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学革命的展开

文学革命的展开大约可分两方面来讲，一是文字方面，二是思想方面。文字方面是反对古文，赞成白话；思想方面是反对迷信他人，主张自由思想。这二者原是连带而来的，因为文字变为白话后他本身先变得自由了，我们平常想一件事常常是用文字来想的，并不是凭空可以想得出来，故在文字未自由前，思路总受一层束缚，及文字的束缚去掉，思路的束缚便也去掉，自由的思想自然便产生了。但如果我们回看白话运动的起因，则白话运动又是因为要求自由思想才起的。在文学革命之前，我们所有的原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亦即是思想上的革命，所以严复首先译了《天演论》这一类关乎思想方面的书，《青年杂志》一开头的文章便是《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都是一种进取的自由的思想的追求，与保守的迷信的观念恰恰相反，所以胡适在他的《文学改良刍议》里首先便提到须言之有物，言之有物中思想即一要素，他说：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敻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他又特意标明说：

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一）情感……（二）思想……

文以载道是古圣贤人之道，是不可怀疑不可违悖的道，是保守的迷信的，言之有物中的情感固不必说，其思想亦必是有“见地”、有“识力”的思想，是由自己能力得到的，而非人云亦云的迷信，是一种探讨的精神，所以是进取的；是凭着自己的见地与识力，所以是自由的思想。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里也提到：

一曰文犹师古……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迄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白话运动，或说文学革命故不止为文字及文学之改革，而为全文化之改革，当时详细情形，约可从三方面说之。

Ⅰ　新旧之争

在《新青年》的四卷三期上同时刊出了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和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遂开了新文学以来的争论之始，新文学的争论胡适在美国时和几个朋友间已曾有过，但那不过只是几个朋友间的闲谈而已，并非正式的辩战。这次正式的开火乃在民七三月十五，而所谓王敬轩者实在是冒名顶替并无此人，信则有之，乃是生于《新青年》社的同人钱玄同的手笔。

当文学革命的大旗打出去后，当然各界人士不免议论纷纷，因为“思想”与“文字”两事乃是人人所离不开的，故有关系的固不止是文学之士而已。当时赞成者也有一知半解的，反对的自然更是不着边际，《新青年》这般人要应用擒贼先擒王的办法抓住一个代表人物着实说明一下，却苦于是东一句西一句，使你无从答覆起，于是由钱玄同来这么一个苦肉计，再由刘半农大大的骂了一顿，一来长自己的威风，二来使问题归纳到具体的几点上，三来当时的文坛巨子及拥护旧文化的有力的人物乃是林纾，王敬轩的信就大捧而特捧林纾，于是刘半农文章里便又把林纾大大的挖苦了一顿，于是林纾在这一捧一骂之下，便不能不老将亲自出马了。

王轩敬这一出双簧不但唱得有趣，而且是综合了所有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意见，所以实际上真可算得当时一般文人的代表，之后便是真正代表的文章了。

那篇文章叫做《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登在京沪著名的报纸上，他一开头便说：

名曰古文，盖文艺中之一，似无关于政治，然有时国家之险夷，系彼一言……无涉于伦纪，然有时足以动人忠孝之思。

又说：

道咸以下，即寥寥矣。间有提倡者，才力亦薄，病在脱去八股而就古文，拘局如裹足之妇，一旦授以圆履，终欠自如，然犹知有古文之一道。至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其始但行《白话报》，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已而予匆匆入都，此报遂停。沪上亦间有为白话为诘难者，从未闻尽弃古文行以白话者。今官文书及往来函札，何尝尽用古文，一读古文则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厉消烬灭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其曰废古文用白话者，亦正不知所谓古文也。

于是他慨然于白话运动：“实则此种教法，万无能成之理，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

“拭目俟之”，俟的谁呢？其实就是他老先生自己，在这篇文章之后一月里他即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

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或且有恶乎阘茸之徒，因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热，不中其度，则未有不毙者。方今人心丧蔽，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已，未有不糜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廿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惟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

蔡元培的覆信说得十分明白简要：

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惜，甚感！惟谣诼必非实录，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今据此纷集之谣诼，而加以责备，将使耳食之徒，益信谣诼为实录。岂公爱大学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

对于第一点，当先为两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出版者，有崔怀瑾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然姑进一步而考察之，则惟《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公不云乎？“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亦正决之以时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者耶？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一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曰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操。近年于教科书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为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乙）白话果是否能达古书之义？（丙）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有《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其能解乎？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钟鼎款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欤？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少仲马、迭更司、哈德等之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薄，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之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明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左：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林琴南被这篇话驳得无言可答，于是大怒之下在《新申报》上写了两篇影射小说，一篇是《荆生》，一篇是《妖梦》，藉漫骂以泄愤，已是穷途末日了。在同时北京大学《新青年》中人虽发表了不少有力的文字，但一些守旧分子，如黄侃、刘师培、张煊等却也出了一个《国故》月刊，为复古卫道的运动。

