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共的政治哲学重建

当代公共生活的三次转变，引发了公共政治哲学的重建浪潮。这一重建，首先是因为当代公共生活三次转变提出了相互关联在一起的公共政治哲学重大问题：从两次世界大战凸显的现代国家结构问题，到冷战显现出的国家公共性保证难题，再到“68风暴”引发的现代国家中多元主义的问题，可以说一步一步深探18世纪启蒙运动形成的公共政治哲学的内在困局。这些问题是17世纪现代主流政治哲学产生以后，不曾为政治哲学家所聚焦思考过的问题。而现在，不管政治哲学家是维护现代主流的公共政治哲学体系，还是批判、重构现代主流的公共政治哲学，这些问题都成为他们无法回避甚至必须回答的难题。

当代公共政治哲学因此相应地经历了三次转向。从总体上讲，这三次理论转向的针对对象都是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现代主流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公共论述。但分别来看，每一次转向的具体主题又有所不同：诚如前述，第一次转向的直接导因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省。这类反省，引发人们对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维持其公共性必需的深层保障条件的重新思索。这一思索的核心主题是有效限制极权主义对国家这样的政治体公共性的侵害。这构成了以反极权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当代公共政治哲学。其中，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谱系的波普尔、哈耶克、魏特夫，共和主义政治哲学谱系的阿伦特，成为其中的中坚。他们的政治哲学有助于人们建立起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旨在捍卫公民基本自由与人权的公共性的信念。这涉及两个相关的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必须杜绝走向极权主义的政经方案，堵塞国家滑向极权专制的政经通道；另一方面则是重建国家的公共性机制，以保证捍卫公民权利为宗旨的国家权力不至于异化为控制民众的工具。前者构成当代政治哲学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第一次转向的消极防御面；后者构成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主流政治哲学重建的积极改进面。这是未曾遭遇过极权主义灾难的经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不曾处理过的政治哲学主题。这也就从总体上将经典自由主义建构的、似乎天经地义的自由民主政体、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一元封闭的文化结构冲散了——国家并不能保证自身的公共性，因此也不能令人放心地保障公民的法权，更不可能形成势不可当的民主推进态势。现代主流的公共政治哲学第一次必须在宪政民主与极权专制的对应机制中求证前者的合理性与可靠性。像约翰·洛克、亚当·斯密那样从容地申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政治原则和经济法则是不可能了，它从此处在应对不断挑战的理论紧张状态之中。

第二次转向直接与冷战相关。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新社会运动，使西方国家面临此前未曾面对的崭新局势：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蓬勃发展态势，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毫不留情的批判，刺激着人们的政治神经。在启蒙运动时期奠立的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阶级化公共制度不再能够使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社会下层心悦诚服了。人们不仅关心宪政民主制度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关心日显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更关心由于不同族群造就的多元文化局面会不会受到尊重。于是，为市场制度、民主法治和多元文化的现状进行有效的、系统的政治哲学辩护，就成为基于公共政治哲学重构立场的政治哲学家们必须勉力完成的理论任务。因应于宪政民主制度自辩与福利社会兴起、兴盛所必须展开的政治哲学思辨现状，自由主义系统地论证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对资源平等分配进行系统论证，成为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完整论证其政体所具有的公共性的基本进路。这是此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不曾专门处理过的思想主题。从罗尔斯到德沃金，再从哈耶克到诺齐克，致力于系统构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完备理论体系。前者，鲜明地将他们的思想前辈不曾系统论证过的分配正义置于公共政治哲学的首要位置；后者，明确地将宪政民主的认识论建构和国家理念置于公共政治哲学的优先地位。这就将现代主流公共政治哲学此前大致呈现出的非体系化状态转变为体系化建构，将主要是限制国家政治权力的致思主题转变为关注分配正义的政经安排——对自由与平等的同等重要的阐释成为这一阶段自由主义公共政治哲学的思想标志。

