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包含“目标——路径——保证”的顶层设计。这一顶层设计，在认识论上，坚持了系统思维，四个系统群的整合形成了强大的整体涌现性。在方法论上，以问题为导向，直指要害，抓住改革发展中问题的根本。以系统科学为指导，对如何使四个系统群发挥整体涌现性功能最大、最优化等问题进行研究，是理论与现实的迫切需要。

【关键词】系统涌现性“四个全面” 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目标——路径——保证”相互贯通、环环相扣、紧密衔接的顶层设计。这一战略布局体现在认识论上，就是坚持系统思维，强调从整体上全面地认识和解决问题，才能实现整体涌现性，而不能以偏概全片面理解。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直指要害，抓住改革发展中问题的根本。问题指向性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功能性特征。从系统科学的视角来看，每一个“全面”，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巨系统，只有把这四个巨系统群整合成治国理政的超级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才能发挥巨大的整体涌现性。把社会看作特殊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迄今尚未建立起来，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思想为建构这一宏大理论模型奠定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我们应以系统科学为指导，研究“四个全面”中各个“全面”之间、每一个“全面”内部的各个要素彼此“相互作用”的“关系”模式如何发挥整体涌现性功能最大、最优化等问题，就成为本文研究的主要旨趣。

一、系统的整体涌现性与系统的功能结构

现代系统科学认为，若干事物按照某种方式相互联系而形成系统，就会产生它的组分及组分总和所没有的新性质，即系统质或整体质。这种非加和的新性质只能在系统整体中表现出来，一旦把整体还原为它的组成部分便不复存在。这种部分及其总和没有而系统整体具有的性质，系统科学称之为整体涌现性（emergent properties）。

凡系统都有整体涌现性，不同的系统具有不同的整体涌现性。笔者倾向认为，系统的功能主要集中表现为系统的整体涌现性。系统的秩序性也是整合运作所产生的整体涌现性。差异协调与整合是系统论的基本原理。系统的形成、维系、运行、演化都离不开信息活动，整体涌现性的产生或消失就是信息的创生、变换或消失。

系统为什么有整体涌现性呢？这缘于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各个要素之间建构的若干“关系”模式，即系统在整合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同时优化结构与环境，产生新质、新功能的过程。凡系统都有自己的功能，一般来说，系统都有多种功能。从系统本身来看，功能由元素、结构和环境共同决定；功能有硬功能与软功能之分，软硬兼备者，方为优异系统。同时，功能发挥过程对结构有反作用，促使结构改变，使得系统整体涌现性不断被优化、效用最大化。

治理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尤其是在各地域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极为不均衡的情况下，需要非凡的政治智慧与勇气。中国共产党应对国家的政治发展与社会治理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讲，其实就是如何系统地来认识、治理这个复杂的超级巨系统的过程。简言之，“治国理政”这个复杂系统工程一般是由“目标”“路径”“保证”等复杂的系统群所构成的系统，它涉及为数众多的各种利益相关群体，这些群体组合成各种彼此“相互作用”的“关系”模式，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二、运用系统思维把握“四个全面”中的“相互作用”及“关系”模式

社会系统是一个特殊的开放复杂巨系统，它是由若干开放的分系统群整合而成。钱学森曾说“巨系统内部是有层次的，一个层次一种运动形式，高一层次就有高一级的运动形式，因而各层次性能也不同”。同时，这个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内部的不同个人之间、不同分系统之间、不同层次之间及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意识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都是非线性的动态过程。这都给社会治理者带来了艰巨的困难性和很大的复杂性。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涌现过程最大化。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建党一百年之时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从时间上来看，从现在起，到实现战略目标仅仅只有6年，在6年之内要实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质的飞跃，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其难度相当大。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尤其是让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倍增，实现衣食无忧，这在人类经济史上都是了不起的成就。这充分显示了党和政府为了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坚强决心，也体现了党中央强烈的担当意识，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

