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韬与香港《循环日报》
《循环日报》，1874年2月4日发刊于香港，由中华印务总局创办，黄胜为大股东，不久便退出。随后，陈蔼廷加入，为大股东，任总司理，正主笔为王紫诠，即王韬。该报为当时香港由华人出资、华人自办的唯一中文报纸。它一开始就以日报的姿态出现，除星期日外，每星期每日发行两张四版，很快打开销路，乃至远播海外，成为很有影响的一份华文报纸。早期报纸，如创刊第二号、文摘小册子等原件，大英图书馆有收藏。
王韬（1828—1897），原名畹，字利宾，又名翰，号兰卿。1862年改名韬，字仲韬，一字子潜，又名紫诠，别号韬园老民、天南遁叟。苏州甫里（今江苏吴县）人，44出生塾师家庭，自幼受过严格的儒学教育。他科考不举，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之聘，受雇于教会在上海开设的墨海书馆，这是中国第一个使用铅印设备的出版机构。他从22岁到34岁，任职十多年，帮助传教士翻译西书，如《圣经》，获得了广泛好评，思想也深受影响。他参与了《六合丛谈》、《遐迩贯珍》等报刊的工作，熟悉了有关业务。1854年8月，他受洗为基督教徒，但生性颇为风流。1862年，他因上书太平军被清政府通缉，逃往香港，协助传教士理雅谷翻译中国经书，参与编辑英报《香港近事编录》，曾为主笔。1867—1870年，他应理雅谷之邀，往英国译书，多次亲临英国下议院，旁听其议事过程，对君主立宪制度不胜羡慕。他所翻译的《中国经典》，使他在英国颇有名气，应邀登上牛津大学的讲坛。他还考察了《泰晤士报》的有关情况和政论特点，深刻了解到新闻报纸在西方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返回香港后，完成巨著《普法战纪》，连载于《香港华字日报》，并为该报撰写一些政论性文章。1873年，他与黄胜等人集资买下原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成立了中华印务总局，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循环日报》。
《循环日报》的编排形式，基本上模仿《香港华字日报》。第一版主要为有关公司、诸业行情的经济信息。第二、三版为新闻，分“京报全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也转载上海《申报》等报纸的报道。第四版是广告，相对较少，这与当地欧美公司不积极支持有关。其特点是政论文章较多，往往是头版头条一篇政论，有时也冠于第二版新闻栏，可称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该报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个以政论为冠的报纸，成为早期改良派系统宣传其政治主张的重要阵地。1883年，王韬将发表的政论时事文章汇编成书，名为《韬园文录外编》。《循环日报》所发新闻追求“新”和“快”，在截稿后接到重要消息，即将其刊登于每天发行的“行情纸”。1874年5月4日，该报首次印刷“特印小纸，以便先得览观”，可以说是中文报的第一张“号外”。
王韬接受西学多年的濡染，认识到只有向西方学习，厉行改革，中国才能振兴。他亲理报务十年，撰写政论十年，及时论述时政，内容广泛，文字朴实，浅显通俗，文意清晰，立论鲜明，直陈时弊，境界开阔，中心在变法，鼓吹洋务，呼吁政治改良，学习外国先进科技。他指出中国政治腐败之根源在于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必须进行民主化制度改良，第一个在报纸上提出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强调“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他主张发展工商业，允许民众自由择业；兴办工矿交通事业，“官办不如商办”，应允许“民间自立公司”；主张废除八股取士之法，改革科举制度，选拔有用人才；提出政府必须倾听民众的声音，让民众讲话。他独创的政论文体，以战斗的文风一扫让人窒息的时文气息，使读者精神为之一振。可以说，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杰出的报刊政论家。
《循环日报》之名称暗指国家政局之循环理论，在谈到三皇五帝时，对其时代推崇至极，由是其循环论便建筑在王道的基础上，认为国家应实施各种应变措施，变法图强，只要清廷能适当地进行改革，应变得法，“去成见以求通变”，那么政局“终而复始，循环不已”，王道将是永存的。这也反映出王韬的改良主义思想，即所谓“天地间循环之至理也”。基于这样的世界观，《循环日报》成为王韬主张变法自强的重要论坛，其言论也颇受后来变法维新人士的重视和推崇。为了洗清自己参与太平天国的嫌疑，表明自己的“清白”，他也写了许多猛烈抨击太平军为“贼”、“寇”的文章，如谈论如何肃清太平军余部的《平贼议》等。
《循环日报》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刊登世界新闻及其对国际时局的评述。特别是对于中外关系的课题，该报无不详尽报道，并提出明确的看法。比如，关心安南（今越南）的形势；留意俄国在中国北方的行踪；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更是投以羡慕的眼光，予以详尽的报道，还常引以为例，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借鉴。同时，对日本图谋对邻邦的侵略，该报也能给予密切关注和抨击揭露，尤其是对日本出兵台湾的警告，义正词严地指出：“中国保卫台湾名正言顺。”该报更密切关注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经常转录西报的言论，对于西人西报任何侵害中国主权的言论，都能给予无情的驳斥。如《严禁贩人出洋》诸文的主张，就是针对“猪仔问题”而发。
为什么《循环日报》会如此成功？一是在香港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能够较为自由地讨论政治问题，《大清报律》管束不到，而不至于被清廷通缉或遭官府骚扰。二是由于王韬的际遇与努力，他接触和认知西学的程度已远远超出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曾亲自对西方政治体制进行过实地考察，有深厚的学养和弘毅的抱负，所以能够发表一些较为深刻的见解。三是王韬向往西方新闻报刊所发挥出的政治、法律和道德诸方面的威力，努力实践其追慕的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开创出中国“文人论政”的文化样式，其笔锋涉及之广、气势之雄，也是前所未有的。四是《循环日报》对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始终抱批判和警惕的立场，这一论事立场较适合当时大多数民众的胃口，也成为其后中国民间自由主义报刊遵奉的一大原则。五是该报在经营上采用各种办法扩大影响，为获得华人社会的支持，早期不但采用免费赠送报纸的办法，还在四处发海报，进行宣传，在国内五大通商口岸及海外华人聚集地都设立代理店。为了方便外埠读者邮寄和翻阅，该报还提供一周报纸装订成册的服务项目。
总之，《循环日报》的报道能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依归，对内呼吁变法自强，对外反对列强对中国任何权益的侵犯，成功地演绎了华人出资、华人操权的华文报纸所应有的品格，赢得了广大国民的信任与喜爱，其成功不是偶然的。另46外，中华印务总局还有其他经营业务。据《循环日报》有关广告，总局为客户代印各种中英文书籍、文件、契约，报纸也代为刊登广告、海报。总局还出售各种书籍、字典乃至染发药水和各式补药，出售大、中、小样的活板字等。上述经营活动对于早期的《循环日报》，也应是不可忽视的财政补贴。
香港还有《维新日报》，1879年由陆骥纯以个人资本创办，与《循环日报》体例大致相同。中法战争期间，该报支持抗法斗争，颇受欢迎。香港国人办报的成就，很值得人们深思：为什么只有在香港这一殖民地，中国报人才能于自由中获得一定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