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际秩序的转型

何谓转型？转型是指一个事物演化成另外一个事物或一种状态演化为另一种状态的过程，即一定时期内因数量上的累积或减少而产生的变化，是新元素逐渐取代旧元素的过程。转型的方式可能是剧变，也可能是渐变，既可以是数量上的增减，也可能是本质的改变，并最终出现结构性或体系性变化。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转型是指原有的国际秩序形态被打破，新的形态还未建立起来，而处于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中，这个特定的历史过程就是国际秩序的转型。本书所讨论的国际秩序的转型，特指冷战秩序结束之后国际秩序的转换或演变。

关于如何分析转型有不同看法，在这里需要介绍一下美国学者从“世界体系论”的角度进行的转型分析。美国学者特伦斯·K．霍普金斯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合著的《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世界体系理论探讨的问题很多，沃勒斯坦曾归纳了十个方面，但总的看来是三大方面，即世界经济体系、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文明。

世界体系理论有两个基本的设定：其一，它认为，人类历史形成的部族、种族、民族以及民族国家，总是在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中演化和发展，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16世纪以前形成的世界体系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它们并不是以自然的经济互补为主导而形成的超国家“世界性体系”，而是以政治扩张（包括暴力）为手段整合而成。因此，这些“世界性帝国”有单一的政治中心，却没有相应的“世界性经济”。自16世纪起，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所以说，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孤立地产生；跨国界经济的相互联系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筑基础。

其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由于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组成区域，分别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其中心区（核心区）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成品向边缘区销售，牟取利润，同时控制着世界体系的金融、贸易市场运作；边缘区向中心区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廉价劳动力乃至销售市场；半边缘区则介于二者之间，“代表了从中心到边缘这个连续统一体中的一个中间点”，兼有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双重特征。这个体系的开放性导致了中心区的不稳定性，历史上已经几度发生了中心区的变动。三个不同地区、三种不同经济角色，缺一不可；否则，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不可能存在。这个体系运行的动力在于“不等价交换”与“资本积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既存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更存在于中心区与边缘区不同地区之间。因此，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始终存在压迫、剥削和不平等，总是经历着由扩张引起的供过于求的“过剩”危机，出现一次次周期性振荡；但它本身又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机制，以致能够在长达五个世纪之久的历程中，度过一次次危机而得到发展。

《转型时代》对当代世界体系发生的重大变迁作了剖析，并对其未来趋势作了预测。沃勒斯坦以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观点为框架，对近五十年体系变迁的研究从方法论上把握了两点：一是要作整体性研究，不为个别突发事件所干扰；二是进行长时段考察，不为一时的走势所左右。在他看来，1945—1990年间的岁月只是现代世界体系长期历史演进中最近的一个历史时期。而现代世界体系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从形成的那一刻起就包含了一整套序列的制度结构，规制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活动。这些制度变量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构成部分，又是影响体系演变的重要因素。它们伴随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不断地被重构，相互间可以区分但无法分离，任何一个或它们彼此间发生振荡、障碍或转化，都将影响其他变量，甚至诱使整个体系发生危机。

沃勒斯坦还认为，世界体系既然是一个历史进程，那么，它就在不断变化，或者说存在着周期节律与长期趋势。在1945—1990年间，十分巧合的现象是，标志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正好同标志国家体系周期变动的霸权周期吻合。于是，他沿着两种周期演变的脉络，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从A阶段向B阶段的演化与霸权兴衰的周期演化双轨迹展开剖析，从而确认两种周期变动的同步转折时间是1967—1973年。对于未来的预测，沃勒斯坦提出了两种可能：一是现存的世界体系继续发生作用。美国的霸权地位虽然遭到削弱，但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军事实力上仍然保持一定的领先地位。它将不遗余力地在北方诸国寻求新的联盟，以图继续左右世界体系的发展。而欲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就必须克服体系的主要制度变量目前所遭遇的困难，对此可以说是前景莫测。另一可能性是，发生体系危机或分叉，出现一个混乱时期，其结果亦将是不确定的，或重构一种与以前体系一样的充满等级、不平等和压迫的体系，或可能构建一种相对平等和民主、较为和谐的新体系。

世界体系论有助于从“世界经济体系”角度理解国际秩序的转型，然而，它也存在缺陷。其一，它忽视了存在于统一体之外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其二，在资本主义世界诸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社会理念、价值追求、建国模式、发展目标与路径等并非一致。比如，欧洲与美国在上述几方面都有较明显的区别。即便是在欧洲内部也有莱茵模式与英美模式之争，这些差异对体系转型均有影响。其三，仅从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视角去观察，恐怕难以摆脱客体的局限性，致使得出的认识同客观实际发生偏离。

现实主义者罗伯特·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的变化有三类：体系变更、系统性变化和互动的变化。所谓体系变更包括国际体系本身的特征所发生的主要变化。系统性变化涉及对一个国际体系统治的变化。互动的变化则是指一种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者之间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互动，或者是各种进程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包括该体系权力和威望的所有等级的变化，但通常包括具体体现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利和规则的变化。

在分析国际秩序的转型时还需要区分它与“霸权转移”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秩序的转型就是霸权的转移。“与其认为互不相关的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构成了整体，还不如视世界历史为一个系列的霸权重组或‘霸权转移’——世界经济积累中心转移的结果。”这一观点还相信，这些霸权转移具有极其深远、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构成了可以称之为“霸权方式”的转移，从而影响了世界秩序的性质以及世界秩序中各“社会”的构成。霸权转移显示出了世界体系中内在的竞争规则，特别是显示出了世界经济中的积累周期。

其实，世界体系并非总是由某个单一霸主统治着，有的时段可能是受多个同时存在的、通过冲突与合作关系愈益紧密的中心大国共同主导的。由于技术革命、信息革命、金融膨胀、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使国家的权力出现后退，也使旧的“国际治理”逐渐让步于新的“全球治理”。在全球化改变世界的今天，或者说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秩序的转型可以在不发生“霸权转移”情况下出现。或者说，霸权转移不一定必然意味着国际秩序的转型，同样，国际秩序的转移并不等于是霸权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