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际秩序转型的特点

从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和变迁来观察，新旧国际秩序的转型往往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新旧秩序的转型通常发生在战争之后。世界战争或大规模战争往往成为新旧秩序转换的直接催化剂，战后大国或大国集团都要召开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制订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将新的秩序确立下来。“一次真正的危机意味着一个转折点，它是如此具有决定性，以致会导致体系的终结，并被一个或更多的后继体系所替代。这种危机并不是反复（周期）发生的，它在任何一个体系的存在过程中只会发生一次，并标志着该体系的历史终结。它不是一种迅速发生的事件，而是一个转型时期，是持续几代人时间的一个长时段。”因此，历史的经验仿佛给人这样的印象：国际秩序的转型必然伴随着战争。而战争又与大国崛起相关，如法国的崛起与拿破仑战争，德国的崛起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再崛起和日本的崛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次，大国主导新旧秩序的转换。战争因大国的卷入而扩大，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争之后，大国都在寻求通过实力的显示或外交的施展，在新秩序中获取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大国在创建、维持、改革和操纵国际秩序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某一种秩序的性质、范围、内容、重要性和结构是直接与大国相联系的。”弗兰茨·舒尔曼指出，两千五百年来，由某些长久存在的帝国产生的世界秩序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要政治形式。作为国家安全的追求目标，大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建立一种秩序，实现霸权统治下的和平，正是由于这种大国主导欲望的角逐，勾画出了未来国际秩序的轮廓。“毫无疑问，旧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或许一直是以大国为中心的，这实际上意味着第三世界只能处于依附地位。一种秩序并不一定能一视同仁地代表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对某种秩序的支持、抵抗或转化取向，多少有赖于成员国的相对位置。很显然，对于某个行为体来说，一种秩序的意义就是能够实现其价值倾向，大国与小国对一定秩序的倾向绝非是同等的。对于置身其中的秩序，感到满意的国家和感到不满意的国家在观点上会大相径庭。尤其是，创建这一秩序的行为体倾向于肯定其合法性，并且使用各种手段努力维持和增强这一秩序。”

最后，新旧秩序的转换直接体现在一系列大国之间的战后安排、协定或机制上。如凡尔赛会议确立了凡尔赛秩序，维也纳会议确立了维也纳秩序，雅尔塔会议后形成了雅尔塔秩序，等等。这些历史事件为战争之后的世界作出了制度性安排，也是大国之间权力或利益再分配的历史性定格。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两极格局崩溃，标志着二战后形成的冷战体系瓦解，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期。虽然旧的冷战秩序被打破了，但新的国际秩序还未建立起来，这个过渡时期就是国际秩序的转型期。然而，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次国际秩序转型不同的是，当前国际秩序的转型呈现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它并非发生在大战之后，在可见的将来也不大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战争，相反，国际秩序正在经历一种“和平转型”。通常对于国际秩序的大变迁，分析家们总试图从一些标志性事件中寻求线索或答案。从上述分析中看出，历史上重大事件或战争的确成为国际秩序转换的标志。然而，冷战结束，两极体系解体，国际秩序随之进入新的转型时期，迄今以来的国际政治或国际秩序的变化说明，这种转换基本上是“和平性的”或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

第二，当前国际秩序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这与第一点有关。由于这次国际秩序不像以往一样是通过战争方式进行转换的，是相对和平的变革，当然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这就需要我们转换思维方式，认真思考这种新的国际秩序转换模式的特质、内涵及其影响。这种转型所需要的时间或过程可能会更多或更长，未来究竟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还不能十分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力量组合对比、所处的国际环境、内部环境以及观念、身份、制度和利益等均会出现或已经出现新的变化。

第三，国际秩序转型的内容和建构方式发生了变化，参与建构的主体更加广泛和多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主要围绕着军事安全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问题，而且这两次建立新秩序的主要是西方的战胜国。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新秩序问题远为复杂。从国际新秩序的内容来看，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外交、安全、经济、文化等。从参与者来说，既有西方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

第四，全球化成为推进国际秩序转型的一个新型推动力。这次秩序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是全球化与冷战的终结，这两大因素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国际秩序。与历史上其他国际秩序的转型形成显而易见的对比，这次国际秩序的转型是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全球化浪潮在对世界资源配置进行重组的同时，对国际关系、国际生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国际资本的大转移、世界产业分工体系出现历史性的重组，一些适应能力强、产业调整早的国家迅速发展起来，而不能适应或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的国家则付出了沉重的机会成本代价。全球化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社会和地区发展变化以及其中行为体行为模式的决定力量之一。国际关系的体系体更加多元，国家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转型”力量，导致国际秩序中的社会、经济、安全与制度的剧变，因此，对于这种变化，光靠“历史的经验”并不能充分理解它的现代意义，甚至可能出现误判。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国际秩序转型中是没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