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瘟疫透视绝境中的人性——新瘟疫影片的启示

在青霉素发明之后，尤其是在人类消灭天花之后，感染性、传染性疾病就被我们大大地藐视了。但是，现实却不给人类骄傲的机会，爱滋病、埃伯拉病毒感染、SARS的可怕流行，禽流感，H1N1病毒感染，像车轮战一样与人类轮番较量。于是，我们不敢夸海口，出狂言，轻言征服了瘟疫。就在人类逐渐学会敬畏自然，敬畏疾病之时，电影中的新瘟疫为我们开启了更深沉的思考之门，那就是透过瘟疫对绝境中人性进行提撕。其实，在电影之前，文学作品就沿袭历史记载和宗教传说，对人类遭遇的瘟疫灾难进行过深入的刻画与思考。14世纪，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对瘟疫毁灭繁华城市的可怕景象做了真实的描写。20世纪，加缪的《鼠疫》对流行病及其隐喻的思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当电影艺术与特技运用达到一定水准时，人们开始透过电影故事与光影技术来拷打人性，开掘人的生存价值。1976年，英国、意大利和德国联合摄制了灾难片《卡桑德拉大桥》是一个典范，影片中展示了从实验室中流出的病菌、烈性传染疾病的急速扩散、封闭空间内的奋力抢救，舍己救人的陌路英雄。

该片的剧情是这样的：两名恐怖分子想要炸毁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实验中心，行动失败，其中一名被击毙，另一名沾染了实验室里的肺鼠疫病菌逃上了开往瑞典的火车，随时都可能将恶性病菌传染给毫不知情的乘客们。为确保病菌不被扩散，有关方面下令封死列车，并让列车改道开往年久失修的卡桑德拉大桥，人为制造翻车事故以掩盖真相。因为该桥年久失修，完全不能承受其重，桥断车毁的悲剧即将发生。一群为良知驱使的人们为营救乘客，铤而走险……

在剧中，人物的角色是这样安排的——

上校麦卡其——美国军官，代表政治强权、军事霸道。

医生斯切娜——病菌研究者，代表 WHO，表现的是专业和无奈。

医生张伯伦——拯救病人的英雄，代表人类良心与人道主义。

作家珍妮弗——张伯伦的前妻，代表爱情与记录。

犹太老商人——代表集中营大屠杀的幸存者。

军火商太太——代表依靠战争而发财的权贵阶级。

毒贩子罗比——前登山运动员，军火商太太的情夫，代表洗心革面的罪犯。

黑人警察——代表正常程序下的公民保护者

生病小女孩——代表希望。

影片中，医生斯切娜与张伯伦很快找到了病菌的控制办法，但是上校并不同意让列车停下来，在卡德拉桑坠毁是他不可更改的决定。敏感的女作家从犹太老人的痛苦中知道了卡德拉桑是一座不能承受重量之桥。但把守列车的军人拒绝了停车的请求，列车上的乘客只能自救。自救的方式异常惨烈，靠着黑人警察的一把手枪，乘客们在张伯伦的带领下与军人们展开了博斗。毒贩罗比和黑人警察相继战死，最后在犹太老人的自焚中，炸开了最后几节车厢。而前面的车厢在冲过卡桑德拉时，大桥坍塌了，列车摔进大河引起大爆炸，河面上漂满了无辜者的死尸。

列车最终没有抵达亚诺隔离区，幸存的人们带着病菌一起自由逃生。影片选在亚诺作为此行的终点，是因为那里有着史上最残酷的集中营。老犹太的妻子儿女就死在那里，他逃跑了一生不愿回到波兰，但仍旧埋骨亚诺，所以他说“这是宿命。”

影片想要表述的太多了，无论哪一条线索都会引发人们的追问与痛苦。结尾时，麦卡其上校对斯切娜医生说：“你要珍惜自己。”这句安慰语和沉痛的表情已预示着他自己与斯切娜日后的命运。果然，军方的电话告诉观众，上校与医生都已处于军方的监视之中。此前，麦卡其面对斯切娜的责问时，他如此回答：“虽然现在当军人很不光彩，既然当了就得当好。”而做同样辩护的是奥斯维辛大屠杀的重要执行者艾希曼，他在1961年的耶路撒冷法庭声称：“我执行上司的命令，执行命令乃军人的天职，我的双手没有血迹”。与此同时，导演表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无能，在美国军方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中立国不能保证过境人们的安全；本应救死扶伤的实验室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帮凶。一切都充满讽刺，可悲。

