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四篇的心学和气论

壹、稷下道家的心学

道论为哲学理论的基石，而稷下道家思想的核心实则是心学。我们只要从《管子》四篇篇目的命名，就可知晓。“心术”意谓心之功能；“内业”意为内心的修养；“白心”意即洁白其心。在内容上，更可见四篇皆以“心”为论述之主题：〈心术上〉经由论述心与其他知觉官能地位之关系以喻君主治人之术；〈内业〉与〈心术下〉以养形、修心、聚气为通篇主旨所在；〈白心〉则突显圣人如何运用道德以修身治国。由此可见，尽管四篇宗旨略有不同，却皆以“心”为重点申论之一致性。

老子虽在道论上具有空前的创发性，但于心学则无所建树。迄战国中期，南北道家均大倡心说，丰富中国古代的内圣之学。《庄子》言心，全书多达120余次，其中可概分为三类：其一为客观的描述，如〈列御寇〉谓：“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在宥〉云：“人心排下而进上”等，乃属客观描绘人心之深邃、复杂及其可动性与可塑性。其二为负面之分析，如所谓“机心”、“成心”、“贼心”等属之。其三则为正面之提升，如所谓“心斋”即是；尤以“游心”之说，不仅为庄子主体精神写照，更为艺术人格之呈现。先秦道家之心学，于庄子可谓达于顶峰。庄子之外，稷下道家则又另辟蹊径。

《管子》四篇之论心，以〈内业〉最具代表性。〈内业〉中“心”字出现约33次，相当于“精”、“气”、“道”等出现次数之总和。这与《老子》恰恰形成鲜明的比照（《老子》中，“心”字出现9次，而“道”字出现约70次）。在老子思想体系中，“心”处于较为被动的位置，如第五十五章“心使气日强”。由于老子更注重客观的“道”，强调对道的客观依从，因此主体的“心”便不具有能动的品格。为了有效地依从道，便强调“常无心”、“浑其心”（第四十九章）。老子体系中这种“心”的内敛性，使得心对道的认识可能性发生了问题。但是“道”的确立，毕竟强化了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并且具有制约侯王君主们的自我扩张和占有欲膨胀的意义。

老子的道论确立了宇宙本体论，其对心的忽略，则由战国道家加以补充。兹以〈内业〉为主，申论如下：

一、心受道——精舍

道充形于人，人得之以安，〈内业〉特别就此提出了道留驻于精舍的说法。所谓“精舍”，指的是静定之心与康健之身的结合，特别是心。

〈内业〉云：“道……卒乎乃在于心。”〈枢言〉篇也说：“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这是说，人对道的接近，就是心对道的接近；人得之于道，就是心得之于道。

心有得道的可能，然则如何能使道驻于心中呢？〈心术上〉接着〈内业〉的“精舍”说，生动地将道驻于心中譬喻为“神将入舍”。它说这个“神”（即精气）好比尊贵的客人，如果馆舍（即心）“扫除不洁，神不留处”。洒扫庭堂，把“精舍”收拾干净，才能迎接“贵人”，常驻其中。

“神将入舍”的譬喻，在于说明得道之要，厥在一心。〈内业〉通篇乃借着“修心”、“治心”、“安心”、“抟心”及“定心”等概念的提出，突显“心”在稷下道家对道论进行重要而独特的发展。

神圣之道内化于心。心之受道，这思路为日后宋明“道心”说开其端倪。

二、心的实体和特性

受道之心，稷下道家称之为“精舍”，庄子则称之为“心斋”，并将“心斋”提升而为高度的精神境界。至于心之体或心之形，则庄子似未及着意。

纵观先秦诸子之言“心”，多就心之功能或善恶之分发其议论，对于心性之本身——所谓“心体”，则甚少论及。惟〈内业〉似乎对这类问题有所涉入。

“内业”，按字面的解释是“内心修养之业”，就其哲学意涵探讨，可说“内业”即是“心本”。所谓“心本”，一谓以心为本，一谓为心之本。以心为本是说“能知”之“心”为认识之本，“所知”之“物”依附于“心”，这是就认识论而言；就人生哲学而言，万事以养心为先。〈内业〉论养心，又特重养气，并视气为心之本。

