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设计
在发展心理学中,年龄是被检验最多的变量,因为年龄存在着自然的变化,现在的6岁儿童将来会变成16岁、26岁、66岁。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其发展特点和时代特征是不同的,我们这一节中将重点介绍和年龄有关的研究设计: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横断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时序设计研究(sequential design study)。
一、纵向研究
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又称追踪研究,是指在跨越一定时间的间隔下,对同一群被试进行定期的观察、测量或者实验,以探究其心理发展的规律或特点。纵向设计所涉及的变化不是由实验操纵引起的,而是自然产生的。因此在干预或训练研究中,尽管同一组儿童可能会接受多次测验,其后继测验却不能归为纵向设计。
纵向研究直接测量年龄变化,直接揭示了个体内部随时间推逝产生的发展变化,因此通过长期的追踪研究,可以获得心理发展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资料,从而系统、详尽地了解个体量变与质变的规律。纵向不仅研究适合与追踪某一特质或一种行为系统的发展过程,而且有助于探明个体早期发展的机制,探索新的研究领域。例如,皮亚杰(1952)以自己的三个孩子为研究对象,对他们进行了从出生到2岁的纵向研究。他精心考察了婴儿智力行为的发展顺序和相互关系,总结了婴儿智力的概念。
纵向设计研究的缺点是费用大,研究周期长,由于研究的时间跨度大会出现测验过时性的问题;研究中被试样本中的个体可能会因各种原因从研究中流失,诸如不愿意继续参与研究、搬迁或者死亡等,这种被试流失将影响取样的代表性;参与者重复接受同样的测验或者相似的测验,先前进行的测验对后来的测验造成影响,产生“练习效应”。许多追踪研究都要面临一个“时代—历史的混淆”(age-history confound)。这种混淆是因为年龄比较是在被试内进行的,如果我们要求不同的年龄,就比如要在不同的时间测试。例如,我们要检验15—20岁之间的变化,我们要选择1991年出生的被试,在他们15岁的时候测试,20岁进行重测。如果第二次测试的结果与第一次不同,那么我们有两种解释:参与者的年龄增长了5岁或者第一次测验时间是2005年而第二次测验时间是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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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教养态度与儿童在4—7岁间的问题行为和学校适应
为探讨儿童气质发展与家庭影响因素。通过检索北京市海淀区和西城区的派出所、街道卫生保健站的儿童系统管理资料,随机选取208名21—27个月的健康儿童,征得家长同意后对他们进行2岁、4岁和7岁的追踪研究。本研究选取参加4岁和7岁问卷调查的54名儿童(24男,30女)及其父亲作为被试。
表 儿童4岁、7岁时父亲对待男孩和女孩不同态度的比较
(资料来源:陈会昌等:父亲教养态度与儿童在4~7岁间的问题行为和学校适应,心理科学,2004,5)
在儿童4岁时,请父母填写Achenbach儿童行为调查表(CBCL, Achenbach, 1991)考察儿童的问题行为,并用儿童抚养行为Q分类卡片(CRPR)来考察父亲的教养态度。在儿童7岁时向同一批被试发放同样的问卷(适用于4—16岁)和同样的Q分类卡片,让他们用与儿童4岁时相同的方法完成任务。在儿童7岁时,请其班主任完成 Hightower等人编制的《儿童社会行为评价问卷》(Teacher-Child Rating Scale, T-CRS, Hightower, et al, 1986),对儿童的学校适应情况进行评定。结果发现:父亲的过分关心能显著预测男孩的外显和内隐问题行为;父亲的拒绝和控制能显著预测儿童在学校中的助人行为;从4岁到7岁,父亲的教养态度既有稳定性,又有一定的变化;父亲对待男孩和女孩的教养态度差异显著。
在纵向研究中,采用交叉时序滞后设计(cross-lagged longitudinal design)可以根据变量间时序关系从相关数据中提取因果关系。该方法要求在两个或者多个时间点上测量两个变量或两个以上变量,利用先有因再有果的事实,通过追踪A和B之间相关的变化,清楚地了解究竟是A引起B还是B引起A。
在两个变量和两个测量时间的研究中,出现6组可能的相关。如图所示(r表示相关系数)在时间1和时间2上A和B之间的相关,A和B各自稳定的跨时间相关,以及A和B之间跨时间段上的相关(对角线上)。对角线上的信息是判定A和B之间因果方向的关键。如果A是原因,那么根据原因上的变化导致结果上的变化,时间1上的A和时间2上的B之间应该有显著高相关,而时间1上的B和时间2上的A之间的相关很低。反之,如果B是原因,B1与A2之间的相关高于 A1与B2之间的相关。
图3.1 交叉时序滞后设计中变量间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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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养态度与儿童在2—4岁期间的问题行为
考察父母的教养态度和儿童在2—4岁间的问题行为的发展变化,采用交叉时序滞后设计,对172名儿童从2岁起进行2年追踪,在被试2岁和4岁时,分别对他们的父母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儿童外显问题行为与父母教养态度的相互作用较强,儿童在2岁时的外显问题行为可以预测4岁时母亲的惩罚性,内隐问题行为与父母教养态度的相互作用较弱;在2—4岁之间,儿童外显问题行为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内隐问题行为的稳定性相对略低,父母教养态度也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图1 儿童外显问题行为与母亲的惩罚性的交叉时序滞后回归分析
