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道教的身体观
(一)心体与形体
1.与老庄的不同
道教身体观的第一个特点,就在于它与道家老庄之身体观殊为不同。
老子无疑是讲究养生之道的,所以他说:“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又说:“强梁者不得其死”,“知止不殆,可以久长”,凡此都显示了他贵生恶死,期望久长的愿望,因此他提倡各种损啬之法,以追求“长生久视”。
但无论他如何说,其长生久视之道都只偏重于精神面的修养,例如啬、损、谦、下、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和其光、同其尘等等,教人不要“餍饮食”,需要“外其身而身存”,因为“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依其说,对于身体的物质性存在,以及由之而生起的生存需求、意欲,他都是贬抑的。故其摄生之学,重点正在于消除或降低形体面的活动。
这个倾向,在庄子书中讲得更为清楚。庄子《养生主》区分了“养生”和“养生主”两个类型或层次,他认为一般人所谓之养生其实只是养形,非养“生之主”者。什么是生之主?就是精神。形躯生命皆有其主宰者(使其形者),犹如母猪已死,小猪即惶惧不敢靠近它,因为它形体虽仍存在,精神却已散离了。这精神,就是生命的主宰者。如若丧失了它,形体纵或仍然在,生命毕竟已经消失。因此养生之要,在于养生主而不在养形。《刻意篇》发挥此义,更是对当时养形之士大加批评,谓:
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德全而神不亏,故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圣人与刻意养形以求长生久寿者不同,他们所力行的是平易恬淡的“养神之道”。所以庄子用老聃死亡的故事,或《德充符》里许多支离其形而德全神不亏的异人,来教人忘形、勿执着于形骸、“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
也就是说,老庄的身体观基本上是将身体区分成“形”与“精神”两部分,重视精神、轻忽乃至贬抑形体。民国初年万国道德会曾刊行一本古晋龙渊大法师注的《太上道德真经讲义》,其中就以“幻身”、“患身”之说来阐述老子这种身体观,主张人应“以道德为本,以幻身为末”。幻的观念虽属后起,但以形体为末事或患事,却正是老庄思想合理的推衍。
相较于这种身体观,道教不论各派却都是重视形体的,都是庄子所批评的“为寿而已矣”的。如太平道自称其所说为“太平之理也,长寿之道也”(《太平经·成部·阙题》);天师道教人拜北斗以延长寿命;炼丹的各派要人烧炼丹药,服饵以求不死。后来内丹南北宗兴起,号称性命双修,也都是注重此一肉身的。如王重阳说:“精生魂、血生魄。精为性、血为命。诀曰:精血者,是肉身之根本,真气者,是性命之根本”(《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卷二),李道纯说道者应“先持戒定慧而虚其心,后炼精气神而保其身”(《中和集》卷四)等莫不如是。功法有难易,修持有顺逆,但一切修炼之目的,都是要长养色身,故呼吸吐纳、熊经鸟申不已。用太平道的话来说,如果“智乃包裹天地、积书无极,而不能身寿益命。此名空虚,无实道也”。
2.与医家的差异
道教身体观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它与医学家也很不一样。
医家的功能与医术的目的,是让人能健康地保有身体,这个目标,跟道教希望能藉其功法使人“身寿益命”当然是一致的。医家与道教也因此而长期拥有一家眷属式的亲近关系。许多功法,既是医学上的,也是道教中的;许多经籍,既是医方,也是道书(如《道藏》太平部所收孙思邈《千金要方》之类)。其间复杂的关联,本书另有《道医论》一文论之甚详。
但是,道教身体观与医家毕竟仍是不同的。以上清道最主要经典《黄庭经》为例,《黄庭经》论五脏六腑血脉穴位及三焦,都直接援用《黄帝内经》的讲法。
但修道人之宗旨毕竟不同于医生,故对身体之理解亦有与医生不同之处。以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医学上固然也讲气,但是,“营气之道,纳谷为宝。谷入于胃,气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针灸甲乙经·营气论》),基本上是要吃饭的。人吃了饭,才能生出血气来。可是道士修炼,以《黄庭经》来说,却是要辟谷,以呼吸元气来行导本身的血气,这是完全不同的想法,以致对于胃和三焦,就可能会有迥然异趣的解说。
