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死刑只把人当做手段利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人是社会的主体，具有最高的价值，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在此意义上说，人是目的。但是，个人只能在社会联系中存在，每个人对社会以及他人又有义务和责任，在此意义上说，个人又是手段。人的目的性与手段性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马克思说：“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手段互相利用。这两种情况在两个个人的意识中是这样出现的：（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2）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因此，对于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犯罪人在内，都不能只是作为手段，而不作为目的（自为的存在）；也不能只是作为目的，而不作为手段（为他的存在）。

但是，死刑却反其道而行之。它彻底地否定了罪犯个人的存在及其目的性，只是把犯罪人作为社会自卫的ultima ratio[最后手段]，用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这种只把人当做手段，不作为目的的理论，貌似合理，实则荒谬。

首先，正如意大利近代刑法学鼻祖切萨雷·贝卡里亚所说，“死刑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犯罪人也是人，也有生存权，人们没有杀死自己同类的权利。

但是，与贝卡里亚不同，德国著名思想家黑格尔（1770—1831）认为，国家有处死罪犯的权利，对杀人犯应当处死刑。他从抽象地承认人的尊严出发，认为刑罚是罪犯的权利，是犯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结果，对他判处刑罚，“正是尊敬他是理性的存在”。对于黑格尔的这种说法，马克思在《死刑》中作了深刻剖析：“这种说法有些地方好像是正确的，因为黑格尔不是把罪犯看成是单纯的客体，即司法的奴隶，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个自由的、自我决定的人的地位。但是，只要我们稍微深入些观察问题的本质，就会发现，德国唯心主义只是通过神秘的形式赞同了现存社会的法律”。而这些法律一面规定惩罚谋杀行为，“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这是一种荒谬的现象”。

其次，以社会自卫的名义，将死刑作为“最后手段”，用以恐吓其他的人，这同样是荒谬的。因为，如果把罪犯单纯地看作社会自卫的手段，那就是否定了他作为人的自主地位；如果用杀死一个罪犯去恐吓其他的人，那是对其他人的人格的亵渎。

虽然黑格尔主张对杀人犯适用死刑，但是他反对将威吓作为刑罚的根据。他说：“如果以威吓为刑罚的根据，就好像对着狗举起杖来，这不是对人的尊严和自由予以应有的重视，而是像狗一样对待他。”在这里，黑格尔抽象地承认人的尊严，反对把人像狗一样对待，但是由于他主张保留死刑，又具体地否定了犯罪人的尊严，从而又陷进了把人像狗一样对待的泥潭。

再次，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将死刑作为预防犯罪的手段（实际上也就是将死刑犯人作为预防犯罪的手段）从来就没有成功过。所谓“杀一儆百”，只是人们的猜测，难以找到科学的根据。如果杀死一个罪犯，能够抑制上百人犯罪的话，那么也许在地球上犯罪早已绝迹了。

关于死刑是否有最大的威慑力，人们争论已久，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有些人认为，因为求生惧死是人的本能，所以死刑有最大威吓力。有人估计，执行一次死刑，可以减少7—8次，甚至20—24次谋杀案的发生。但是，另有许多人认为，犯罪发生受社会因素、人的生物和心理因素，甚至自然因素的影响，有客观的规律性，同刑罚的种类、轻重关系不大。有人曾经对某国或者某些州废除死刑前后的谋杀罪发生率做过统计，其结论是没有变化，甚至有的比以前还下降。由此可见，关于死刑的威慑力是一个真伪难证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外历史已经证明，企图利用死刑来恫吓人们不去犯罪，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历史上，罗马帝国企图用酷刑扑灭基督教之火，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用同样的方法企图扑灭新教之火，结果都是适得其反。中国古代秦王朝滥施极刑，是导致秦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量增加死刑罪名、扩大判处死刑的内控数字，是否达到预期的抑制犯罪的效果，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马克思在《死刑》一文中，引用了英国《晨报》为批评“《泰晤士报》的酷爱绞架和该报的血腥逻辑”而附载的，在1849年四十三天内发生的死刑与杀人、自杀事件的对比统计表后，写道：“这个统计表证明（《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不仅自杀而且连最残暴的杀人行为都是在处死罪犯之后立即发生的。”这样的例证，在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实际上，死刑对人们的心灵，不仅起不到感化的作用，而且是适得其反，死刑的适用结果使人们的心智变得麻木，原本善良的心灵也逐渐适应、习惯并接受了死刑的残酷现实，使死刑成为“整个民族进行的隆重的谋杀行为”。历史上，人们热衷于执行死刑的场面，围观者欢呼雀跃，津津乐道，在那时，哪里还会有人想到这是人类在自相残杀，在消灭自己的同类呢！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些地方还依然可见游街以及游街之后的公开执行死刑，而围观者竟然包括未成年的孩子！此情此景，用贝卡里亚的话说就是，死刑“给予人们的常常是一付铁石心肠，而不是教人悔过”。

总而言之，正如马克思所说，将死刑称赞为社会的最后手段，“是在公开歌颂刽子手”，是在宣扬“野蛮理论”。因为，“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有什么权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况且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从该隐以来，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适得其反！”

应当说明的是，虽然马克思反对将犯罪人作为手段，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否定刑罚的作用。只不过，他从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实践出发，从劳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个前提出发，提出通过生产劳动改造罪犯的思想。1875年，针对德国工人党在《哥达纲领》中将“调整监狱劳动”作为国家精神和道德的基础要求之一，马克思指出：“在一个一般性的工人纲领里面，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要求。无论如何应该明白说出，工人们完全不愿意由于担心竞争而让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特别是不愿意使他们失掉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这是应当期望于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马克思的通过生产劳动使犯人改过自新的刑罚思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中国进行了成功的实践，尤其是对战争罪犯，包括对末代皇帝的改造，至今仍然为世人所称颂。毛泽东曾经说过：“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问题，还有方法问题……如果采取帮助改造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改变的。”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把犯罪的人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