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妨先说一桩题外却是亲身经历的事。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号召“除四害”，说麻雀与人争粮，一年能吃掉多少亿斤粮食，因此在全国发动了一个人人都来消灭麻雀的运动。北京连轰三天麻雀，人们什么事不做，专在室外敲锣敲盆，大声呐喊，吓得麻雀飞来飞去，不敢落地，活活累死。孩子们还去各处掏麻雀窝。那一年确实搞死不少麻雀。但随后庄稼地里害虫增多，农作物大减产。原来麻雀除了与人争粮之外，也消灭害虫，是一种益鸟。经过这次教训，人们才开始懂得自己干了蠢事，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而这类蠢事，包括“全民炼钢”时砍光树木，到处建水库却无水可蓄，等等，一个时期里真还干了不少。

然而，比破坏自然界生态平衡远为严重的，恐怕还是破坏社会文化上的生态平衡。

长期以来，我们总想用革命观念取代一切，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世界。通过思想改造、“兴无灭资”以及各式政治运动，扫荡和消灭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思想、道德、观念，就像在自然界里对麻雀这类被认为有害的东西赶尽杀绝一样。从1950年代起，我们批判了武训那种行乞兴学的精神，批判了武侠小说那种仗义行侠的思想，批判了宗教，批判了教育救国论和实业救国论，批判了梁漱溟的“乡村本位文化建设”，批判了胡风“到处有生活”、“写真实”之类文艺观点，批判了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批判了马寅初的“人口控制论”，批判了巴人的人性论，1960年代初又批判了清官，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孙冶方的利润学说，认为它们在制造和宣扬改良主义，对抗革命道路，甚至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我们怀着对武装革命胜利的绝对崇拜，彻底贬斥这些本来有一定科学性或某种合理性，可以在社会生活中对革命起到不同的配合、辅助、补充乃至反证作用的事物和思想。本意是要尊崇马克思主义，实际却取消了对历史事物的具体分析，搞的是形而上学，既违背了历史唯物论，也违背了辩证法。毛泽东在1940年代初曾正确地说过：“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然而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掀起的这种种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恰恰是要荒唐地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取代社会人文科学的各种学科。其结果，教人向善的思想受到嘲笑，倡导爱心的理论受到蔑视，心理学科被宣布成“伪科学”而撤销，文化教育事业受到践踏，见义勇为精神在我们社会中失落，到“文革”，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道德观念却被当做“四旧”而受到扫荡。由此可见，新时期以来报刊大量报道的暴徒行凶无人挺身而出，小孩落水上百人围观，这类触目惊心的事例一再出现，绝不是偶然的。那是对我们破坏社会文化生态平衡的一种惩罚。

侠义精神是一种以正义感为基础的社会黏结剂。一旦这种精神失落，人们将真正成为一盘散沙，社会的抗恶机制将陷于瘫痪，连法制本身也难于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