(*p<0.05; **p<0.01; ***p<0.001下同)
图中两个双向箭头实线表示相关显著(如果是虚线表示相关不显著),线旁边的数据为相关系数;四个单向箭头表示采用强迫法(enter)获得的二元回归分析结果,线旁边的数据为偏回归系数 β 值,实线表示回归结果具有统计意义,虚线表示结果不显著。由此可见儿童2—4岁的问题行为与父母教养态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外显问题行为与父母教养态度的相互作用比较显著,儿童2岁时的外显问题行为可以预测4岁时母亲的惩罚性。
(资料来源:吕勤等:父母教养态度与儿童在2—4岁期间的问题行为,心理学报,2002.1)
二、横断研究
横断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是指在同一时间内,对不同年龄组被试进行观察、测量或实验,以探究心理发展的规律或特点。例如,为了研究个体短时记忆广度的发展趋势,可以运用横断设计研究对6—70岁个体进行实验研究,结果发现,短时记忆广度在16岁达到最高峰。
横断设计研究的优点是在短时间内收集到较多的资料,有助于描述心理发展的规律与趋势;此外,样本也容易选取和控制。这种设计成本低,省时省力,见效快,目前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多采用这一设计。
横断设计研究的缺点是不能直接测量到随年龄变化而产生的变化,也不能回答有关个体一段时间内稳定性的问题;在不同年龄阶段测试不同的样本,还可能引起选择偏差,一些非年龄变量的差异有可能导致结果的差异;横断研究无法避免不同年代人的混淆,即世代效应(cohort effect)因为横断研究中样本的年龄不同,所以他们出生的时代和成长的环境必然存在差异。例如,现在80岁的老人在儿童或少年时期都经历过战争年代,到中老年才看到电视及现代家用电器,而现在30岁的青年在少年期就开始使用现代化家用电器。如果我们发现30岁的样本和80岁的样本在结果上有什么差异,应该将这种差异归因为年龄的差异还是生长年代的不同呢?研究中如果考察IQ成绩,那么世代效应的影响相当重要(Schaie, 1994);如果研究心率,那么世代效应就不是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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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研究探索短时记忆及其一生发展的状况
研究者们对人生各个阶段短时记忆发展的理解不断深入。采用相同的实验任务和控制条件,在同一时间内对上海市120名被试的短时记忆广度作了检测,从而对贯穿整个一生的过程进行完整的描述。
120名被试来自上海市区的学校和社区,年龄跨度为6—70岁,被分为10组,每个年龄组12人,各组被试的性别比例均等于或接近于1∶1。成年被试文化程度最低为初中,最高为大学本科。(结果见下表)
表 不同年龄被试三种材料的记忆广度
研究显示,三种记忆广度在儿童期随着年龄而逐渐增加,都在16岁达到最高峰,以后开始衰退。16岁到20岁期间是短时记忆能力衰退速度最快的年龄阶段。
(资料来源:陈国鹏等:短时记忆及其策略一生发展的横断研究,心理科学, 2005.4)
三、时序设计研究
时序设计研究(sequential design study)是将横断研究与纵向研究融合在一个设计中,从而将年龄、同辈、测量时间等效应梳理清楚,以更好地探查心理发展变化的特点与转折点。
如图,被试样本从不同出生年份的群体中抽取出来,并在相同的时间间隔对他们进行重复测试。分别将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测得的10岁、20岁和30岁的参与者进行比较,从1990年开始的每10年一次测量相当于一次横断研究,而对1970年生人20岁、30岁的追踪研究和对1980年生人10岁、20岁、30岁的追踪研究相当于一次纵向研究,时序设计研究的优点在于由于多次测量,年龄因素不会与世代效应混淆,因此克服了横断研究的主要缺点;由于样本是从出生年份不同的总体中抽取出来的,因此克服了纵向研究限于同辈群体的局限性;由于在不同的时间测量相同的年龄组,因此在横断和纵向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时间滞后的维度。总的来说,它所包含的信息比标准设计更加丰富,因此更容易区分不同因素的作用。
表3.1 序列设计范例
尽管时序设计研究能比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这种设计在时间、精力、金钱上的消耗也更大。例如,执行上面的设计需要20年的时间和5组被试(相关样本时),从研究的有效性出发,最好的设计是那些能够实际操作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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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伊等(Schaie, 1993, 1994, 1996b)关于IQ的研究
谢伊于1956年选取了年龄在21—70岁之间的500名成人进行测试,该测试构成一个横断研究。1963年进行了第二次测试,其中一组样本是参加1956年测试后能够再参加测试的303名参与者,另一组样本是独立的横断样本,年龄范围在21—74岁之间的977名成人。此后每隔7年采集一次样本,在追踪原来样本的基础上,增加一批年龄在25岁至81岁的被试。
表 谢伊时序研究样本均数一览表
