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不同时空的统一性

一、偶然性

既然规则的有效性总是相对于某一时空，那么，不同时空中的规则之上具有某种统一性吗？

先来看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假设上海和北京的中山公园都收门票，价格不同，但都符合国家规定。这两个地方的门票价格具有统一性吗？答案是，它们当然有统一性，但这是法律的统一性。中国的土地都是国家的，公园收费标准由国家统一规定，这种价格就变成了命令，它属于法律、法规的范畴。当然，如果两个中山公园都是私人经营的，按市场规律自定价格，即使它们的门票价格不同，它们也有某种统一性，也就是回应市场机制的统一性。

再来看一个恰当的例子，机动车靠边行驶规则。把这种规则写入法律，那么，形成统一的靠边行驶规则是由法律决定的吗？不是。选择靠左还是靠右，只是选择倾向性的体现。选择结果是这样得到的，有两种选择：靠左或靠右。当初形成这一规则时，可能有某种历史的偶然性。比如，在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时候，进口了大量的美国汽车。如果当时进口的英国车较多，可能就会形成靠左行驶规则。总之，选择了靠右，但很可能会选择靠左。无论哪种选择，都是偶然的。靠边行驶规则的形成，类似于一种掷骰子的结果。在这一意义上，它们没有统一性。

二、必须性

然而，不同的结果背后，选择的必须性是统一的。如果我们要开车，必须选择一种靠边规则，要么统一靠左，要么统一靠右。在同一时空中，不能一部分人靠右，而另一部分人靠左行驶，否则，驾驶机动车就成了玩命。

所谓必须性，是指在某个场合内，必须得到满足的某些需求或条件。若不满足它们，这一场合就无法开启或趋于瓦解。比如，靠边行驶规则的必须性，是指在机动车驾驶的场合内，必须明确所有人都靠哪一边行驶。这一必须性不能满足，就无所谓逆行，开车出门就变成了撞车游戏。关于规则的必须性，后面另有分析。本节只讨论它的意义。

规则的统一性体现为必须性。规则必定从属于某个场合，而某个场合需要开启或维持，就必须解决它得以开启或维持的统一性。必须性消失之处，就是允许自由行动之处，也就无须规则。

在必须性的层面，无须讨论规则的比较优势。此时，优劣比较不构成修改规则的理由。比如，某个国家要修改靠边行驶规则，无须论证以下命题：（1）靠左行驶比靠右行驶更节省燃油，反之亦然；（2）靠左行驶的效率更高；（3）靠左行驶更公正；（4）靠左行驶更具有美感，等等。即使能证明以上的某个命题，也不能根据比较的结果，去随意改动现有规则，因为驾驶靠边规则必须统一的要求，远远大于燃油经济性、效率、公正、审美等需求。在这一层面，规则的必须性仅仅因为规则必须统一。

当然，毒品分销和零售交易中也有统一行动的必须性，同样会建立起各种规则。如果人们否定毒品买卖的合理性，用法律禁止毒品买卖，这就是封闭场合，也就否定了场合（贩毒活动）中的一切规则。因此，所谓在必须性层面无须讨论比较优势，不是说规则无所谓是非、善恶。而是说，合理性与必须性各自有独立的价值。

遗憾的是，人们对规则的合理性更感兴趣，以至于往往把必须性都换算成合理性问题。下面列举一些常见的例子。

必须性与私法 研究一种交付方式，会列举各国的立法例，这相当于列举不同的靠边行驶规则，当然是有意义的。但还会进行平行的优劣比较，指出交付方式A优越于B。接着，另一篇论文反驳说：不，是B优于A。这些结论就值得怀疑了。

在不同的商贸关系中，比如葡萄酒的国际贸易中，必定有一种属于这类贸易的交付规则。这种规则自这一贸易兴起不久已经确立，大多数时候，它们比一个国家的民法典或商法典早了数十年或数百年。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变化，这些规则要么变化，要么不变化！假设下面四种就是现存的所有的交付规则：【1】卖方出厂交货；【2】卖方上船交货；【3】卖方卸船交货；【4】卖方上门交货；等等。葡萄酒国际贸易通常采用交付规则【2】，也即卖方上船交货，但双方另行约定的除外。而在中国新兴的网络零售业平台上，习惯采用交付规则【4】，即卖方上门交货。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网络零售业平台刚刚兴起时，很多商家不愿采用交付规则【4】，因为它由卖方承担运输成本，也就明显有利于买方。但是，网络直销免去了商家的许多中间费用，使得他们可能为运费买单，再加抢占市场的巨大压力，使得网络零售业默认了交付规则【4】。显然，交付规则是相对于不同的贸易背景。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必须性，超越不同场合去比较交付规则的优劣，就像说向右行驶比向左行驶更好，必须从某一时间开始，让澳洲统一改为向右行驶。显然，在民法典关于交付方式的条文中，也没有理由规定，一切种类的贸易都必须采用交付规则【4】。聪明的立法者都会说，交付方式以双方当事人的协商为准。这就是民法需要合同自由原则的原因之一。

