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毛笔的发展历程（下）

——元、明、清

第一节 元代湖笔崛起的背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任何一种文化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与人文传统的背景中生成并发展出来的。湖笔这一文化的典型，就是在湖州的各种自然和社会文化的条件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原生态地域特征。

唐代著名诗人顾况在《湖州刺史厅壁记》中写道：“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夏属扬州，秦属会稽，吴为吴兴郡。其野星纪，其薮具区。其贡桔柚纤缟茶纻。其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宜，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汉唐以来，敌天下之三分之一。”

湖州自然条件优越，山清水秀，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物产丰足。在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社会，湖州成了一片难得的富庶之地，正如赵孟在《吴兴赋》中所写的：“土地之所生，风气之所直，人无外求，用之有余。”从生产方式上看，新石器时代的钱山漾遗址说明，湖州是稻作文化和蚕桑文化的发祥地。这类文化类型与其栽培的农作物有关，稻、桑之物生长缓慢，变化常在细微之处，其生产过程按部就班，不可急于求成，其操作技艺精巧细致，灵敏柔和。在这种生产方式的长期熏陶下，比较容易导致精、细、雅、洁的风格。柔婉软糯的吴语，婉约轻扬的吴歌，清丽空灵的书画，正是他们在生存方式上追求精细化、优雅化、艺术化的结果。

历史上，湖州地处传统政治中心的边缘，由于江湖阻隔，战乱较少，社会安定。而当政治中心发生动乱之时，此地又成为士宦之人安顿一己身心的最佳栖居地。如东晋士人的南下，宋廷南迁，宋末元初的离乱，所以戴表元《湖州》诗有这样的句子“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这样湖州原有的质朴自由的本土文化与典雅深沉的精英文化相结合，遂生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受中原礼仪文化影响，湖州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崇尚秩序与安定，形成了诗书传家的良好风气。而社会的安定又吸引了大量外地的士大夫，文人墨客聚集于此，因历史上“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等，中原人口纷纷南迁，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本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江南佛教、道教的广泛传播，也润化了原先吴人尚武的性格。经过长期的文化融通，湖州地区逐步形成书香门第、文化氏族密集的文化部落。仕宦文人吟诗作赋、以文会友、游乐山水、藏书鉴宝、品茗斗茶、隐逸逃禅的闲情逸致形成了艺术化、诗性化的日常生活。北宋苏轼在《墨妙亭记》中说：“吴兴自东晋为善地，号为山水清远。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寡求而不争。宾客非特有事于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指的就是这种自六朝开始湖州历史人文领域中的江南诗性精神。

湖州文物昌盛，历代书画人才荟萃。元初画坛上有以赵孟、钱选为代表的“吴兴八俊”这样一个文人集团，稍后又形成了对中国绘画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吴兴画派”。其中的文人、书画家与笔工们关系密切。那时的许多笔工，经常征求文人、书法家对他们所做之笔的意见，切磋改进之法，从而根据书写的需要制做出品种多样的优质湖笔。而且这一传统在后代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归安县志》载：“元冯应科制笔妙绝天下，时称赵子昂字、钱舜举画、冯应科笔为‘吴兴三绝’。”可见当时笔工的地位和声誉很高。笔工们不仅继承前代的制笔方法和经验，还继承了前代笔工们不断听取意见，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和做法，制造出享名久远的湖笔，在中国毛笔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为中华文化的传播、遗存和发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湖笔就是在这样浓厚的地域文化氛围中孕育而成的，湖笔在元代的崛起，合于天时、地利、人和，势所必然。

湖州早有制笔业，尤以善琏镇为最。当地传说蒙恬曾在善琏村取羊毫制笔，因而绕村而过的小河被称做“蒙溪”，成为善琏的别称，其西堡村西建有蒙公祠，善琏民俗在农历三月十六日与九月十六日分别是蒙恬和夫人卜香莲的生日，村民都要举行敬神庙会纪念笔祖。王羲之父子曾郡守湖州，释智永居善琏永欣寺（一说青铜门西），他们常与当地笔工共同切磋和改良制笔技艺。历代许多精通笔艺的文人如颜真卿、杜牧、苏轼、周密、叶梦得等先后客居湖州，对湖州的制笔业产生过影响。

湖州制笔历史悠久，据同治《湖州府志》记载：“（善琏）一名善练……居民制笔最精，盖智永僧法庵连溪，往来永欣寺，笔工即萃于此。”智永，俗名王法极，隋代大书法家，为王羲之七世孙。相传他寓居善琏时，常与当地笔工切磋制笔技艺，可见当时善琏的制笔业已经兴起。

自秦、汉、晋到唐，安徽宣州成为全国毛笔的生产中心，所产毛笔均称为“宣笔”，到了宋代，宣笔的名望仍然很高。宋廷南迁后，南宋、金、元在江淮之间持续了近百年的争战，使宣城逐渐凋敝，笔工走避江南，部分笔工徙居湖州。与湖州笔工一起把从秦汉以来就素负盛名的宣笔制作技艺和湖笔的特点结合起来，使湖笔技艺更臻完善，使得中国的毛笔发展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南宋政权偏安杭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南移。湖州近邻杭州，其制笔业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熟知，声名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