〈内业〉心本论的提出，丰富了先秦道家的心学。下面分层来论述：

（一）心性说

〈内业〉主心性本虚之说，如第二章说“凡心之形，自充自盈，自生自成”，这即是说心性本虚，它有使精气充盈生成的本然可能性；下文说“心乃反济”，也就是指清除了后天情欲的侵扰，心便会重新复归于“虚”。〈内业〉常使用“充”字，而《文子》说“充虚接气”，《庄子》说“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此皆可发明〈内业〉的心性本虚说。

〈内业〉论心，提出了“心之情”及“心以藏心”等饶有意趣的说法。其文曰：

凡心之刑（形），自充自盈，自生自成……

彼心之情，利安以宁。

以心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

彼心之心，意以先言。

“心之形”，依字面是指心的形体或形态。究其实含有心之实体的涵义。〈内业〉认为心之实体是具有自我充盈、自我生成的本然性。

〈内业〉论心，尤引人注意的是它提出“以心藏心”的命题。所谓“彼心之心”、“心之中又有心”之说，是一种具有十分哲学性的提法。前一个“心”字，指的是与感官相对并为之主导的官能之心，而后一个“心”，在哲学思维的审思下，指涉一形而上之超越本心，有如老子所谓的“玄鉴”。本心即为心之实体。至于此心之实体究竟，〈内业〉除了提到它“自充自盈，自生自成”之外，并未进一层的描述。

〈内业〉谈到“心之情”，说：“彼心之情，利安以宁”，这是说心的特性以安宁为利。〈内业〉认为安和是心之本性，虚静即是心之本然；它原本处于和谐安舒、圆满自足的本然状态，即是达于“和”的境界。然而我们的心，却往往由于受到外物的诱惑，在各种情绪欲望的翻腾纠结之际，原本安和之心性便因过度波动而遭受搅乱。因而，如何透过修养工夫，重新回归安和状态的本然之心，所谓“心乃反济”，便成为〈内业〉所关注的一大课题。

（二）心气说

〈内业〉首章“凡物之精”，先说“气”；第二章“凡心之形”，紧接着说“心”，此二章经纪全篇，亦可视为《管子》四篇之纲领，是为稷下道家心气之引首。

老子的“道”是无形无息的，它是宇宙的本体，是天地万物之本原，在冥冥之间作用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内业〉用“气”转译老子的“道”，气则经由“心”的收集，凝聚而为生命的能量。〈内业〉说：“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处〉，心静气理，道乃可止。”这里讨论了“心”、“气”与“道”三者间之关联。

“气”虽为宇宙之元体，可以生成而主导万物，但如果不经过心对气的收聚，那么它将永远处在飘散的状态中；而“心”虽然为认识万物的主体，但它如果不能收聚精气，便不能“德成而智出”，也就因此失去认识宇宙的本然可能性。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修治心才能收聚气，而气的收聚又能反作用于心，使心能生出智慧并认识和把握宇宙万物。

心对气来说，包含着“受—失—求—存—发—反”这样六个过程。“受”谓兼受于天，即“凡心之形，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失”谓由于后天情欲侵扰而失去，即“其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欲利”。“求”谓净洁心舍摄取精气，即“敬除其舍，精将自来”。“存”谓存思收聚，即“精想思之，宁念治之”。“发”谓精气之发散致用，即所谓“敬发其充”。“反”是承“发”而说，谓精气发散致用于外必不断返还以补充之，否则便是所谓“然而不反，此生之忒”。精气能否自觉地反复，是修治身心者是否达到安和境界的重要检验。

（三）心形说

老子强调道的重要性和人对道的体认，其于形体之修养亦兼有涉及，如“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第十章）、“……比于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第五十五章）等。“营魄抱一”即是形神合一。〈内业〉“修心正形”、“正形摄德”的心形双修、形德交养之说，与老子“营魄合一”是同一思想脉络的发展。

老子的形体修炼是“专气致柔”，乃通过专气而达到如婴儿般的“骨弱筋柔”；而〈内业〉的心形双修则更强调“四肢坚固”、“筋伸骨强”、“戴大圜而履大方”。〈内业〉的形德交养也表达为“心全形全”，如“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灾，不遇人祸”，这里的“形全”即是“筋伸骨强”、“四肢坚固”。庄子也有形全心全之说，如〈达生〉：“形全精复。”