此外,《黄庭经》援用医学上的理论后,它本身的理论构造却与医家之说大相径庭,最明显的地方,便是它不再建立在经络的基础上。经络,是就人体自然的生理的血气流动现象而发展出来的一种理论说明,以十二经配五脏、六腑、十二时、阴阳。《黄庭经》只局部采用了它的经穴部位说,并参考了它对穴位及功能的讲法,而完全不谈经络血气等问题;所要谈的,乃是呼吸天气,并以意念导引它在身体中运行,此所谓天经也,不再是饮食水谷以后形成的血气运行问题了。
由此可见,道教身体观在对身体的形骸部分,理解即与医家颇为不同。其不死之宗旨,以及强调精神作用之部分,就更与医家有距离了。
3.形神相合之路
老庄之说,偏于精神,不甚重视形骸;医家之术,又只在修理这身臭皮囊,欲以针灸汤剂救命活人,而不太讲精神持养之道。道教则“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其性质恰好界乎两者之间。跟道家相比,它多了许多养生寿形的术法;与医家相较,则其延生长命的方案中,又有浓厚的精神性意味,例如要通过辟谷、冥思、内观、祝祷或以意念默运身中血气等方法来达成对形躯健康状态的转变,这些都是医学中所不讲的。
若说道家偏于精神面“心”的作用,医家就只落在“物”的层面,道教则是心物合一的。对于身体,它向来不认为精神与形骸可以分而视之,它不是“顺躯壳起念”,也不是“离躯壳以思维”,因此是极为特殊的。
我们固然可以说:在大传统方向上,中国哲学基本上都讲心物合一,故孟子也说要“践形”,老子也说要“长生久视”,人则都被视为精神与形体整全的存在。几乎没有人会像笛卡儿那样,区分身心,视为两个能以自身形式存在的不同实体,谓心灵不必依附于形体。反之亦然。但各家在这个基本方向上,对于心与身毕竟仍是各有偏重的。
老子说:“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身体这个形质,本身即可视为一种局限,不像精神心意可以超越这个限制,这是身不如心的第一个地方。身又因其形体需要保养,而对外在世界有所依赖,衣食住行无不“有待”,不像心神志意可以自作思维、自为主宰,是身不如心的第二地方。因身体形质之存有与延续均有待于外,故有无穷之欲求希冀,因此身是与欲望俱存的。欲望与物相驰逐,不断增生,只能靠心的力量来控制或息止之,则不但是身不如心的另一个地方,更显示了“身必须顺从于心的原则才代表善”这个观念。此即老子以有身为有患的原因。它偏重于心这一面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顺其说而开展之,身形这一面乃是可以“忘”也可以“无”的。庄子把老子之死形容成“悬解”,谓如人已解其倒悬;又说薪尽火传,是形寿固可尽也。儒家讲“不朽”,也是说身形终将灭没,而精神力量(德、功、言)却足以寿世。这都表示了他们其实是重心而轻身体形物的。
同样地,医家也并非不讲精神作用,王冰注《内经·素问》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引老庄语即达十七则,大谈“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等等,足以证明医家亦不忽略精神面。《千金要方》中特别列了《道林养性》一卷,就是这个道理。但疾病之生,并不完全由于嗜欲无节,更可能来自细菌、风寒、身体器官故障或刀兵车械之伤害。此均不能靠养性全德使之痊愈,必须靠汤药方剂或针灸手术等属物之层面的知识与技术。因此医家终究是偏于身物的。
由是观之,道教恐怕才真正是心物合一、身心合一的路数。嵇康《养生论》即已说:“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陶弘景则说:“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华阳陶隐居集·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葛洪也说:“茍能令正气不衰,形神相卫,莫能伤也”(《抱朴子内篇·极言》);《老子西升经》又说:“神生于形,形成于神。形不得神,不能自主;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相成”。主张形神相合,颇为明显。
