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建交与战争赔偿

一、中日建交的前前后后

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日工作也成立了一个重要的班子，这个班子先后经过周恩来总理和廖承志同志的领导。班子里的成员是从各个方面调来的，大家集中在一起学习，讨论情况。这种方式很重要。比如说“对日本这个国家怎样看”这一问题，大家一开始意见都不一致，有的人认为虽然日本军国主义投降了，但还可能复活。日本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呢？统一的意见很重要，因为对我们怎样看待日本，怎样处理对日关系，怎样开展工作，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是不行的。后来经过学习，大家的意见逐渐一致起来。首先，大家都认为日本军国主义被打败了，战争结束了，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虽存在，但日本是一个与战前不同的国家，中国也不同于过去，经过解放战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了。中日两国是可以在新的起点上处理关系的。其次，战后日本还没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可是却和蒋介石搞了外交关系，同这样一个政府谈建交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要采取从民间外交往来开始，用民间的力量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政策，这个方针后来也订下来了。

用什么方式与日本建交呢？这也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当时研究有四种方式：第一，日本废除日蒋条约后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这对我们很好，但是看来日本办不到，美国也不干；第二，日本既和蒋介石集团缔结和约，同时又和我们建交，这个我们不干，因为就有“两个中国”了；第三，日本现任的外长和首相到中国发表声明，愿意和我们建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这样战争状态也可以算结束，两国友好合作共同保卫亚洲和平，但这种方式也不行，因为日本没有哪个政治家有这样的勇气；第四，已经下了台的首相到中国来，比如说在自由民主党里有相当地位的石桥湛山，因为这些人有一定的政治影响，能对政府起推动作用，再和人民外交结合起来，用积累的方式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用周总理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做的都做了，最后就剩外长签字就可以了！”而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中日建交二十几年就是使用这种方式，即用第四种方式来实现——中日建交就恰恰是这种方式。

台湾问题 含糊其辞

吴：什么时间可以和日本建交呢？1964年中法建交，这时也是在佐藤荣作组阁后不久，佐藤上台前后在中日关系方面因为有很多积极的表现，以至于当时日本政坛出现了一种论调，即亚洲会不会出现个戴高乐？日本的戴高乐会不会是佐藤荣作？由于日本有了这种看法，我们也对此做出了研究，结果是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还不能说中法建交后下一步就是日本，因为要日本放弃美国和抛弃台湾，这不仅短期内做不到，长期也很困难，还需要相当长的时期，要做长期的斗争。现在日本靠美国的倾向还没有根本改变，只是扭过去一些。对日本不是要它反美，而是要它同美国闹独立性。日本自民党虽然有许多派，但在台湾问题上却是一致地，含糊其辞，大多数都有野心，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接近我们的目前还只是少数。法国讲“台湾归属未定”，只是说给美国听的，他们对台湾没有野心，日本则不然，吉田茂、岸信介这些人都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现在法国有46亿的外汇储备，腰杆硬了，敢和美国闹，日本只有18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许多是美国银行的贷款，所以日本现在还不行。但从长远看大有文章可做，关键是日本本身力量强大起来，也需要日本人民力量高涨。看来还要7年的时间，7年内我们要鼓鼓劲把国内的建设初步搞好。周总理的这段话，我认为这一看法实际上是讲明了中日复交的进程或时间表。

由于中日往来多了，我们对日工作的班子对日本的看法有很多问题，特别是在感情上，因为我们受日本侵略时间太长了，那么又怎样来区分日本呢？如果不区分，对日工作就无法展开，所以当时也有两个大的区分。第一是把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分开；第二是把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高级人员和一般职员分开。有了这两个区分以后就能够交往更多的人，不然就会把这些人看成一样，这点很重要。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对于日本以前的军人怎么看？这些军人曾经都是在中国烧杀抢掠，直接面对面地压迫过我们的。经过我们的工作后出现了三个旧军人团体。一个是以远藤三郎为代表，远藤在日本投降时是个中将（当然他在后期也反对扩大战争），但他在1956年来中国时态度很友好，后来他还成立了一个“日中友好旧军人之会”。这个团来中国访问时，毛主席非常重视并接见了他们。第二个是以藤田茂为代表，这些人是从抚顺战犯收容所放出去的人，他们成立了“归还者联络会”。我们曾在1956年进行过一次审判，当时藤田茂反省得最深刻。这些人回去以后对中国都很友好，而且绝不隐瞒自己过去是在战犯收容所待过。他们见我们就说自己是在抚顺收容所待过的，而且受过很好的教育。第三个是以在冈村宁次下面做过参谋的笠时乘为代表，他成立了一个旧友会。这个团体对侵略中国的战争认识很深刻。他每年率团到卢沟桥去反省，而且他这个团还吸收一些自卫队的，也就是自卫队的军官中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有认识的，比较友好的，他都吸收到他的团里。对于这样的一些团体，如果你不区别对待，也不会产生，更不会和我们交往。至于其他的团体，接触就更多了。