这一战略目标的核心思想就是“全面性”与“完成性”，即小康社会的各项指标任务全面完成，对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群体全覆盖。那么，从系统科学的视角来看，如何实现这一“全面”的整体涌现过程呢？我们知道，“社会系统赖以建立并维系的能量就是组织目标，组织目标一经确立并分解，众多原来处于无序状态的个人，立即组织成一个有序系统”。从以上分析可知，社会组织目标没有确立之前，这个社会组织中的群体与个体是无规则的“乌合之众”，这时，任何个体之间的“关系”都是潜在的或无序的，即具有不确定性。一旦组织目标确定后，社会组织中的各个群体与个体就会按照一定的组织规范进行分工去实现这个目标，因此，人们的行为就按照分工来确定。现代社会是以市场经济运行为依托之下流动的、竞争的规则秩序社会，当社会的分工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导致各类群体阶层、个体利益分化与社会矛盾加剧的时候，这就需要社会通过改革与法治的手段进行顶层设计，使社会保持秩序、效率、创新活力迸发的良性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涌现过程最大化。要使其能达到整体涌现的最大化，其根本的任务就是扫除发展道路上的各种体制机制弊端与贫富分化拉大而形成利益固化的藩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我国先后在农村与城市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人们致富的强烈动机，尤其是党的十四大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为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由于我国是后发赶超型发展中国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各项体制机制严重滞后。面对这些问题，只有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没有别的出路。市场经济的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贫富不均，因此，需要党和政府与民间形成合力，对它加以规约。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资本的寻租和权力的寻租相互伴生，盘根错节，成为双头怪兽，这正是当前中央大力反腐所面临两面作战的严峻形势。既要打权力的大老虎，更要打资本的大老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者，必须要做出中国道路发展的选择，“或者以资本为主导，建立基于金权政治的资本主义道路；或者以劳动为主导，建立基于政党政治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全球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国家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都有可能走向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政治衰败的最大根由可能是特殊利益集团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篱。曼瑟·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认为，在民主选举体制里边必然会出现特殊的利益集团，即形成分利集团（distributive coali-tion）。奥尔森认为在目前的选举民主体制下，对陷入分利集团的民主困境是无解的。破解奥尔森提出的“分利集团”导致的政治衰败，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反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毋庸置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必须以强有力的制度建设，建立一个公平开放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第三，“全面依法治国”的整体涌现过程最大化。要使其能达到整体涌现的最大化，其根本的任务就是实现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从权利限制走向权利开放的过程。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平等基础之上的经济交换往来，它依赖于法治的有效运行。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需要秩序与效率这两个基本的公共物品。只有法治能有效提供一个社会良性发展所需要的秩序与效率，只有法治权威才能成为社会的参与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者与利益仲裁者。必须高扬制度理性，以完善制度、体制及工作机制建设，强化法制约束，解决“党管”与“民选”“民监”的有机结合。以法治来规制干部手中的“权”。要通过民主与法治的手段把高度集权的党政领导模式进行科学的分权、限权。完善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方式，重构权力结构、完善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重建权力进笼的制度路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所以，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要用法治、制度来规制各级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必须给权力主体戴上“紧箍咒”。

第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涌现过程最大化。“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总根基，要使其能达到整体涌现的最大化，其根本的任务就是从理论上廓清政权与资本亲密合作的性质与“打铁自身硬”的问题。

首先，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区间。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这句话是马克思用来区分各种经济时代的方法——各种经济时代以谁占有生产资料或劳动资料来区分的，不同占有生产资料或劳动资料的生产，就有该种经济时代的特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一历史区间的根本特点是以人的物化，从而达到占有剩余劳动的目的。商品经济背后所反映的深层次的实质问题是“资本”与“劳动”之间激烈的博弈。因此，我们必须阐释共产党与资本的亲密合作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里能否找到依据？毕竟，资本与执政党之间的权力架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关系，必须从理论上廓清是非，正本清源。

其次，切实解决执政党自身硬的问题迫在眉睫。在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及价值观走向多元化的新形势下，党面临的“四个考验”“四个危险”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所以，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新的伟大工程，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解决“四风”问题、应对“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等，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要慎重用好手中的权力，用制度来管控权力。同时，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让每一个党员干部在修身、用权、律己方面真真切切做到“严”与“实”二字所赋予的内涵。

三、结语

社会巨系统的能量涌现过程表现为两种模式：“单一系统的能量涌现”与“所有系统的能量涌现过程”。而所有系统的能量涌现过程之谜“应当是社会进化的能量涌现过程”。分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体现的治国理政思想，就是要使“治国理政”这个超级巨系统的能量涌现性如何以社会进化与发展的方式来达到最大化。这里的关键还是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总之，这对执政党本身来说，是一个结构性挑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问题。

（付文科，杭州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