第三次转向则与“68风暴”紧密相关。直至今天，“68风暴”还没有得到准确的历史评价。这与其后各种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主张纷纷出台具有密切关系。犹如前述，这场遍及西方国家的社会反叛运动，一方面促成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去中心”与“解构”思潮的流行，将西方国家主流价值世界冲击得溃不成军。另一方面，多元主义的兴起及其普遍认同，显示出此前西方国家中不为人关注的“少数的权利”对“多数的权利”的冲击力度。人们不得不努力论证在西方国家内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数群体与族裔，与主流的价值观和制度理念的差异及认同问题，并“在给予少数民族以更大的权利和承认的方向上迈进”。再一方面，因为“68风暴”和后现代主义搅动起的反叛风潮，导致价值虚无主义的流行。挽救公共价值和神圣价值的社会运动与政治哲学理论因此具有了强劲动力。试图拨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偏失的社群主义、力求重新张扬参与价值和公民美德的共和主义率尔出台，跃跃欲试地伸张取代自由主义的理论意图；而来自宗教团体和保守主义团体的人们则极力申述维护信仰和鼓励参与的观念；像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学者也从呼吁造反走向吁求对话，显示出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的明显演变轨迹。与此同时，全球化的疾速推进，使西方政治哲学家不得不对付民族—国家范围内有效的自由民主是不是具有“普世价值”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多元价值竞争局面，是此前西方国家建构公共政治哲学时不曾面对过的状态。在这样的思想处境中，公共政治哲学既必须处理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多元文化与宪政安排之间的理论和实践冲突，又必须处理全球范围内政治正义与政治秩序供给的问题。从罗尔斯的“万民法”主张到托马斯·博格的全球正义，再到金里卡的多元文化主义，从瓦尔泽的“正义诸领域”到查尔斯·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再到大卫·米勒的“多元文化世界中的人权”，西方主流的公共政治哲学第一次如此紧迫地应对自己主流文化内外发出的政治哲学理论挑战。

经历三次理论转向的西方公共政治哲学，其理论结构的现状可谓“一枝独秀”与“多元竞争”相形而在。“一枝独秀”指的是自由主义的公共政治哲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领先地位；“多元竞争”指的是挑战自由主义公共政治哲学的各种理论不断出台，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论说呈现出激烈的理论竞争场面。这可以从几个侧面进行分别观察：一方面，从自由主义较为稳定地构成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架构的正当化基础来看，自由主义公共政治哲学的自我维护与自我更新是它足以成为主流政治哲学的基本理由。就其理论的自我维护来看，从洛克第一次完整表述自由主义主张，到密尔第一次系统论证自由主义理论，再到罗尔斯给出自由平等的对等性论证，自由主义始终将国家公权的公共性问题置于自己公共政治哲学的首要位置。就其理论的自我更新来看，自由主义自觉地将自己的公共政治哲学与社会变迁紧密地勾连起来，使政治理论不至于与政治实践疏离。这就使其理论不断与社会变化对接起来，使自由主义公共政治哲学保有理论更新的社会养料。而这是近现代其他自有源流的公共政治哲学流派所未曾达到的理论自足性与理论连续性统一的独有状态。这样的立场、论证的系统性以及论证的连续性，保证了它为现代国家提供正当化辩护的优越理论地位。另一方面，从维护宪政民主这个政治同心圆意义上的理论竞争来讲，自由主义公共政治哲学受到来自社群主义公共政治哲学、共和主义公共政治哲学、社会民主主义公共政治哲学的挑战。但不论是社群主义者、共和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理论挑战多么激烈，他们都预先承诺了维护人类基本自由的宪政民主制度这个大前提。因此他们之间展开的争论犹如哈贝马斯所自陈的那样，是“家族内部的争执”。再一方面，从超越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外部批判上来看，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性理论与实践努力从不间断。这一方面体现出公共政治哲学回应时代挑战的党派性取向，但另一方面也给予公共政治哲学理论更新的强大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来重视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他们不仅将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一味推崇作为批判的起点，从而将“市场神话”揭破；而且他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自由民主“虚伪性”进行了全面揭露，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克服了官僚主义弊端的、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进步和人的健全发展的共产主义政治哲学。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类批判，使自由主义不得不因应于社会变迁调整自己的立论进路。当代政治哲学的这些论争，使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罗列其大者，政治哲学就有传统的三大流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取长补短。而当下互争短长的政治哲学流派还有自由至上主义、社群主义、公民资格理论、文化多元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功利主义、无政府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等。它们各自为当代公共论说提供了一家之见，丰富了公共政治哲学的时代内涵。