唐末以后,形神相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即性命双修。如钟离权《破迷正道歌》批评“忘形习定息”是“邪功小法门”,而刘海蟾《至真歌》便道出“神是性兮气是命,神不外驰气渐定”之旨。又在《金丹歌》中说:“为甚神仙却爱身?也须借壳养精神。”其后王重阳门下郝大通说:“七真五祖之语,皆演性命之端的。后学者多求小法邪径,或用心引气,或数息忘心。……夫吾道以开通为基,以见性为体,以养命为用”,黄公望传《纸舟先生全真直指》说:“性停则命住,命住则丹成。……形神双证,实悟至真”等,均为性命双修之说。在六朝时,道教以形神相合来对比于佛教的神不灭论;在宋元时期,性命双修则是道教徒用来说明自己与佛教禅宗之所以不同的论点,指禅家仅修性而不修命,“僧人入定以来坐化,道士入静以出阴神,皆为清虚之鬼,非为纯阳之仙”(丘处机《大丹直指》)。
不论说心物合一、身心合一、形神合一、性命双修或精气神合一,意思大体是一致的,都表示道教具有独特的身体观:所爱者,为整体的生命;所欲修养锻炼者,则为整个的身心。
4.形神相合之术
在心物合一、形神合一的基本路向上,道教各宗各有各人的步伐。它们与思想上的流派不同,在于对如何合形神以长寿益命都各有一套具体的修炼方法,代表他们对身体不同的处理方式。
太平道主张精神应与形合,所以说精神若丧亡,人命即不可保,其方法便着重在如何让精神不要放逸这一方面,讲究收摄、持守,例如存思精神或守一等等都是。其法甚多,《御览》六六七引《太平经》说:“人之精神,常居空闲之地,不居污浊之间也。欲思还精,皆当斋戒。香室中,百病自除。不斋戒,则精神不肯返人也”,这是以斋戒来达成“还精”的目的,以使精神能返归形体之中。《太平经钞乙部》别有守一之法云:“头之一者顶也。七正之一者目也。腹之一者脐也。脉之一者气也。五脏之一者心也。四肢之一者手足心也。骨之一者脊也。肉之一者肠胃也。能坚守,知其道意”,这是用存想(集中意念在身体某一处)的办法来祛邪益寿。此外亦可观想,“先斋戒居闲善靖处,思之念之”,画五脏神之神相,对之存想(卷七二《斋戒思神救死诀》)。总之,是运用精神性的力量来安身,故戊部缺题有一则文献云:“始以端身,正性道意,止归之元气,还以安身。”
但身体上的毛病有时未必可以完全恃此得安,这时便须辅之以针灸,所以卷五十《灸刺诀》说:“得其数者,因以养性,以知时气至与否也,本有不调者安之。”
天师道也认为精神不可散逸,故主张“结精”、“爱精”,不放纵精气。凡劳精思、求财禄、恣嗜欲等均属于精神涣散之举,唯有“自重精神,清静为本”才能长寿。所以这也是清静持守的路子,讲究“结精成神”、“积精成神”(均见《老子想尔》)。
上清道所传的《黄庭经》法又与上述诸法有些不同,大旨在于服气以养精神,认为精神能固,则身形可以长存。除了恬淡无欲以爱精惜气之外,它还教人练习一套咽津食气的法门,把外气吸入身体内部后,气即与人体内部之精气相配合,可以用意念推动它周流运转:“受意动静气得行,经历六腑藏卯酉,通我精华调阴阳”(《外景经》第十九章);同时,再吞咽津液,以之灌溉脏腑,即可长生。
当时还流行许多房中术法,谓“惜精”之精就是人体(男人)的精液,所以不但要守之勿泄,更要练习“还精”。所谓还精补脑,让精液循督脉上达脑部,形成滋益的效果。
这些术法各不相同,或偏于精神面的摄持、存思、内观、正意、诚心,有似老庄之清静淡泊;或侧重形体方面的讲究,如房中术或服气咽津之类。但那些与老庄清静之说相似的讲法,跟老庄相比,又都有具体化、物质化的倾向。例如精神之精,可能被解释成为人身体中具体存在的物质:精液、精血。精神之神,则可能被解释为神祇。但精神具存于人的身体之中,所以这个神也是在我们身体中具体存在的,称为身中神。他们住在我们身体各个部位,言道术者“指形名道,令有处所,服色长短有分数”(《老子想尔》)。人们可以借着观想他们,并念诵他们的姓名,得到长生,如《大洞真经》所说。而侧重形物之术的那一路,其实也仍有精神修养的意涵,并不纯粹只是技术操作,所以它不是“气功”、“健身体操”或“性技巧教习”,是有其伦理要求的。
宋元以降,“形神相合”表现在修炼方法上,主要是讲心肾相交、调合坎离、水火互济、神与气合、性命双修。
神与气合,是《黄庭经》以降之服气论的发展,谓呼吸元气,须与心神相结合,然后以意引气,疏瀹五脏。因为“今世人,神与气,子母各行,俱不相守。虽然呼吸于内,神常运物于外,如此之道,遂使气无掌而不通彻,既不通彻而精自散”(《长生胎元神用经》),所以要以此法来使精神与形气重新结合。
