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小诗运动与湖畔派

小诗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是一种即兴式短诗，一般为三五行，抒写作者特定时空中的感触和情绪，寄寓人生的感兴与哲思。代表作有冰心的《春水》、《繁星》和宗白华的《流云》等。五四退潮后，许多知识分子在迷茫中思索、彷徨，他们由狂放的呐喊转为冷静的沉思，对社会人生多有感兴，但又不愿意像郭沫若《女神》那样恣意抒写，于是往往借助外在景象，三言两语地道出、升华，小诗便应运而生了。小诗在写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的基础上弥补了新诗探索的不足，使人们看到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热衷于以小诗抒发感兴，遂形成小诗运动。小诗的兴起还与日本短歌、俳句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童贞、母爱和自然是冰心小诗的基本主题。《繁星·一五九》:“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诗人以传统诗歌比兴的手法，表现了对母爱的依赖，让人意识到不管社会怎样变化，不管孩子如何强大，母爱永远是无法取代的。宗白华的小诗哲理性更强，他往往三言两语便敞开自然、生命与宇宙的奥秘，揭示由心灵搭建的某种关系，如《生命的流》:“我生命的流/是琴弦上的音波/永远地绕住了松间的秋星明月。/我生命的流/是她心泉上的情波/永远地萦住了她胸中的昼夜思潮。”瞬间感触，朦朦胧胧，耐人寻味。

1925年以后，小诗因格局太小无法反映阔大的时代气象而逐渐衰落，但它创造性地探索了如何吸纳中外诗歌资源以为新诗所用这一重要问题，留下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新诗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1922年春，湖畔诗社于杭州成立，其成员有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他们沐浴着五四的春风，歌唱爱情，揭开了中国爱情诗的新篇章。他们出版了诗歌合集《湖畔》和《春的歌集》，汪静之还单独出版了诗集《蕙的风》和《寂寞的国》。这四位诗人被称为“湖畔诗人”。

湖畔诗人受五四精神洗礼，冲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以纯真的心感应时代的脉搏，大胆地歌吟青年人的缠绵之情，咏唱自然，反对封建婚姻观。不过，他们又有各自的独特之处，“潘漠华氏最是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稚气；应修人氏却嫌味儿淡些”。

潘漠华的诗沉郁、悲苦，他习惯表现自我化不开的乡愁和情爱苦闷，如月光下“忆起死父坟头底青草，/故乡母亲秋夜的伤心”（《秋末之夜》）。他往往以乡愁、亲情拨动读者的心弦，其爱情诗渗透着无言的苦涩与渴望，如《三月六晚》、《伤别》等。冯雪峰的诗清新纯美，好似一弯清泉，如《山里的小诗》，全诗四句，清新可掬。汪静之以一颗纯然的心，大胆、直率地表达青春爱情，反抗束缚自由的礼教，如：“我每夜临睡时，/跪向挂在帐上的《白莲图》说：/白莲姊姊呵！/当我梦中和我底爱人欢会时，/请你吐些清香薰着我俩罢”（《祷告》）; “琴声恋着红叶，/亲了个永久甜蜜的嘴。/他俩心心相许，/情愿做终身伴侣”（《恋爱的甜蜜》）; “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过伊家门外》）。应修人追求一种恬淡的诗风，如“这么天真的人生！/这么放情地颂美这青春！//——呵！伊们，管领不住春的，飞了，飞了！”（《歌》），童真与爱情融为美的画面；《晚上》、《山里人家》等诗也如牧歌，清新甜美。

湖畔诗派的情诗，清醇甘美中往往伴随着一丝幽怨，但那幽怨又不同于传统闺阁诗歌的怨而无望，而是渗透着希望，流淌着招手幸福的汩汩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