无疑，重建公共政治哲学是现代政治实践与公共政治哲学的自身转变导致的。从前者分析，百年来人类政治生活的三次转变这一总体趋势，与20世纪末呈现出来的当下政治态势，突兀地显现出政治哲学致力解释政治体以公共理由促成国家认同和国家间边界辨认的理论努力的独特价值。而晚近的重大历史变化结构成的两大政治实践因素，更加强化了百年来公共政治哲学所面临的紧张局势：其一，20世纪末民族—国家内部的剧烈演变，尤其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崩溃之后，苏东的社会重建与西方国家的内部整合、中国的改革与欧盟的崛起，使得国家认同这样严峻的公共政治哲学问题再次摆在人们的面前。当国家的公共性资源短缺的时候，国家就会面临苏联那样的崩溃局面；当国家认同出现罅隙的时候，公共政治空间也就处在危险状态。对此，公共政治哲学必须开启新的理论门径，尝试回答国家认同这个近代以来就制约着人们基本政治神经的公共轴心问题。其二，全球化的疾速推进对于传统公共建构的挑战，已经到了人们不得不正视的地步。而种种正视角度的差异，引发了各种各样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公共论说。反全球化人士认为，全球化不过是资本主义不平等发展的当下状态，全球化加剧了富国与穷国的不平等的危险局面，这个世界因此成为一个富裕和贫困绝对分化的世界，因此毫无国际正义可言；赞同全球化的人士则认为，这一人类社会的演变趋势，恰好构成人类重新认识全球公共问题、重构全球政治秩序的契机，他们为此呼吁一种“世界主义的社会民主”。全球化不仅使以往为人们所忽略的全球公共问题（诸如环境问题、国际治理等）得以彰显，而且给以往大致限制在民族—国家范围的公共政治哲学提出了崭新的理论命题。

从后者剖判，即从当代公共政治哲学自身的理论与方法审查来看，一方面，政治哲学不再将自己的理论论争建立在武断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基础上。在美国著名哲学家普特南看来，事实与价值（value vs. fact）的二分法其实已经崩溃。因为并不存在绝对不相交的事实与价值这回事。随之兴起的是正当化与操作（justification vs. operation）的划分，这种划分已经成为当代公共政治哲学论述问题的基本思路。当代公共问题与对这些问题的政治哲学剖判,并不源于分析基础上的事实，也不源于综合基础上的价值。分析的并不保证是理性的，综合的也并不必然是主观的，价值判断不再被排斥在理性世界之外。在实际操作与正当化之间，原来处于紧张状态的事实与价值关系舒缓为对操作方式的正当化途径选择问题，这就使人们可以从容解释制度运行状态与背后的道德资源聚集的关系问题。这两者的紧密关联构成了当代条件下理解政治生活的基本进路。由此化解了“诸神之争”的张力，使诸正当化（规范）进路可以相互融通，进而使操作方式（制度）得到实质性改进——相互融通，可望解决价值的诸神之争；制度改进，可望减少事实认知差异。这无疑有利于人类基于公共的目的提升政治生活品质。

另一方面，政治哲学不再将价值偏好作为理论建构的首要条件，而将价值的证成（justification）视为首要的理论建构任务。这就意味着，政治哲学理论间的竞争性关系被确认下来。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哲学站在独断论的立场申述自己的价值主张和制度设计，也没有任何一派的政治哲学自信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更没有任何一家政治哲学流派自视终结了真理。一种自觉以明确的或潜在的对话方式阐释的政治哲学理论特征浮现出来。典型的例证，就是新左派理论大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传人哈贝马斯，与自由主义的当代理论标杆人物罗尔斯，在各自阐述自己立场的同时，展开了富有针对性的、广泛且深入的对话，从而为其理论的说服力增加了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