之所以讲这些，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当时工作的班子是由总理和廖承志直接抓的，所以工作起来方针也很明确，心里有数，工作进展得也比较快。

日蒋条约 必须废除

卓：当时中国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吴：当时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日本什么样的问题要有相应的人物来解决，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中方这方面好办，国家领导人和负责工作的人都定下来了，比如说关于发展日中贸易到一定程度时要研究使用日本输出银行的贷款，然后日本厂商才能向中国出口设备，对此日本一开始就不愿意干。另外，两个国家虽然没有建立正式关系，但为了发展贸易应当相互在对方国家设一个办事处，这个也是拖了很长时间，从1955年一直拖到1964年才开始实现。松村谦三为解决这样重要的问题特地给廖承志同志打来电话，说可否派一个兰花代表团来日本，当时廖承志就思考，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要派一个兰花代表团呢？他想到《易经》上有一句话：“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大概这位老先生有什么想法，因此就派孙平化同志担任兰花代表团的副团长前往日本，因为这个代表团是要解决政治问题的。代表团到那儿以后，证明廖承志的判断对了，他们果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办法实现向中国出口设备，同时要实现互建代表处的问题。双方谈了之后，1964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到中日建交以前，自民党一开始对中日建交有很多想法，包括福田赳夫的“鸭子划水”的观点，也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底下却有动静。我们对日建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蒋条约必须废除——很明确，即日本不和台北断交的话，建交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下决断的人，而田中角荣在这时出现了。如果没有田中的决断，问题仍有困难。所以搞日中关系，我们就要找到能够在日本有影响起作用的人，即使现在也如此。现在中日之间有个台湾问题，新防卫合作方针包括了台湾，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中日关系是前进不了的。什么样的人能解决？现在就是向日本提出这个问题。

由于我们对日方针明确了，中国政府在工作上非常主动，而日本却受美国的控制非常被动。我举一些例子，1950年周恩来以外长的名义发表声明，日蒋条约是无效的、非法的。同时提出了我们对日的政策。1952年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1953年返送日侨。1954年总理在政协会议上正式向日本提出要日本为中日关系正常化采取行动，同时派了第一个代表团出去，就是红十字会代表。1955年发展民间贸易，但是要求要官方接触，官方挂钩。这些事本应该是在建交之后，恢复了正常关系并结束战争状态后才能进行，可是我们不拘泥于国际惯例，先做了，这是非常主动的。日本民间方面当然也积极，日本政府却很被动。

我们一直在观察日本政局的变化，一有机会就抓住时机进行工作。同时，用中美会谈来调动日本的积极性，所以日方对中美双方的会谈非常注意，日本外务省的文件对双方会谈的情况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公开报道的，它也记下来。比如说如果尼克松不先来的话，中日建交的进程不会那么快。当然日本后来在中日关系正常化方面也走在美国的前边，这也是应当承认的。