的确，我们无法避免自然界的病毒。让人心中获得安慰的是患难中的真情，当渺小的人们面对无法逃避的灾难时，唯一能拥抱的只有身边的亲人。……张伯伦医生与珍妮弗作家在死亡之际破镜重圆，想必他们不会再离第三次婚了，爱情和真诚总是在特殊场合里闪光，黑人警察为救生病的小女孩付出了生命，这预示着美好的希望。

1987年，丹麦导演冯·特里尔拍摄了一部备受争议的影片《瘟疫》，该片以瘟疫为主题，讲述了传染病肆虐全球的故事，并对人在瘟疫中的行为做了深度反思。《瘟疫》的剧情讲述一个电影导演和一个编剧正在编写一本描述传染病肆虐全球的惊悚片剧本，但是剧中的主角却没有出现，而一种瘟疫正在他们身边扩散。《瘟疫》无疑是体现冯·特里尔电影理念的最佳范本，因为导演深刻的自我剖析，使得这部关于瘟疫的片子有着多重隐喻，影片的主题可以理解为导演的一贯理念——无知的执着，它是助长邪恶并使其不朽的推手。梅斯梅尔医生（拉斯本人扮演）一心想用自己所学去拯救瘟疫中的人们，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正是这场瘟疫的传染源，这是一个绝佳的讽刺。若真的去思考病毒的源头和拯救人类的良药，还要指向被日常秩序隐匿起来的人性本身。

20世纪90年代后，瘟疫影片开始借助电脑特技、环境和生态意识，“弗兰肯斯坦”（批判）情结，融入科幻片、僵尸片的手法，展现了科幻、惊悚、动作等特色，拍出了《致命拜访》、《屋顶上的轻骑兵》、《我是传奇》、《惊变28天》、《盲流感》等新瘟疫电影。

《致命拜访》的剧情讲述一艘太空船在华盛顿附近的小镇坠毁，人们一觉醒来，发现身边的人变得冷漠而陌生。精神科医生卡罗尔和助手本几经周折，发现这种变化是因为感染了外星病毒。灾难不可控制的蔓延，感染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占领城市，设置隔离区，想把人类变成没有情感的怪物。卡罗尔带着儿子奥利弗开始逃亡，她惊奇地发现奥利弗正是拯救人类的希望。将智慧的人类变成没有情感没有知觉的动物是新瘟疫的毁灭方式。这种类似僵尸的变异虽然有些老套，但揭示了一个人性的真谛：倘若人类只有肉体，没有精神和情感，那么，人将不人。

《屋顶上的轻骑兵》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期，意大利正处在奥匈帝国水深火热的统治中。轻骑兵上校安吉罗密谋发起暴动推翻殖民统治，然而，因为计划泄漏和好友的出卖，安吉罗受到了奥地利间谍的追杀，闯进了法国的一个瘟疫区。那里哀鸿遍野，人们近乎疯狂，一致认为是外来者安吉罗投放了毒药。逃亡中的安吉罗无意中从屋顶掉到了一间阁楼里，偶遇宝林娜。得知宝林娜处境艰难，安吉罗决心帮助她找回她的丈夫。当他们在疫区穿行时，宝林娜不幸身染疫症……

当瘟疫爆发的源头不被人们知晓和了解时，人的猜忌心理也像病毒一样扩散。而陌生的外来者无疑是这种心理的最好归罪指向。绝境中的群体是可怕的，他们只有无理性的狂躁。因此，在病毒大扩散中，个体的爱和意志至关重要。

《我是传奇》的剧情是：2012年，人类被不知名病毒感染，纽约成为一座空城。科学家罗伯特是对病毒有免疫力的幸存者。白天，他带着爱犬山姆在街道上觅食，用广播寻找幸存者，在实验室里研究治愈病毒感染的方法；晚上，他只能躲在屋子里，因为那些感染病毒的人成为了“夜魔”。又一个晚上，“夜魔”攻击罗伯特的住所，此时他的研究已经获得成功，但是只有坚持到天亮，人类才能得以延存。或许当全世界只剩一个人时，那份孤独感才是彻骨与冰凉的。当纽约变成空城的时候，类似于恐龙毁灭的恐怖还有可能会击垮最后一个幸存者。

《惊变28天》的剧情是：剑桥科研小组发现一种可以令传染者处于永久杀人状态的病毒，这种病毒传染速度极快，且无法抑止。动物保护组织成员不慎释放了实验室中一批携带该病毒的大猩猩，繁华的伦敦于短短28天变成一座死城。自行车快递员在28天后的某一个早晨醒来，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躺在一家破旧的医院里。夜晚降临，他受到被病毒感染了的人们的袭击，危急时刻幸被施莲娜和麦克搭救，他才知晓伦敦发生的一切，而这座城市没被感染的人仅剩下极少数伦敦居民和一些驻守在曼彻斯特城外的军人。当三人费尽千辛万苦寻找到拯救未来的一线希望时，才发现真正恐怖的还不是病毒。影片告诉人们，这场瘟疫不只是疾病风暴，而是人类内心邪恶的一场爆发。由此看来，最可怕的瘟疫往往来源于人类内心的恶。

