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潮》与“五四运动”

《新青年》领导之文学革命运动，继之而起的则是《新潮》。《新青年》的主干人物多半是北大的教授，而《新潮》中的主干人物则多半是北大的学生，由少数教授的运动变为多数学生的运动，这运动乃不止于北大一校，而普及到整个教育界中去了。

新潮成立于民七十一月，《新潮》杂志创刊于民八一月，主干人物为罗家伦、傅斯年、俞平伯、顾颉刚等。

民七十一月间可记的事情很多，教育部在这月里正式颁布了注音字母；北京大学在这月里发刊了《北京大学月刊》，而与《新青年》为遥应的《每周评论》也便在这月里整装待发，所以一部分大学生乃组织了新潮社亦是时势所必有的事。当时的运动原不限于文学，而为对整个文化的革命；这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次试金石，于是转眼也来到了，那便是“五四运动”。

原来一八九九年，德国借口教案，强迫清政府割借胶州湾，及欧战起后，日本乘德国不暇东顾之际，以兵力驱逐德兵，占胶州湾为己有。及欧战告终，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召集和议大会，中国政府亦派陆徵祥、王正廷、顾维钧等出席，当时我国代表即要求日本将胶州湾退还中国；而日本借口民四袁世凯订立之“二十一条”，及民七曹汝霖、章宗祥与日本私订之高徐顺济路借款合同为理由，不允交还。当民国四年适曹汝霖任外交次长，陆宗舆任驻日公使，故与订“二十一条”有直接关系。民国七年，曹汝霖复任交通及财政总长，章宗祥为驻日公使，故又与高徐顺济路借款有关。民八四月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虽力争收回胶州湾，列强以中国曾与日本订有“二十一条”及高徐顺济等条约，均未能援助中国。中国外交之失败，曹、陆、章等皆有关系。故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之消息传来后，国内学子对于签订卖国条约之安福系政客愤恨万分，北京学生于五月四日下午三时齐集于天安门约三千人，开会之后，遂游行示威，行至东交民巷，外国使馆以无中国政府照会，不予通过，学生大队遂行至东城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曹已潜逃，学生遂将曹宅什物捣毁粉碎，适遇章宗祥在曹宅附近一小店中与一日人谈话，遂被学生包围痛殴。警察闻讯赶至，捕去江绍原（北大）、向大先（高师）等三十余人，事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徇徇各校校长之保释，于五月七日，将所捕学生尽行释放。然民气激昂已达极点，急电巴黎和会之中国代表使拒绝签字，同时唤起了商界罢市，工界罢工的全国运动，各地纷纷来电响应，政府不得已，才罢免了曹汝霖诸人，成为学生运动中首开的记录。

“五四运动”使新文化运动不但由少数教授的手里走到多数学生的手里，且从多数学生的手里走到更多数的全国人民的心里。这时各地学生团体里忽然产生了许多白话小报纸，而许多大报上的白话副刊也都应运而生。有人估计这一年之中至少新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如上海的《星期评论》，如《建设》，如《解放与改造》，如《少年中国》等均有着不朽的成绩，而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等亦均开始了白话的论文译作与新诗小说了。民九以后《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有悠久历史的大杂志便也都改为白话了。而注音字母自八年四月教育布颁部新次序后，九月《国音字典》即已出版，民九教育部又颁布：“自本年秋季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不久乃由部令改国文为国语，自此以后白话运动便成为天经地义了。

假如没有新潮社，新文化的运动仍只是少数教授们辛苦的工作；假如没有“五四运动”，新文学运动也伸不进这个社会里去。这白话运动，这新文学运动，这新文化运动，这些一而二二而一的诸般发展，到此乃因为它日久的酝酿而结了它第一次的花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