此时政治上是安福系当权，许多旧派的人希望着能藉政治势力压倒白话，于是散布了不少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林蔡之争是三月间事，而五月便遇到“五四运动”，安福系不久也站不住了，这班复古的人乃并这点希望也打消得干净，于是偃旗息鼓，从此反对者的声息遂完全沉寂下去。

Ⅱ　新诗的尝试

白话运动，前面说过，不以远到是民国以前的事，白话文学则是《新青年》文学革命以来方才有的，这白话文学是否可以成功，在散文方面问题尚少，在新诗方面则问题非常之多。第一，白话文虽不曾成为书籍，可是存在每个人的口上，只要我们说出话来，已经便是白话文，所差只是没有用纸笔记载下来而已，故胡适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便说：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样白话文便可以“建设”起来了。但对于白话诗则并没有这么方便，因为我们平常说的话只可以说它是白话，却并不能说它就是白话诗，白话是现成的，白话诗却还得有待于创作。胡适虽以为陶渊明、白居易及许多词家所用的是白话，但那仍只是近于白话，故今日才会死去，至于今日当然不能再作像诗词那样的东西，那么作什么呢？这新诗既不存在于已有的笔墨上，又不存在于今日的唇舌间，我们想象那真是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局面了。第二，一向诗与散文的区别在诗有一定的形式，如词曲虽然是长短句（古乐府中亦多长短句），但也有与散文不同的形式。白话诗的形式是如何呢？是不是可以打破一切旧有的成规呢？这话我们举胡适第一首小诗《朋友》来做参证。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关于第二点可以说并未革命，因为所用的仍是八句五言，而且隔句用韵，都同从前的五言诗一样，所以这时的白话诗是只是做到了用白话这一点。

用白话何以就是诗呢？那就是要真有感触，不过散文也同样要真有感触，所谓“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与“要有话方才说话”，都是指一切文章而说的。然则真有感触，只是好不好的标准，至于是好散文还是好诗，则仍在有形式无形式耳。

但新诗的尝试终于不肯就此为止，于是由人工的音节乃渐渐走到自然的音节里去，这里面经过许多的反复，到民八一月周作人写了一首《小河》，才算为完全自然音节的诗奠定了基础：

小河

一条小河，稳稳的向前流动。

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

生满了红的花，碧绿的叶，黄的实。

一个农夫背了锄来，在小河中间筑起一道堰，

下流干了；上流的水被堰拦着，下来不得：

不得前进，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乱转。

水要保他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

堰下的土，遂渐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这堰——便只是想流动，

想同从前一般，稳稳的向前流动。

一日农夫又来，土堰外筑起一道石堰。

土堰坍了；水冲着坚固的石堰，还只是乱转。

堰外田里的稻，听着水声，皱眉说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怜的小草，

我喜欢水来润泽我，

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经稳稳的流过我面前，

我对他点头，他向我微笑，

我愿他能够放出了石堰，

仍然稳稳的流着，

向我们微笑；

曲曲折折的尽量向前流着，

经过的两面地方，都变成一片锦绣。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认识我了；

他在地底里呻吟，

听去虽然微细，却又如何可怕！

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声音，

——被轻风搀着走上沙滩来时，

快活的声音。

我只怕他这回出来的时候，

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

我所以正在这里忧虑。”

田边的桑树，也摇头说：——

“我生的高，能望见那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给我喝，

使我能生肥绿的叶，紫红的桑葚。——

他从前清澈的颜色，

现在变了青黑；

又是终年挣扎，脸上添出许多痉挛的皱纹。

他只向下钻，早没有工夫对了我的点头微笑，

堰下的潭，深过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边，

夏天晒不枯我的枝条，

冬天冻不坏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将我带倒在沙滩上，

拌着他卷来的水草。

我可怜我的好朋友，

但实在也为我自己着急。”

田里的草和虾蟆，听了两个的话，

也都叹气，各有他们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乱转，

坚固的石堰，还是一毫不摇动。

筑堰的人，不知到那里去了？

这时做诗的还有刘复、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朱自清诸人，对于诗亦各有不同的意见，不过那时新诗普遍的趋势是发展向旧诗中所无的方面去，故大抵都是在形式上求自由，求散文化，在内容上则求说理，求写实，喜用第一身。许多那时的诗人，今日都再不做新诗而因此被今日爱诗的人们所遗忘，但那时的诗却有普遍的一片欣欣向荣之意，则又是今日所缺少的。

