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士商互动与江南社会变迁

对于江南地区新出现的士人与商人交往、结合的社会现象，清前期人董含不无疑惑地感慨说：

曩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见有拥厚资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随使此辈忘其本来，趾高气扬，傲然自得。

值得指出的是，晚明许多徽商和徽商子弟都有太学生的身份。在汪道昆《太函集》和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为众多徽商所作传记、墓志铭中，我们可以找出许多此类例证。徽商以太学生这一特殊身份优游于社会各阶层之间，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对于这一现象，当时人已有觉察，如归有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便指出：

新安程君少而客于吴，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程氏）子孙繁衍，散居海宁、黟、歙间，无虑数千家，并以诗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然君为人恂恂，慕义无穷，所至乐与士大夫交，岂非所谓商而士者欤？

清代沈垚则从社会结构变动的角度谈及士与商社会地位和作用的演变：

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谋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

从文人对商人普遍的赞美之词看，商人的社会形象和地位，在明清时期有了明显的提高，社会地位排序从原有的“士、农、工、商”调整到了“士、商、农、工”。不仅如此，余英时指出，16世纪以后商人已逐步发展了一个相对自足的世界：

这个世界立足于市场经济，但不断向其他领域扩张，包括社会、政治与文化；而且在扩张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其他领域的面貌。改变的最少的是政治，最多的是社会与文化。

由于徽州商人与苏州艺术市场的密切联系，由此带来苏州审美时尚对于徽州社会的巨大影响。在徽商邀请下，吴门书画界的代表画家沈周、祝允明先后客居徽州，并留下大量书画作品。“吴门画派”所欣赏的元画也由徽商自江南地区大量购回徽州地区收藏。凡此种种，都为清初“新安画派”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社会、文化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