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武侠小说是否真的阻碍革命,与革命势不两立呢?这个问题需要辨析和澄清。
武侠小说其实只是小说的一个品种,而不是一种固定的思想倾向。虽然一般武侠小说都肯定行侠仗义、急人所难,但就具体作品而言,内容比较复杂,有的突出除暴安良,有的渲染血腥复仇,可以说全由作者思想境界高下而定。《水浒传》前半部着重写官逼民反,颇具造反精神,故而屡次遭禁。清末民初也有一批武侠小说,鼓吹反清排满,当时来说与辛亥革命颇为合拍,革命性相当强烈。而像《儿女英雄传》这样的小说,就相当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人生理想(女主人公十三妹一心想当诰命夫人),可以说对当时社会完全不具有叛逆性或破坏力。所以,笼统地说武侠小说阻碍革命显然不符合事实,笼统地说武侠小说都推动革命也未必确切。
但就多数而言,武侠小说最影响人的是正义感。它给人灌输一腔热血,让人憎恨残暴的压迫者,同情无辜受虐的百姓,而不是教人等待侠客拯救。这种精神就和革命有了相通之处。一个人如果内心全无正义感,将永远是冷血动物,决无投身革命的可能。革命者起码要同情下层被压迫人民,有正义感,满腔热血,甘于牺牲。《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年轻时“成天让武侠小说迷瞪着,满脑子的劫富济贫,打抱不平,一心想练几手蹿房越脊、身轻如燕的真传”,并且在三十年代的北平参加了一个叫做“四民武术社”的团体,跟着师傅练太极,练八卦,练行侠。据她自己说,1931年她之所以单身离家走上革命道路,与那时读武侠小说“很有关联”:“你想啊,惜老怜贫,除暴安良的动机和救民水火的革命思想本来就是吻合的么!”《光明日报》1995年3月24日第六版所报道的杨沫这位“老革命”的现身说法,使人相信武侠小说不那么可怕,至少和革命不那么对立,相反倒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在中国新文学家中,与侠文化有关系的远不止一个杨沫。“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就很值得研究。他十多岁时已接触《剑侠传图》以及充满义士复仇内容的汉代野史《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图书。早年自号“戛剑生”,做过若干侠肝义胆的事。长大后对故乡先贤中有侠气的人物非常注意,曾经编集过一本名为《会稽郡古书杂集》的书;对秋瑾这样富有侠义精神的烈士,则尤为钦佩。在《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正面肯定了“豪侠之士”,视之为爱国者,热情地说:“吾知豪侠之士,必有悢悢以思,奋袂以起者矣。”1926年写的《铸剑》,可以说是一篇现代武侠小说。主人公黑色人就是一位代人向暴君复仇的侠士,而且其名字“宴之敖者”,就是鲁迅自己曾经用过的笔名,足见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喜爱。墨家一向因“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被誉为侠义(孙诒让《墨学传授考》),鲁迅也肯定“墨子之徒为侠”,直到1930年代,还写了《理水》、《非攻》两篇小说,颂扬禹和墨子为民请命、埋头苦干、急人所难、不求名利的那种墨侠精神(按《庄子·天下篇》,墨子思想导源于禹);同时也特别警惕侠在官方压迫和引诱下的变质、堕落现象,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作了论述和揭露。有人依据此文而断章取义,竟说鲁迅视侠士为流氓,对侠文化完全否定,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误解或曲解。