重阳真人性命双修之法,则不同于此。他先把持戒、清静、忍辱、慈悲、孝敬、忠君、断恶等伦理要求视为“修真妙理”、“修行之法”,谓修道人须先具备这些,才能修习“真功”。而真功也者,全部属于形体方面的事:“诀曰:第一,身中东西,要识庚甲卯酉。第二,身中南北,要识坎离铅汞。”甲卯,是肝之气,也指津;庚酉,是肺之气,也指液。离铅,指身中心气,也指血。坎汞,指肾中气,也指精。精为性,血为命:“人能了达性命者,便是真修行之法也。”就其理论之大结构而言,是先修心性后养身命;单就其命功来说,也是性命双修,不但精血即为性命,而且血由心主之,此心既为物质心也是神识心,故精血合一,仍是性命双修。
内丹南宗之说,基本架构大抵也是如此。张伯端《悟真篇·序》说:“仆既遇真诠,安敢隐默?所得,成律诗九九八十一首,号曰悟真篇。……及乎篇集既成之后,又觉其中惟谈养命固形之术,而于本源真觉之性有所未究,遂玩佛书及传灯录,至于祖师有击竹而悟者,乃形于歌颂诗曲杂言三十二首,今附之卷末,庶几达本明性之道,尽于此矣。”就其整体理论来说,其实亦如王重阳一般,可分为性理与命功两部分。命功为养命固形之术,性理则王重阳兼采了佛教的慈悲、持戒、忍辱,儒家的孝敬、忠君、尊师;张伯端吸收了禅宗的“明心见性”。其后道教内丹学各派纷纷讲三教合一或仙佛合宗,蔚为风气,殆皆如王重阳、张伯端,是由它这种特殊的理论结构所导生出来的。
但性命双修,不只是分列性理与命功而已,其命功亦须讲性命双修。张伯端之前,如崔希范《入药镜》说:“水真水,火真火,水火交,永不老。水能流、火能焰,在身中,自可验。是性敛,非神气。”谓大药就在身中,不假外求。其药以铅汞为主。铅汞指水火,而此水此火又并非一般所说的水与火,乃是身体内部的心火与肾水(注意:心火即真水,因离中有阴,心中有液,此液即为真水;肾水才是真火,因坎中有阳,肾中有气,此气乃真火)。两者水火相交、阴阳既济,就称为性命相合(元萧廷芝注云“左为性,性属离;右为命,命属坎”,可见性命相合即是水火相交)。其后五代时陈朴《内丹诀》与此相似,说:“心光肾液合丁壬……心肾始交通……火自海门朝帝座。”心属火,配南方丁;肾属水,配北方壬。经二转三转之后,“真水真火,上下交合,以配丁壬而抱养真丹”。至张伯端,所著《玉青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亦有《坎离说》,谓心肾交、铅汞合、精神会,丹即可以成就。同时元金月岩编《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诀》也说:“凡修仙学道之士,先要识性命根源。根源者,此是人之心肾也。”
这些都是以坎离心肾水火讲性命的。但王重阳之后,此说又有新的发展,不以心讲性,改由脑说。其说倡自丘处机,他所著《大丹直指》云:“金丹之秘,在于一性一命而已。性者天也,常潜于顶;命者地也,常潜于脐。……顶中之性者,铅也、虎也、水也、金也、日也、意也、坎也、坤也、戉也、姹女也、玉关也。脐中之命者,汞也、龙也、火也、根也、月也、魄也、离也、乾也、己也、婴儿也、金台也。”(下卷)这段话,在据信为尹志平弟子所著之《性命圭旨》中发挥得更广。顶中之性(汞、龙、火、根、日、魂、离、干、己、天、君、虚、兔、无、主、浮、朱砂、扶桑、姹女、昆仑),脐中之命(铅、虎、木、蒂、月、魄、坎、坤、戉、地、臣、实、乌、有、宾、沈、水银、华岳、婴儿、曲江),“总来只是这两个字,两个字只是一个理,故盲修者歧而二之,若真修者合而一之。合一者,炼气而凝神,尽性而至命,烹铅而干汞,取炊而填离”(《性命双修万神圭旨》利集第五节口诀)。
5.各种养形左道
凡此诸说,均为命功。故无论如何说性命双修,都仍只是就人之身命说。如此,也能称之为形神合一吗?不是只偏于形体吗?
不然。我们在前面讲过:王重阳所说的“心”就同时是物质心也是神识心。同理,诸家所说之坎离、心肾、铅汞、精血等等,并不纯然是物质,因为彼等所云精气等常是说先天之元精元气,未必为呼吸之气与淫佚之精;精气之运动以至相合,又须靠意或其他虚静心神之类工夫。这类工夫,诸家巧妙不同;所讲的心肾铅汞又常是“不可以有形求,不可以无形取”(张伯端语),“非印堂、非脑门、非肚脐、非膀胱、非两肾、非肾前脐后、非两肾中间。上至顶门,下至脚跟,四大一身,才着一处,便不是也。亦不可离了此身,向外寻之”(《中和集·玄关一窍》),“涕唾精津气血液,七般灵物总属阴,乃后天渣质之浊阴”(张三丰《玄机直讲·一粒黍米说》)……如此云云,所以才难懂,才使修道人望洋兴叹,不知如何下手。否则,单凭那简单的心肾相交云云之术法便能成仙吗?