人们或许会说，合同自由原则保护了当事人的独立意志或选择自由。如果再想一想交付规则的例子，可能会换一种看法。很多时候，合同自由原则是一层装饰油彩，被装饰的核心是规则。一个葡萄酒贸易商与买家签订的合同，确认交付规则【2】；一个网络平台零售商与买家签订的合同，确认了交付规则【4】。二者都披上了合同自由原则的外衣，但是，他们的自由是按照各自习惯进行交易的自由。人们服从某个领域内的规则而签订的合同，因合同自由原则而具有了合法性。合同自由原则承认的是规则的此在性，通过它，财产流通或贸易领域内的各种规则获得了法律承认。应该看到，民法规范的行为领域，大多不是“自由的”，它们早已在规则给定的状态下存在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民法典只是剥夺规则在某些领域的权威地位，并在此领域中宣示国家权威。而贸易与合同领域的规则无法剥夺，否则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混乱，于是不得不承认规则的权威。这种承认相当有限，合同法就是对合同自由原则进行限制的一部法律体系，否则不需要那么多条文，只需一句话：以双方当事人自由协商的结果为准。借助古典意志哲学的大旗，民法典虚晃一枪，它们向公众说：看啊！只是在物权领域，我们必须确立国家权威，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就把自由还给了每个人。这是谎言，虽然说谎者并非有意的。自古至今，人的任何财产和身份行为都不曾自由过，将来也不会。任何行为领域，一直由各种规则所给定。法律放任的行为，就是仅仅服从规则的行为。

交付规则在不同的贸易领域都是存在的，但是，不同贸易领域的交付规则之间没有优劣之分。要研究交付规则，就要告诉人们，每一种交付规则对应哪一种贸易领域。也就是说，无法脱离场合单独谈论规则，那样就是脱离了规则的必须性和此在性。也可以说，惟有在规则与场合的对应关系中，规则才可以被谈论。改变规则，必定改变场合，甚至导致封闭场合的后果。因此，如果不理解规则与场合的关系，不如让规则如其所是。如其所是，就是让人们服从他们一直服从的规则。而现在的做法的是，首先去论证一种可能更“好”的法律，再强迫人们放弃一直服从的规则。在没有充分论证这样做的后果之前，可以把这种做法统统看成是要澳洲人在某一天放弃靠左行驶的习惯；或者是要葡萄酒商采用上门交货规则。

当然，不管是否算计好了改动规则的后果或成本，威权者都在用法律改动规则。这就像20世纪中期，的确有些国家颁布法律，要求从某一天起，统一改变靠边行驶规则。可以想象，那天的混乱是灾难性的。当威权者认为，为了推行“好”的法律可以不计成本，他甚至可以用法律把所有规则都改变了。我希望指出的仅仅是，可以用法律去改变规则，但理由不是“那里从来没有规则”。

必须性与历史 毫不否认，任何规则都有它的历史成因。中国的靠右行驶规则，就是民国时期曾经大量进口美国车的结果。但是，证明了靠右行驶规则是如何形成的，不等于证明了靠右必定比靠左更合理。也就是说，规则形成的历史原因无法消解规则的必须性。汽车靠右还是靠左有历史成因，但驾驶汽车必须统一地靠左或靠右，这与历史无关，但人命攸关。显然，规则的必须性是自足的。

承认规则是自足的，是对历史学的价值的最大辩护。它意味着，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些（不是全部）现象的解释，仅仅揭示或重述规则的形成过程，研究任务就已经完成。遗憾的是，一些关于规则的历史研究，不是去解释形成过程，而是致力于解释规则的合理性，并据此勉强地进行历史评论。

以合理性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涉及一种不同的生活观。我们认为，规则存在于生活的底层，而合理性是在规则之上再构造的“人造物”。推翻合理性，并不影响处于生活底层的规则，也并不影响生活继续。以规则的合理性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抹杀了规则的自足性与合理性的复杂联系。这种历史观制造某种恐慌，让人以为若非某种合理性，生活就将坍塌，并且据此以为以往的生活是不合理的，必须迈向合理的生活。实际上，合理性的坍塌只会损害既得利益，只要人类还在，规则就会在，生活也会继续。

以合理性为中心的历史观，是缺乏层次或纵深的历史观，它是一种平面的历史观。在这种平面的历史观下，要么存在的即合理，要么是合理的才存在。以此作为历史评论的依据，历史评论也沦为平面的或绝对的。我们一再强调，人类社会是各种规则构成的场合的总和。谈论历史和社会不能回避场合；谈论场合又不能回避规则。我们也反复讨论过，规则无所谓合理性。个别规则的合理性，首先基于它的必须性；其次体现在规则对行为的评价关系中。必须性，就是一种合理性。但靠右或靠左只是为了满足必须性，通常所谓的规则，就是指的靠左或靠右，它们是自足的，无所谓谁比谁更合理。如果认为合理的才存在，并且把规则等同于合理的，那就否认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切规则，并否认了改变规则的合理性，也就是把当前规则作为不可触碰的永恒的规则。进一步，靠左驾驶规则形成后，靠右行驶就是逆行，事故责任也就应当由逆行者承担。此时，事故责任的判罚是合理的，但那是因为相对于规则而言。如果脱离规则，认为靠左行驶即是一种存在，且存在即合理，那就会得出，历史上所有的靠右行驶都是在邪路上狂奔，而凡是逆行才是进步的。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诚斯谓也！