日本影片《盲流感》描述了一个陷入致盲流感病毒大面积传染的城市里，一位坐在交通灯下的日本男子突然发现自己看不清眼前的一切，只能看到白茫茫的一片……他是第一个罹患盲流感的人。一个看似好心的路人主动提出载他回家，却把他扔在了路口，开车扬长而去。他的妻子带他去看眼科医生，然而医生也找不到病人突然失明的原因。第二天，他们都忽然失明，医生候诊室里的其他病人，以及病人周围的亲友也无一逃脱，唯一幸免于难的是医生妻子。开始，政府打算把这些身患眼盲症的传染病人封锁在一座废弃的精神病院里，并派出了一支军队严加看守。但是，情况越来越糟，整个文明社会逐渐陷入崩溃的边缘，一些暴力组织开始控制一切，在这样的末世景象中，一位坚定勇敢的医生隐瞒了他的妻子仍然能够看得见这样一个事实，从而保全了她妻子的性命，这个同样勇敢的女人带领7个陌生人，离开了灾难深重的疫区，一路上历尽艰险，看遍了人类文明被毁灭后的惨状。这7个人最后成为了家人，而他们此番战胜苦难之旅和最终的救赎也试图反映人类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这部影片改编自小说《失明症漫记》，是瞬间的失明让人们失去了身份识别和羞耻感，一切罪恶都疯狂地爆发。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尽管出现过中世纪黑死病流行，1918年西班牙流感这样的瘟疫大泛滥，但毕竟没有发生过像恐龙灭绝那样的灾难。但在电影世界里，人间浩劫和世界末日却并不少见，在那些病毒惊悚片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灭顶之灾就是外来侵袭，这正是人类对疾病侵袭的一种最普遍思路。大到太空病菌侵入地球，小到一颗流感病菌侵入细胞，病毒像侵入他国的军队一样，会在人类中制造躯壳傀儡，让感染者丧失人性，受感染的人都会变成具有攻击性的活死人，继而更广泛地传播病毒和消灭人类。这是一种生物学的博弈法则。

无疑，人人内心都有瘟疫的恐惧。如同苏珊·桑塔格所言，自从人类对各种流行病有了基本认识之后，疾病早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的疾病，而被赋予各种隐喻的意义。诸如结核病、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与不洁、致病和恐惧相关，人们普遍认为感染病毒与个体不道德的行为有关，而全体人类遭受病毒侵袭也是“作孽”与“报应”，正如传说中从来都把末日之灾看作上苍对人罪恶行为的惩罚。种种被赋予在病毒和瘟疫之上的隐喻正是此类电影受到观众和导演关注的心理源头。

在这些电影里，被臆造出来的各种疫情几乎毫无例外的运用了一种“瘟疫思维”：病原的非常侵入、大量致死、迅速传播、接触性感染、人类危急、集体恐慌、英雄出现、拯救与救赎。自然环境中播散的鼠疫、霍乱是这样，邪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炮制”出来的病毒也是这样，外星袭来的病菌依然如此。这些电影编导们浸泡在瘟疫隐喻之中，他们深知，人人内心都有病魔的恐惧，瘟疫不仅能致死，更能将这个世界的固有秩序彻底破坏。当与他人接触就会染上致死病毒之时，当至爱亲朋变成可怕的传染源之时，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接触成为不可能，无论是社会的秩序还是内心的道德尺度都将彻底颠覆。

在这类影片中，对绝境中复杂人性的咀嚼是最宝贵的精神映照。毫无疑问，瘟疫意味着衰弱、死亡、恐惧、离别，交织着爱与恶，救与赎。在电影情节里，人们日常生活的平静外表被对死亡的恐慌笼罩，不得不相互为敌，也不得不结盟，病毒的凶险让人类的复杂本性推向了极端：他们可能瞬间彻底崩溃，也可以由此拥有坚强无比的信念，还能爆发出舍身忘我的爱或丧失底线的恶。因此，银幕上那些人类已经渡过或正在渡过的大瘟疫中，总不乏感天动地的人和事，关于勇气和爱，关于美德与奉献，关于拯救与救赎的情景总是栩栩如生。回味这些发生在瘟疫时期的故事，我们会体察到世界上最后一缕温暖，坚信人类不会失掉人性和爱。这不只是剧情需要，而是人性的期盼，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希望绝望真正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