周总理亲改新闻稿

卓：那么，你们是如何捕捉良机的呢？

吴：我们是如何捕捉战机的呢？在佐藤下台和田中要上台的时候，我们派了好几个代表团到日本去。我们派了乒乓球代表团，第一次由王晓云率领，日本报刊称其为“王旋风”。接着是松村谦三逝世，第二次就由王国权去，率团参加松村的葬礼，又刮起第二次“王旋风”。然后是孙平化领着上海芭蕾舞团到日本，这是关键时刻。孙平化是带着总理的意见，也就是正式邀请田中到中国来访问，非常明确，抓住了战机。我自己参加的事情就是关于田中上台消息的报道。1972年7月7日田中上台，第二天就组阁。我写这则组阁的消息不到一百字，因为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我对领导的精神也不太了解，只是按照一般的格式来写，只写了田中角荣当选首相以及其他内阁成员，写好了送给总理，很快被退回来，总理批评说编辑没有掌握形势的变化，得重新写。后来我又体会了一下精神，第二次写，大量引用田中和大平外相关于中日关系的积极言论，成稿后送到总理那儿去，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说还要加，加上在野党支持田中的话。加完之后，经总理审定，直到夜里两三点钟又一个电话打到总理那里添上一些内容，才算定稿。第二天这条消息就在《人民日报》见报了。当天晚上总理在为欢迎也门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致辞中就讲了日本问题，意思是敌视中国的佐藤已经下台了，现在田中内阁主张和中国建交而且认为时机成熟，这是值得欢迎的。听了总理的话后，我这下子就开窍了，总理抓的不是稿子，而是战机，抓得非常好。通过这篇新闻，中国实际上是和田中对话了，通过两个“王旋风”、一个芭蕾舞团和一篇政治性很强的稿子，这样就促成了田中的访华，其实日中双方1964年就交换了记者。

田中访华 艰苦谈判

卓：你们是怎么看出日本有可能和中国建交的？

吴：一方面是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贸易来考虑，另外美国已走到了日本的前面和中国改善关系了，也就是和中国直接接触了。美国的现任总统来了，这点对日本震动太大了。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已开始调整对苏战略，它要借助中国，那时中苏也有矛盾。过去的日本和苏联本来就有矛盾，苏联占据北方四岛并随时威胁着日本。所以我们分析日本和中国建交有国际战略的考虑，日本要依靠美国，借助中国来抗拒苏联。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来到北京，随行的有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还有外务省的官员。中方除了周总理之外，还有叶帅和郭沫若，他们在机场迎接，之后到钓鱼台国宾馆，田中角荣对周总理说日本也在修建一个国宾馆，希望竣工之后您访问日本时能够住在那里。周总理说：“不胜荣幸。”田中角荣与周总理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对宾馆招待也十分满意，因为他患有甲亢，经常出汗，他对随处可见的擦汗用的毛巾十分满意。这是我们的接待班子从日本报刊刊登的首相生活习惯中得知的。当天下午中日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此次会谈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田中角荣非常直爽，希望于29日发表声明，恢复邦交。

田中表示，这其中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我们与台湾的关系要结束，但不希望由此引起自由民主党和国会的混乱。由此可见，自由民主党内并不是全部同意同台湾断交，还有一部分人持反对态度。第二，不可因为台湾的地位发生变化，就在东南亚引起混乱，让苏联有可乘之机，这两点很重要。接着大平正芳说，我们此次一定要成功地完成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任务。他也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日方充分理解中方关于建交三原则的问题，中国说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日本方面对此没有疑义，也不要求贵方改变说法，但从日本方面来讲，这一条约已经经过国会批准，日本作为条约当事国是负有责任的，如果我们完全同意中方的见解，那就等于承认日本政府在过去二十年里欺骗了国会，欺骗了民众，这样日本政府就要受到批评。日本的态度是实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日蒋条约即告结束，希望中方理解。第二，关于和第三国关系的问题，即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它对日本是很重要的，因此日本的立场是在维持该条约的情况下与中国恢复邦交，日方带来的草案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立场，希望和中方协商以后发表联合声明。

在听完日方意见之后，周总理讲了七个问题：首先，恢复邦交是第一位的原则，据此原则，其他问题可以进行进一步协商；第二，田中首相多次提到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建交三原则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会照顾日本政府所面临的某些局部困难；第三，田中首相已明确表示，中日外交关系一经恢复，日蒋条约即自然失效，日台外交关系即告中断，对此我钦佩你们的果断；第四，同意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一些历史上的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因此同意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而不采取条约的形式，以后还可以缔结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友好条约；第五，声明中要指出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对第三国关系，即日美安保条约，我们虽然有意见，但可以不触及；第六，要在声明中宣告结束战争状态，日方用确认战争状态结束这种措辞我们不完全同意，因为这样意味着从缔结《旧金山和约》以后中日间的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因此我们要求双方的外长开动脑筋写出双方都能同意的话；第七，声明中要明确写上你们理解恢复中日邦交的三原则。

