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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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左传》与《周官》

历史视野的分化,可以说是理解熙宁变法中的党争问题的一把钥匙。而这与北宋经学的脉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苏辙《春秋集解引》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予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予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杜预有言:“丘明授经于仲尼。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斯言得之矣。……王介甫以宰相解经,行之于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则诋以为“断烂朝报”,使天下士不得复学。呜呼!孔子之遗言而凌灭至此,非独介甫之妄,亦诸儒讲解不明之过也。故予始自熙宁谪居高安,览诸家之说而裁之以义,为《集解》十二卷。《苏氏春秋集解》,《四库全书》本。


在这段论述中,值得注意的有如下两点:其一,苏辙的《春秋》学是以《左传》为根本的;其二,他的注解是以孙复和王安石对《春秋》一书的理解为批判对象的。

王安石以《春秋》为“断烂朝报”一事,源于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的科举改制:“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更令科举法从王安石议,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士。王安石又谓:‘孔子作《春秋》,实垂世立教之大典。当时游、夏不能赞一词。自经秦火,煨烬无存。汉求遗书,而一时儒者附会以邀厚赏。自今观之,一如断烂朝报,决非仲尼之笔也。《仪礼》亦然。请自今经筵毋以进讲,学校毋以设官,贡举毋以取士。’从之。”《宋史记事本末》卷九,《四库全书》本。“断烂朝报”一段,《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未载。表面上,王安石否定的仅仅是在他看来业经汉代儒者附会的《春秋》;而实际上,此种对《春秋》的否定其实是其深层的历史观的真实表露:三代以下的历史实际上是价值缺失的历史。而无论是为政还是治学,都只能通过超越这一仅具负面价值的历史才能回复到三代的高度上。在王安石看来,成周的制度见于载籍的,“莫具于《周官》之书”《周官新义序》,《四库全书》本。。有趣的是,与王安石对立的旧党中人,大都学宗《左氏》。《宋史·司马光传》云:“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宋史》,页10757。韩琦《五兄著作墓志铭》:“太师第五子讳璩,字子徽,于琦同母兄也……兄少负隽气,聪颖过人,每读书必泯绝外虑,虽左右嚣然,如不闻。以是经史百家之言,一览即能诵记。尤通《左氏春秋》。”《安阳集》卷四十六,《四库全书》本。文彦博《清河先生序》亦云:“天圣初,某始到都下,接诸公游,首得清河君以文相会,以道相合,行藏游息,相得甚欢……今予之季弟彦伯又得师事君……以是群弟子尝请于先生,愿闻讲习。始则讲《大戴礼》,终则讲《左氏春秋》。”文彦博:《潞公文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联系前面苏辙对《左氏》的强调,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旧党的保守主义立场与此一经学根柢之间的关联。

以《左氏春秋》为根基的保守主义立场,其实质可以归结为一种历史主义的政治哲学取向:所有的政治可能性都已经在既有的历史当中被充分地实现了,因此,任何一种创造新历史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即使这一企图以回复三代之治为标榜。司马光《与王介甫书》中有这样一段议论:


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全宋文》第二十八册,页371。


在司马光看来,治理国家的首要目标在于防止天下陷于无序和混乱,而非再现历史上偶然出现过的那些理想的治世。对于任何时代,要建构和维持一种可以接受的秩序都是十分艰难的事情,只有依靠审慎和勤俭,才能远离乱亡的威胁。关于司马光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参见Xiaobin Ji, 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The Career and Thought of Sima Guang(1019—1086), 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5。正是在这样一种理念下,如何从历史经验中找寻失败的教训而非成功的范例,才成为司马光历史写作的内在动力。

在苏辙看来,孙复“尽弃三传”的春秋学姿态,也蕴涵着极大危险。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上祖陆淳而下开胡安国,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页214。。正是在这样一种经学的态度下,以三代以下的历史为价值缺失的历史这样一种历史观才有了经典上的依据。这里,苏辙敏锐地觉察到了孙复与王安石之间某种关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王安石的历史观直接导源于孙复。真正受孙复历史观影响甚深还是北宋的道学群体。一方面,在历史评价上,道学家往往“喜为苛议”。如伊川对魏徵的评价。《程氏遗书》卷二上载:“君实修《资治通鉴》,至唐事。正叔问曰:‘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辩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有善有恶,安得相掩?'”(《二程集》,页19)另一方面,在根本的历史观上,他们大都持一种反历史主义的立场。比如张载有“观书且勿观史”的议论。《经学理窟》,《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8月,页276。而程颐“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7月,页258。。在二程和张载等人看来,真实的历史进程并不必然地与天理的实现相一致。历史的偶然性往往成为左右成败的关键。阅读史书,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具体的事件,而是其中蕴涵的“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同上书,页232。。而既然真实的历史进程可以背离天理,这也就意味着也可能存在长时间的道或天理在历史中的缺席。而这样的观念,其实正是后来朱子与陈亮就汉唐评价等问题辩论时所强调的。参见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除历史视野相近以外,在对《周礼》一书的价值的看法上,二程也与王安石基本相同。张载说:“《周礼》是的当之书。”(《张载集》,页248)而程颐在回答“《周礼》之书有讹缺否”的疑问时说:“(讹误)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二程集》,页230)所以,尽管在变法的具体措施上,二程对王安石批评较多。但从根本的理念看,他们对于变法的态度与司马光等人是有着本质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