Ⅲ　对于旧剧的攻击

新文学中最新的一件东西是小说，而中国从前却一向没有，因为没有，故亦没有可攻击的东西；退而求其次，遂攻击到旧剧上来了。其实那时候尽管攻击旧剧，而并没有真正的新剧出现，有的只是上海的文明戏而已。文明戏与新文学运动没有多大的关系，其后虽然也不再盛行，而无形的倒影响了旧剧，成为今日所谓的海派戏子，而新文学运动则始终不曾影响了旧剧，亦可见当时的攻击乃是另一意义了。旧剧中可攻击的地方当然很多，因为《水浒》《红楼》用的是叙述的白话，而旧剧中的唱词则是不文不白的韵文，同是表现一个故事，不直接写出来，而文绉绉的唱了出来，这自然将惹起当时人们的反感。二来《水浒》写强盗，《红楼》写男女，都是与中国的道统相反的；而旧剧则忠孝节义的训词触目皆是，孔子在当时尚且不免，旧剧自然更不能不更受攻击了。在当时对旧剧首先作激烈的攻击的是钱玄同的文章。他说：

若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为有文学上之价值也。（假使当时编京调戏本者，能全用白话，当不至滥恶若此。）又中国戏剧，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甚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夫戏中扮演，本期确肖实人实事，即观向来“优孟衣冠”一语，可知戏子扮演古人，当如优孟之像孙叔敖，苟其不肖，即与演剧之义不合；顾何以今之戏子绝不注意此点乎！戏剧本为高等文学，而中国之戏，编自市井无知之手，文人学士不屑过问焉，则拙劣恶滥，固宜。

又说：

两三个月以来，北京的戏剧忽然大流行昆曲，听说这位昆曲大家叫做韩世昌。自从他来了，于是有一班人都说：“好了，中国的戏剧进步了，文艺复兴的时期到了。”我说，这真是梦话。中国的旧戏，请问在文学上的价值，能值几个铜子？……吾友某君常说道：“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不可。”我说这话真是不错。——有人不懂，问我“这话怎讲？”我说，一点也不难懂，譬如要建设共和政府，自然该推翻君主政府；要建设平民的通俗文学，自然该推翻贵族的艰深文学。那么，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说不像话的话全数扫除，尽情推翻，真戏怎样能推行呢？如其因为“脸谱”派的戏，其名叫做“戏”，西洋派的戏，其名也叫做“戏”，所以讲求西洋派的戏的人，不可推翻“脸谱”派的戏。那我要请问：假如有人说，“君主政府叫做‘政府’，共和政府也叫做‘政府’，既然其名都叫‘政府’，则组织共和政府的人，便不该推翻君主政府。”这句话通不通？

与钱玄同同时攻击戏剧最烈的是刘半农，他在《答张厚载》文上说：

以个人经验言之，平时进了戏场，每见一大伙穿脏衣服的，盘着辫子的，打花脸的，裸上体的跳虫们，挤在台上打个不止，衬着极喧闹的锣鼓，总觉眼花缭乱，头昏欲晕，虽然各人的见地不同，我看了以为讨厌，决不能武断一切，以为凡看戏者，均以此项打工为讨厌；然戏剧为美术之一，苟诉诸美术之原理而不背（是说他能不背动人美感，足下谓“吾人在台下看去，似乎乱打”，似即不能动人美感之一证），即无“一定的打法”，亦决不能谓之“乱”；否则即使“极规则极整齐”，似亦终不能谓之不“乱”也。

此外还有许多人也参加这项讨论，然大约不出这些意见。当时态度比较温和的是胡适，虽然钱、刘两人在《今之所谓评剧家》一文中又合演了一回双簧，谓主张旧剧者根本不值讨论（此仿佛陈独秀对文学革命之态度），而胡适却约了当时旧剧的评剧家张厚载写了好几篇文章，以便可作公平的讨论，这讨论的结果乃结束在周作人的《论中国旧剧之应废》一文上。

大约当时问题的焦点无非是主张话剧与反对旧剧两件事，其实二者根本不是一件东西；故既未针锋相对，终于发生影响甚少，反对者尽可言之成理，而旧剧依然盛行如故。关于这点陈独秀是比较认得清楚的，故他在《答张豂子》文中特别提出：

演剧与歌曲，本是二事；适之先生所主张之“废唱而归于说白”，及足下所谓“绝对的不可能”，皆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