这个谈判是比较直爽的，会谈之后二阶堂进会见记者时说，会谈中出现了惊人的直率，会谈必定是会成功的。回到宾馆之后，田中就写了一首诗说周总理：“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当晚周总理举行国宴欢迎田中一行，田中在致辞中说道：“在过去几十年间，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此话一出，现场很多人就有意见。这是第一天的情况。

26日上午举行外长会谈时，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讲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在谈到赔偿问题时，他提出中方在声明里不提赔偿的问题，中国表示强烈反对。姬鹏飞就会谈中出现的赔偿问题、台湾问题以及战争结束的表述问题向总理做了汇报，下午在钓鱼台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中，总理对高岛益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总理说，我们认为高岛先生今天上午的发言不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先生的本意。然后总理对田中说，你们的条约局长说蒋介石已经在日蒋条约中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所以主张在这次联合声明中也不再提有关赔偿的问题，这一说法很令人惊奇。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已经不能代表全中国，他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大陆，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角度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而负担沉重。你们的条约局长不但不领我们的情，反而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偿。这种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决不接受。

总理接着就谈到了“添麻烦”的问题。他说，“添麻烦”这句话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如果你不小心把一位女士的裙子弄湿了，可以说“添麻烦”作为轻微的道歉，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绝非如此简单。田中紧接着讲，日文中“添麻烦”包含诚心诚意谢罪的意思，而且包含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这个表达如果从汉语讲不合适的话，可以按中国的习惯来说。后来就改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八年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大伤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关于赔偿问题，田中说，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谦让的精神来处理问题，日本应当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并再次表示深切的感谢。这就是第二次会谈的主要内容。

27日上午日本代表团参观游览长城。在此途中，姬鹏飞和大平正芳就一些问题的具体表达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第三次会谈时，有关结束战争的写法与台湾问题，双方都已基本上达成一致。因此当天晚上，毛主席会见了田中角荣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和他们谈论的内容非常广泛。当然最出名的就是毛主席在见到大平时所说的第一句话：“吵架吵完了吗？”后来，毛主席又指着大平问姬鹏飞说：“你把他打败了？”大平说：“不，我们是平等的。”毛主席谈话很风趣。

联合声明 六点协议

卓：当时联合声明达成了什么协议？

吴：中日联合声明达成了六点一致，第一是前言中明确写上日本方面充分理解中方提出的恢复邦交三原则；第二是不再是“添麻烦”，而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句话据说是大平一字一顿地讲出来的；第三是战争结束和日中邦交正常化；第四是台湾问题，我方决定以和荷兰建交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即“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的态度，“日本政府对此表示理解”。但只有理解是不行的，还有“日本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必须遵循《开罗宣言》规定，将台湾归还给中国”。这样就排除了台湾归属未定的问题；第五是日中友好并不针对第三国；第六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包含在联合声明中。

这样在第四次会谈的时候（28日下午），实质性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次会谈主要是确认联合声明内容，并决定29日上午签字。签字仪式之后，大平要举行记者招待会来强调日蒋条约废除的问题。总理在这次会谈中说，你们这次来是守信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我们重建邦交，首先是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跟外国交往最关键的一条原则。然后总理写了“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大字送给田中。田中也书写了圣德太子的一句“信为万事之本”。他们体现了东方政治家的风度。

29日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直接赶往民族文化宫记者招待会现场。他首先介绍了联合声明的内容，然后他说“我代表日本政府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即日蒋条约）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台湾和日本的外交关系将不再维持。”然后他又补充了《开罗宣言》对台湾的规定，意即台湾已经归还给中国。周总理对大平的评价很高，他曾对廖承志说，大平“诚实无欺，不善言辞，是个内秀而博学的人，他诚心诚意辅佐田中，有大平才有田中，有大平才有中日复交”。而大平说他和田中的关系是“同心异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