该研究清楚地发现,基本心理能力评估中不同能力所表现出的不同变化模式,即“成年期所有智能并没有统一的与年龄相关的变化模式。一些能力随年龄增长而降低,而另一些能力随年龄增长出现了提高”(Schaie, 1994)。各个年龄阶段的比较中(如60岁与74岁的比较),横断形式与纵向形式出现多次,而且前一组分析所表明的年龄差异,总是大于后一组分析所表明的年龄差异,由此可以看出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的差异。
四、跨文化比较研究
跨文化比较研究(cross-cultural comparison)对照检验不同文化中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是建立在抽样基础上的跨地区、跨文化的归纳。其特点是从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搜集的资料中抽样,把这些抽样的资料作统计分析来说明一种心理特质的发展规律。选取的样本最好是随机的,这样就可以使跨文化研究的结果更能适用于大多数社会和大多数区域。
跨文化研究始于人类学,并逐渐成为行为和社会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英国心理学家米尔(J.Mill, 1806—1873)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应用于心理学的奠基人。他强调研究人的心理形成的文化环境,并按照一定规则研究文化对人类性格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人类文化研究所的成立,以及人类关系区域档案的建立,标志着美国运用多学科交叉方法研究人类文化课题的开端。研究人员认为,只有将人类学和心理学有机结合起来,社会科学家们才能够对人类行为作出正确的解释。
60年代以后,由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心理学家逐渐意识到人格、行为同文化的联系。既然行为是文化的产物,那么意味着心理学应该研究“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的行为,而不是仅仅研究高度工业化国家那些便于找到的人的行为”。心理学家逐步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心理学的任何定义(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都必须把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发现的多样化的行为纳入到考虑的范围之中”。跨文化心理学由此而诞生了。它的意义并非在于开辟了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而在于为心理学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论,为人类行为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跨文化心理学的主要目的,自其产生起,应该说就是较明确的,用美国跨文化心理学家西格尔等的一段论述,可以概括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宗旨:“人类行为既是多种多样的,又是富有秩序的,也就是说,对于人类行为可以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然而为了公平对待这一课题,就必须注意到人类赖以生活的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
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把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心理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化间的比较,该方法拓宽了心理学的视野,使研究结果更接近全人类普遍特性。因此它不仅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心理上的差异,更要揭示或验证已发现的心理规律、心理特征的全人类性。因此,它对更深入探讨遗传、环境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对心理学方法论的发展,以及对社会实践应用,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不同民族工作人员的评价与录用,以及各民族的团结,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跨文化的研究方法从一个新的角度提供了对行为的解释,使得心理学家可以从文化的视野看待行为,有助于对行为本质的理解。使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比较,可以对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比较性的检验,从而可以验证这些研究结论的效度,改善研究成果的质量。弗洛伊德通过梦的分析,认为儿童具有仇视父亲、依恋母亲的“恋母情结”。母亲是儿童“里比多”的对象,但是父亲却成为儿童的“情敌”,因此儿童的梦境中经常会出现父亲意外死亡的内容。这表现了儿童潜意识中对父亲的仇视。但是对处于母系社会的巴布新几内亚群岛上的土著人的研究表明,那里的儿童在梦境中仇视的对象不是父亲,而是舅舅。父亲是母亲的情人,舅舅是儿童行为的管教者。为什么土著儿童不仇视自己的“情敌”,而仇视与母亲没有情欲关系的舅舅呢?这说明儿童潜意识有一种摆脱权威控制的愿望,谁代表了这个权威,就成为梦境中的牺牲品,与儿童的情欲发展无关。跨文化的研究为纠正弗洛伊德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佐证。