而不幸历来修炼者大多在此误入了歧途,只知命,只知身形,而不知性、不知心神,以致于他们虽自命为修道炼养之士,实乃大悖于道教之宗旨。李道纯《中和集》论“旁门九品”曾痛斥之,曰:
御女房中,三峰采战,食乳对炉,女人为鼎,天癸为药,产门为生身处,精血为大丹头;铸雌雄剑,立阴阳炉,谓女子为纯阳,指月经为至宝,采而饵之,为一月一还;用九女为九鼎,为九年九返。令童男童女交合而采初精,取阴中黍米为玄珠。至于美金花、弄金枪,七十二家强兵战胜,多入少出,九浅一深,如此邪谬,谓之泥水丹法三百余条。此大乱之道也。乃下品之下邪道也。
又有八十四家接法,三十六般采阴。用胞衣为紫河车,炼小便为秋石、食自己精为还元、捏尾闾为闭关。夫妇交合,使精不过为无漏;采女经为红圆子。或以五金八石修炼为丸,令妇人服之,十月后,产肉块为至药,采而服之。如此谬术,不欲尽举,约有三百余条,乃下品之中外道也。
又有诸品丹灶炉火,烧热五金八石,勾庚干汞,点茅烧银,拨灰弄火。至于灵砂外药、三逊五假、金石草木服饵之法,四百余条,乃下品之上外道也。
这些下三品之法门,共同的特色,在于“求诸身外”,而非“返求诸己”。其次,又都只在形术上花脑筋,毫无精神上的修养工夫,甚至“以邻为壑”,用采撷他人、损耗他人来补益自己,所以被视为最下品。对此,张三丰也说:
又有一等小根盲人,见先圣所言外阴阳、外炉鼎、外药物,执迷女子为鼎器,则又可哀已也。某见酷好炉火者,百无一成。又以轩辕铸九鼎而成道,以为必用鼎器九人。谬之甚矣。尝见有进过五七鼎,亦无成就者。且人念头一动,先天淳朴即散。先天既丧,后天虽存,究何益于身心?不过聊存其四大而已。
《性命圭旨》则说修道者有九十六种外道、三千六百旁门:
旁门小术,易学难成而见效速。是以贪财好色之徒,往往迷而不悟。其中有好炉火者,有好彼家者,有视顶门者,有守脐蒂者,有运双睛者,有守印堂者,有摩脐轮者,有摇夹脊者,有兜外肾者,有转辘轳者,有三峰采战者,有食乳对炉者,有闭息行气者,有屈伸导引者,有三田还返者,有双提金井者,有晒背卧冰者,有饵芝服朮者,有纳气咽津者,有内视存想者,有休粮辟谷者,有忍寒食秽者,有搬精运气者,有观鼻调息者,有离妻入山者,有定观鉴形者,有熊经鸟申者,有餐霞服气者,有长坐不卧者,有打七炼魔者,有禅定不语者,有斋戒断味者,有梦游仙境者,有默朝上帝者,有密咒驱邪者,有见闻转诵者,有食己精为还元者,有捏尾闾为闭关者,有炼小便为秋石者,有采女经为红铅者,有轻举而思以驾风骖者,有吞精咽华以翕日月者,有步罡履斗以窥星辰者,有依卦爻之序而朝屯暮蒙者,有售黄白之术而烧茆弄火者,有希慕长生不死者,有驰志月日飞升者,有着相执而不化者,有着空流而不返者,有持定慧而望解脱者,有祛贪瞋痴而思清静者,有生而愿超西域者,有死而愿登天堂者,似此泯泯棼棼,难以悉举。
这些批评,固然不乏内丹一脉之偏见,因此符箓丹鼎斋醮等等都遭了贬抑;但若与庄子批评刻意养形者那些话合看,便不难发现:养形以求寿者,不但未因庄子之指摘而稍戢其声势,更与道教守一、还精、存思、养气、炼神等术相结合,而更朝养形一面去发展,而且此类人士亦均号称为道教,波衍甚盛。无怪乎李道纯、张三丰等人要将之判为旁门左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