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文化的多样性

日本文化的多样性从其与外国文化的互动中可见一斑。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出现双重结构：一方面是如实地引进与保存；另一方面是将中国原型加以摹仿及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保存与创新往往同时进行。以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为例，德川时代（1603—1868）既有冈岛冠山（1674—1728）的日译本《通俗忠义水浒传》（1728）及曲亭马琴（1767—1848）、高井兰山（1762—1838）合译的《新编水浒画传》（1805），但亦出现二十多种摹仿或改编自《水浒传》的日文通俗小说——“水浒物”。有意思的是译者曲亭马琴本身亦是数种这些所谓“水浒物”的作者。德川日人改编及创作的“水浒物”有不同形式，包括将背景改为日本的《本朝水浒传》（1773）及《日本水浒传》（1777），将主角变为日本女性的《女水浒传》（1783）及《倾城水浒传》（1825），甚至借题发挥的《天明水浒传》（1793）、《忠臣水浒传》（1801）及流于恶搞、荒唐的《伊吕波醉故传》（1794）。可见日本“水浒物”虽受中国《水浒传》的启发，但不论在内容、价值观，还是在精神上都大异其趣。它们反映的是江户时代的人情风貌，而非《水浒传》的创作年代及地方。这类对中国小说的“二次创作”在近世日本十分流行，反映出日本作家以中国文化为创作灵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