大部分心理学理论都建筑在有限的观察基础之上,经常的情况是,研究者通过实验室的研究,或者至多在一种文化条件下进行假设的检验,研究结论往往没有跨文化应用的效度,其所赖以建立的理论缺乏生命力。实际上,一种理论只有经过多种文化条件下的检验,才能称之为有效的。皮亚杰就认识到跨文化研究的这种独特价值。他的认知发展理论假定儿童的思维不同于成人,思维的发展经过了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这些阶段的次序是否是不变的?如果在所有的文化条件下儿童思维的发展都不变地经过这几个阶段,则生物因素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如果依文化条件而不同,则生物因素的作用就几乎可以不予考虑了,而应该考虑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我国发展心理学家以不同民族的儿童为被试,进行了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的研究。系统的跨文化研究支持了这一设想:儿童认知发展呈阶段性,并且阶段的顺序是不变的;儿童在完成各种守恒任务时经过不同的发展水平,儿童给出的解释理由类型也显示出一定的顺序性;具体运算阶段各项守恒实验通过的顺序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大体是一致的。这为皮亚杰理论的文化普适性提供了有力的事实依据。
在跨文化研究中存在“特殊性—普遍性”的研究取向。普遍性研究(etic approach)策略是以同样的方法、程序、概念和理论应用于不同的社会,通过比较,找出不同文化影响之下行为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这种研究策略是站在文化之外研究文化,且把文化看成是一个外在的系统对个体产生影响。特殊性研究(emic approach)策略不是把文化看做个体之外的影响因素,而是把文化看做是人类行为的组成部分,因为文化是人类互动的结果,文化并非脱离人而存在的外在系统。因此这种研究策略是站在文化之内研究文化,所追求的目标是每一种文化之下行为的特殊性。两种研究策略各有其优点。
普遍性策略的价值在于:(1)它可以给人类行为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提供一种基本的解释,增进人们对人类行为的整体理解;(2)通过这种研究策略的实施,可以发展出标准的研究程序和方法,提高研究的技术水平;(3)可以作为研究者了解不同文化的基础,因为在研究的初始时,研究者对其他文化没有基本的了解,这种策略可以提供便利的研究技术和理论假设;(4)普遍性策略在选定的文化之间进行比较,较之深入文化内部进行研究更为节省人力和物力。特殊性研究策略的价值在于:(1)这种研究策略使得研究者可以在文化的内部对文化的建构方式、文化与行为的联系进行整体的理解;(2)研究者不是把文化作为一个外在于自己的对象,而是将其本身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因而可以产生对文化的特殊心理体验;(3)它使得研究者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理解人们的行为,在行为发生的情景中理解行为,在文化生活中理解态度、兴趣、气质、人格、情绪和意志等等;(4)如果承认行为与文化的联系,那么特殊性策略真正把心理学建立在了文化的基础上,因为文化是具体的,行为与文化的联系是同具体文化的联系,而不是与抽象文化的联系。这两种研究策略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者有如形成立体视觉的两幅图画,只有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完整的立体视觉。因此,普遍性策略和特殊性策略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研究同一种行为,其关系是互补的、共生的,而不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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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发展特点及其中澳跨文化比较
在中国大连市两所普通幼儿园随机抽取86名3.5岁—4.5岁头生幼儿,男女各半,平均年龄48.2个月,标准差为3.599个月;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普通幼儿园随机选取36名3.5—4.5岁头生幼儿,男21人,女15人,平均年龄50个月,标准差为4.55个月。对两国幼儿年龄的同志性差异检验布显著,F(35, 85)=1.5983, p>0.05。实验的自变量为国别。
结果,澳大利亚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水平高于我国同龄幼儿。澳大利亚幼儿完成选择等待的人数多,更多使用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平均延迟时间长;我国幼儿完成选择等待的人数少,更多使用寻求策略,平均延迟时间短。其差异主要是由于两国文化价值观念不同,导致两国教育方式与内容存在差异。受年龄因素制约,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策略选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图 中澳幼儿延迟策略水平比较
(资料来源:杨丽珠等:3—5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发展特点及其中澳跨文化比较,心理学报,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