必须性与价格 经济学家喜欢用需求和供给关系去解释价格曲线，这种理论无法解释各种短期因素造成的价格波动，也无法解释价格长期大幅偏离基本面的现象。但是，这种理论产生以后，“合理价格”或“理性价格”的观念也随之产生。在没有这种理论之前，人们进行商品交易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通过讨价还价得到的双方愿意成交的价格，就是合理价格，也就是双方交易中必须遵守的规则。此时，无所谓某种抽象适用的合理价格。自“合理价格”或“理性价格”的观念产生后，凡是与之不符的价格，便硬生生地说它是“不规律的波动”；凡是与之不符的议价，便说它是“非理性的价格预期”。观察某种商品的价格曲线，它们既可能是不断上下波动的波浪形，也可能是长期横盘而猛然拉高再横盘。对于前一种，不能说波动围绕的中轴，也就它们的平均价格，才是“合理价格”。若如此，不合理的价格就占据了99%以上的时间，很多人一生都没有享受过这种商品的合理价格。对于后一种，也不能说长期横盘的价格就是“合理价格”。因为，如果高价的横盘发生在通胀时期，消费者都在挨饿；如果低价的横盘发生在通缩时期，企业家都在跳楼。

价格就是规则。这一规则自产生商品交易以来就存在，不需要去符合几千年后才发明的理论。只要在均衡博弈的条件下，价格的短期或长期波动，或者不波动，都是规律的，无所谓合理性，也非“违反规律的”。可以说，服从价格，就是服从规则。同时，我们承认，在非均衡博弈的条件下，价格由强者决定，并成为强者掠夺弱者的工具，此时，价格就是不平等关系中的规则（另见8.5.2.1），而通过某种干预实现价格对冲是必要的。这种干预的合理性，与某些法律具有的合理性相当。

无论如何，揭示各种价格的形成机制及形成背景，等于是解释各种规则的形成过程及其所在的场合，这一工作比创造某种合理价格的理论更重要，当然也更复杂。

三、必须性与稳固性

通常来说，规则要么尚未有效发现，要么不能解释其形成过程、所处场合及其影响。未被发现，也就无所谓人为的改变，这使规则具有相当的稳固性。

稳固性还体现在，规则总是与场合内的规则关联和对立，也就是系统地存在。改变规则就是改变场合。不熟悉场合及其影响，就是不熟悉规则及其影响。所以，当人们要改变规则，前提是已经熟悉它所处的场合，并且对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有所了解。否则，表面上是改变一项规则，实际上是改变系统，由此引发的后果，往往超出改变一项规则的预期。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驾驶靠边规则就不必多说了。还可以设想，如何修改中国象棋的规则。假设有一个权威人士规定，中国象棋中的马跳“日”字，必须改为马走直线，那么，本来走直线的车该怎么办？系统性一旦生成，修改其中一项规则，就必须修改所有规则。实际上，要修改了马跳“日”字的规则，中国象棋就得改名，或者就没人玩了。没人玩，就是我们说的场合崩溃或瓦解。修改价格也是，如果某个权威人士突然要求所有商品价格由国家规定，这是可能的，也已发生在历史中，而它带来的巨大灾难有目共睹。改变规则，有的仅仅对某种游戏场合发生改变，有的对社会和经济秩序产生极大影响，有的会冲击政治秩序。一般来说，除非为了巨大的利益，明智的统治者更愿意顺应规则，而非冒失地去改变规则。当然，这不是说规则改变是不可能的，而是说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首先，如果那是无法修改的规则，或者修改将导致场合瓦解，而修改者只想修改规则，并不希望场合瓦解，成熟的研究结论可以提前阻止这种修改，节约社会成本。其次，通过规则研究，才能充分地预测到改变规则的各种后果，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出现的失控局面。最后，不得不改变规则，而此前根本没有研究，那就只能当成一次社会试验了，成功的是经验，失败的是教训。此后，规则还在，生活还要继续。

当我们认识到规则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将在某种意义上改变社会科学的目标或气质。以人类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包括历史、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将把致力于发现规则及其形成过程作为主要目标，而非仅仅致力于创造合理性。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关于行为的领域，也就是关于人类交往的领域，都存在规则与行为的适应关系。如果讨论合理性是必要的，应该解释的首要问题也是，哪些情况下，人为地扰动规则是不合理的。比如，在哪些情况下，规定价格是不合理的；或者，规定只准讲某些词汇是不合理的。用法律去规定蔬菜的当天价格，虽然是荒谬的，却是可能的。但是，用法律或命令去规定股票的每秒价格，只能导致股票市场的瓦解。阻断价格的自然性与流动性，无论是否可能，都不排除特殊情况下具有合理性，但必须在清晰有限性的情况下，才能告诉人们合理性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