〈内业〉不但强调“定心在中，四肢坚固”，而且认为“形不正，德不来”，两者相养相成。躯体的强健不仅是心神修炼的结果，也可促进道德精神的养护和提升；对此自信溢然的神态，或与北人先天的体格优势相关联，而稷下道家尚阳等观念，亦此之类。

稷下道家如此重视强健体魄对于一个人的修心摄德之重要性，这在先秦道家作品中显得十分突出，也是古代典籍中难得一见的。〈内业〉篇以“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这样优美而有力的笔法，描绘着如此的人格气象。“大心而敢，宽气而广，独乐其身，意行似天”。我每次读到这些文句时，顿时觉着精神为之一振，同时总会联想起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的昂然神态：“翌日清晨，查拉图斯特拉从他休息之处跃起，束紧腰带，走出他的洞穴，强健且灿然，好似旭日升起于黑暗的群山之中……”

〈内业〉强调心形双修、形德交养，因此提出“修心正形”、“正形摄德”等精辟的命题。不过，在心形两者的关系上，稷下道家明确阐述了“心”对其他官能具有主导性的作用（〈内业〉：“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可见，如何修心是他们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

（四）心神专一的方法

所谓“心术”、“内业”，简言之，即是使精神得以专一的方法。修心之要，在于虚静、正定，而〈内业〉篇突出地强调培养心意专一的重要性。

〈内业〉和〈心术下〉强调心意的专一，如〈内业〉云：“一意抟心”；〈心术下〉云：“专于意，一于心。”它们写下了这样发人深省的语句：

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内业〉）

一气能变曰精，一事能变曰智。（〈心术下〉）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盛赞道家的各种长处，其中一项便是赞赏“道家使人精神专一”。稷下道家此处所谓“一物”、“一事”，便是意指专一于事、用心于物。凡事能够专一心志，投注精神于一事一物，积厚之功日久，熟能生巧，则出神入化，寓新意于变化之中。达到这种美妙的境地，称之为“神智”。在这方面，庄周也有许多类似的表述。例如《庄子》笔下所创构的庖丁解牛、梓庆为锯、痀偻承蜩等寓言，其技艺之精湛神巧，使“见者惊犹鬼神”。其要也都在于“巧专”，以及创造心灵达到“凝神”之境。

可见南北道家同样地倡导“一物能化”、“一事能变”——静定其心、专一其意，投注于学艺、事业。不过庄子侧重在艺术创作心境的培养，稷下道家则多用心去修身持性及树功建业方面。

心志专一所强调的是一种心境上“正”、“静”、“定”的作用，〈内业〉对于静定与养性之关系，提出了一项以诗乐文化滋润心性的重要主张：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

稷下道家认为：人之心性呈现于本然的理想状态下，应以平和中正为主导，此亦即屡见于《管子》四篇中所谓“和”。道家各派皆重视心性之和，庄子有“心和”之说，并延伸至“天和”（宇宙之和谐）与“人和”（人际之和谐），认为宇宙的和谐与心灵的和谐，实为人际和谐之依据与根源。稷下道家认为人由天地之精气与形气和合而生（“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并禀赋着天地的平正安宁的质性（“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因此，〈内业〉认为人的心性当保持和谐、平正的本然状态（“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凡人之生也，……和则生，不和则不生”），并认为人应当保持心情的欢畅（“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力图消除忧怒情绪的拘着。如此才能“反性”、“定性”——保持谐和的本性。

稷下道家除了要人戒躁、执静、节欲的通则之外，还特别提出透过诗乐的熏陶，以滋润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并以礼乐教化增进人的文化素养。如是，外敬以守礼，内静以养心，并济之以诗乐——这使得稷下道家“反性”、“定性”之说，有了较具体而充实的内涵。

稷下道家十分突显心意专一和静定的作用，认为静定工夫，可以使身心康健，心意专一可对外物起着君临主导作用。以〈内业〉为代表，稷下道家宣称静定可以养成强健开阔、志气昂扬的人格气概，并近乎夸张地宣说心志专一则“能君万物”，可以主使外物而不为物使。

总之，稷下道家认为心志专一和静定，可以使人得到“道”，可以使人复性、定性，还可“照知万物”、“使万物得度”。这些主张又和其所说的养气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