还可以举出老舍。这是一位童年就从传统曲艺和小说作品中深受侠文化影响的作家。他的小说,虽然幽默,字里行间却浸透着一个“义”字,让人笑了又哭。他在《我怎样写短篇小说》中谈到《断魂枪》时说:“它本是我所要写的‘二拳师’中的一小块。‘二拳师’是个——假如能写出来——武侠小说。我久想写它,可是谁知道写出来是什么样呢?”武侠小说并没有写成,但《断魂枪》特有的那股刚烈而又悲凉之气,依然分外感人。老舍的长篇小说中,经常活跃着一两个侠客的影子,如《老张的哲学》中的孙守备,《赵子曰》中的李景纯,《离婚》中的丁二爷,《牛天赐传》中的虎爷、王宝斋,连《猫城记》中还有个勇于献身的大鹰,他们在危难关头仗义行事,扶贫救急,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直到1947年,老舍在美国纽约还写了三幕四场话剧《五虎断魂枪》,其中突出赞美了以王大成、宋民良为代表的豪侠之气。老舍小说决不是廉价的“革命文学”,但书中那种凛然正气、侠义情怀,无疑曾激励旧时代广大读者走上同情革命的道路。
我个人还有这样的经验:即使对某些身世不很熟悉的作家,以义侠精神观之也会像一道光柱,把他们的作品连同灵魂,照得通体透明。例如台静农,早年是未名社成员,与鲁迅过从较密,写过《地之子》、《建塔者》两本短篇小说集,前者是出色的乡土小说,后者则显示作者思想又跨前一步,成为革命者的风姿。何以如此?则不很了然。后来读叶嘉莹教授《<台静农先生诗稿>序言》,方知台静农抗战时期曾写过一些慷慨激昂的旧体诗,其中《沪事》一首谓“他年倘续荆高传,不使渊明笑剑疏”,《泥中行》一首谓“何如怒马黄尘外,月落风高霜满鞴”,《谁使》一首谓“要拼玉碎争全局,淝水功收属上游”,可见他青年时代原是壮志报国,深受荆轲、高渐离一流影响的知识分子。这时反观他1920年代末白色恐怖下的思想状态,以及许寿裳被刺杀后五六十年代在台湾的长期沉默,也就顿然醒悟,觉得豁然开朗了。台静农的一生,无疑再次证明:侠肝义胆确实和革命相通!
仅此数例,足以说明:那种把武侠小说和新文学乃至和革命截然对立起来的看法,是缺少根据的。
武侠小说还有一个罪名,是对缺乏思想防范能力的青少年产生“毒害作用”,让他们痴迷得离家出走,入山学道。这种后果应该说有可能出现,记得在1940年代,确曾看到报上登载过少年上峨嵋山学剑的消息。但这个问题又不是应由武侠小说单独面对的。据我所知,即使读革命的文艺作品,也曾发生过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例如,读了抗日小说《铁道游击队》,有的孩子就学跳火车;看了抗日电影《小兵张嘎》,有的孩子就到处用小刀扎自行车胎。这类问题,恐怕不能归罪于作品本身,只能依靠家长和老师正面引导来解决。而且,有些所谓消极作用,也是多少被夸张了的。眼前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汤一介教授的事。曾有同事告诉我:汤一介教授年轻时和游国恩、余冠英的儿子一起,因看武侠小说入迷,偷偷进山去学道,家人找了好久才找回来。后来我和汤夫人乐黛云女士谈起此事,她的回答使我吃惊:原来,汤当年确实爱看武侠小说,但1943年那次离家出走,却是要从昆明奔向延安,但刚到贵阳,就被抓起来了,家人为了免除政治麻烦,才以读武侠入迷来遮掩。我恍然大悟之余,不禁想起香港饶宗颐教授类似的自述,他对采访者说:“我六七岁时,image非常多,非常活跃。最喜欢读武侠神怪书籍,尤其是《封神榜》。怪、力、乱、神四个字中,最引我入胜的就是一个‘神’字。七八岁时我差不多写了一部小说叫《后封神榜》。”可见,一些武侠神怪小说,对培养孩子的丰富想象力还是有帮助的。在面对这类作品时,孩子们一方面需要成人的引导,防止因缺少自持力而入迷,将这类小说可能有的负面作用限制到最低,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噎废食,应该敢于放开,大胆锻炼并增进孩子的想象力与分辨力,从作品获得更多的益处。两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