》、《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等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以一种阳刚之声，挑战旧的纲常伦理，渴望打破旧的秩序，建立以自由、民主、尊严为经纬的社会，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的解放”的深度、强度与广度。五四时代“人的解放”，起码包括思想的解放、情感的自由和审美的多元化，“天马行空”，人的潜力在自由宽松的状态下得到充分的发掘。周扬曾如此评价郭沫若的《女神》:“那辗转在封建重压之下要求解放的个性，不过是被堰拦住，只是徒然地在堰前乱流的‘小河’的水，到他，这水便一下子泛成提起全身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的无限的太平洋的滚滚怒涛。”《女神》张扬了人类本性中热烈奔放、渴望创造的自由精神，其声雄浑激昂，彰显了一种崭新的时代理想。
《女神》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想象奇特。郭沫若是一个偏主观的人，具有充沛的想象力，常常借助想象翱翔于诗的天际，依凭神话传说宣泄澎湃的激情，创造出令人神往的艺术境界。如诗人借火中歌吟的凤凰，尽情抒发渴望新生的情感（《凤凰涅槃》）；想象自己是一只超凡的“天狗”，气吞万象，张扬人的本质力量（《天狗》）。这类奇异的想象，增添了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将读者引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美的世界，尽情地享受想象的快乐。在那些以古代神话和传说为题材的诗篇里，诗人在尊重神话和传说逻辑的前提下，超越一些具体细节，大胆地想象，创造出新的神话，如《凤凰涅槃》、《湘累》、《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等，诗中形象都带有个性化的想象色彩，成为五四时期高唱赞歌的解放者。
郭沫若沿着胡适的方向，将自由体新诗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女神》的诗体形式不受任何规范的限制，完全遵从诗人情感表达的需要，做到了“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没有固定的格律和形式，整个《女神》数十首诗歌形式不拘一格，有的长达数百行，有的只有短短几句；有的掷地有声，有的清新淡雅；有的押韵，有的没有韵；短歌、诗剧、叙事诗、抒情诗，多种多样。郭沫若曾说过：“新诗没有建立出一种形式来，倒正是新诗的一个很大的成就……不定型正是诗歌的一种新型。”《女神》正是通过天马行空、绝端自由的诗体，生动地表现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