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进化概念为主的宇宙理论，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存在。在五世纪时，有关宇宙理论的某些知识，从远在恒河河谷和爱琴海亚洲沿岸的发源地，传到我们这里。印度斯坦的早期哲学家，和希腊的爱奥尼亚哲学家一样，认为现象世界的显著而又典型的特征，是它的易变性；万物无休无止地流动，从产生到有形的存在，到不存在，其间看不到它们开始的任何迹象，也看不到它们结束的任何征兆。现代哲学的某些古代先驱者也非常清楚，痛苦是一切生物的标记——它不是偶然的伴随物，而是宇宙过程的本质要素。精力充沛的希腊人，在“斗争是父、是王”的世界里，或许找到了无尽的欢乐；古老的亚利安人的精神，却被印度贤人的寂静主义所征服；笼罩着人类的痛苦之雾，遮蔽了他的视线，使他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对他来说，生命就是痛苦，而痛苦也就是生命。

在印度斯坦，如同在爱奥尼亚一样，继漫长的半野蛮时期和争斗时期之后，曾出现过一段比较发达且相当稳定的文明时期。富足和稳定孕育了悠闲和教养，不过紧随其后的却是患上耽于思考的毛病。最初，人类仅仅为了生存而斗争，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斗争；虽然对少数幸运者来说，这种斗争有所减轻并部分得到遮掩。后来又出现了一种斗争，旨在让人们理解生存的意义，使事物的秩序与人的道德观协调一致，这种斗争同样是永无止境的。然而，对少数会思考的人来说，随着知识的一点一滴增长，随着有价值的人生理想的一步一步实现，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尖锐了。

2500年前，文明的价值与现在一样明显；那时和现在一样，显然只有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园地里，才能结出人类能够结出的最美好的果实。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文化所带来的福祉并不是纯粹的。园地很容易成为温室。感官刺激和情感放纵，为寻欢作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由头。随着知识领域的不断扩大，为人类所独有的思前想后的能力也相应发达，人类不仅关注转瞬即逝的现在，还要关注过去的旧世界和未来的新世界；人类在其中逗留得越久，文化水平也就越高。感官变得敏锐、情感变得细腻，为人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但也正因如此，人类的痛苦程度注定也要相应加深。超凡的想象力既创造了新的天堂与新的尘世，但也相应地给人们创设了地狱，使人类充满了对过去无益的悔恨、对未来病态的焦虑。最后，过度刺激必然得到惩罚，走向衰竭，文明向其大敌——厌倦——敞开大门；不论男女，凡事都毫无兴致，只有死气沉沉、平淡无味的厌倦；一切皆空虚，一切皆烦恼；除了逃避死亡的烦扰之外，人生似乎没有活下去的价值。

甚至纯知识的进步，也会招致报复。有些问题，只知行动的野蛮人，原本已经用粗糙、现成的办法解决了，但当人类有时间开始思考时，这些问题又重新引起注意，并显示出它们仍然是未解之谜。怀疑这种仁慈的魔鬼，为数众多，本来藏身于古老信念的坟墓之中，如今却现身人间，从此便赖着不走。神圣的习俗，也就是祖先中的智者制定的神圣法律，原本受到传统的尊崇，并认为是永远有益的，也遭到了质疑。文化培育的反思能力要求他们出示证据，并且按照自己的标准对它们做出判断，最后，把自己认可的东西纳入伦理体系，其中的推理不过是为采纳早就做出的结论而提出的体面托词而已。

在伦理体系中，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原理是正义的概念。除非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同意相互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否则社会是不可能形成的。社会的稳定，有赖于他们坚定地遵守这一协议；只要他们稍有动摇，相互信任这一社会的纽带，就会遭到削弱和毁坏。除非狼群达成一个真正的协议（尽管是默示性的），即在猎食时绝不互相攻击，否则它们是无法集体狩猎的。最初级的社会组织，也就是根据类似默认或明示的协议而生活的一群人，较之狼群社会来说，已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步，他们同意运用整体的力量来对抗违规者，保护守纪者。这种对共同协议的服从，以及随之而来的根据公认的规则对赏罚进行分配，就叫做正义；与此相反的，就叫做非正义。早期伦理学不太关注违规者的动机。但是，如果对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的案件，对纯属错误的行为和犯罪行为，不做严格区分，文明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不过，随着道德鉴别力的不断细致，因上述区分所产生的赏罚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就算必须以命抵命，也要认识到，过失杀人犯不应一律处死；通过对公共的正义概念与私人的正义概念进行折中，就为过失杀人犯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使他免于“以血还血”者的报复。

正义观念就这样逐步得到了升华，从根据行为进行赏罚到根据是否应得，或者说，根据行为者的动机进行赏罚。正直，即源于正确动机的行为，不仅成为正义的同义语，而且成为清白无辜的绝对要素和善的真正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