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奥伊寇斯的资本主义：概念—语言学的挑战

这样的辩证方法提出了两大挑战，既是概念—语言学的也是方法论的。第一大挑战是全球环境研究中的概念语言问题。从一开始，概念性语言就是世界—体系分析的核心。学者们经常讨论“世界—体系理论”，好像它就是关于这个世界最主要的理论主张。常被人们忽视的是，通过一种分析模式出现的世界—历史的理论化，一种旨在辨明“在人文科学”（事实上远远超越这一范围）标签下整体性的“知识运动”（Wallerstein，2004a; 2004b，p.62）。沃勒斯坦（Wallerstein）正确地坚持，“我们必须发明新的语言”，来超越社会/经济/政治这“三个所谓的独特领域”的错觉（1991，p.14）。这种三位一体的知识结构基于另一种更宏大的现代建筑——将生物物理世界（包括身体内部的）从社会世界中分离。“因此，问题是我们能否在21世纪证明所谓的社会科学是独立的知识领域”（Wallerstein，1995，p.855）。

我们可以立即在重要的环境研究中发现两个概念—语言学上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一种把“生态”、“环境”和“自然”（以及形形色色的同源词）进行互换的倾向。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把自然说成“可能是语言中最复杂的一个词”并不是没有道理的（1985，p.219）。（人们可能加上，在任何语言中）

毋庸置疑，“在社会科学、生物/物理科学方面，我们需要一种比目前所拥有的更加统一的语言”（Harvey，1993，p.38）。笔者很惊讶，过去20年环境研究在这个方向上进展甚微。但是，如果说新术语是需要的，那么忽视旧术语也将是不切实际的。目前，笔者保留了自然/社会、“社会—生态”这样的语言，但笔者从一开始就强调，这些术语代表了一种潜在关系的结果——遵循泰奥弗拉斯托斯（Hughes，1994，p.4）的用法，笔者称之为奥伊寇斯。这意味着产生各种各样的环境和生物的关系是不可简化的多元的抽象。把自然/社会的二元论作为出发点混淆了一个过程的起源与结果。人类与生物物理自然在各个层面交织在一起的多种方式——从身体到世界市场——被掩盖到这样的程度：我们把自然与社会当作纯化的本质，而非人与人之以外自然相互交织的一团。

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与其他历史体系的兴起与发展都是通过奥伊寇斯。世界—生态意味着自然—社会关系持续不断的调整，其中人类经验的任何方面都不例外。远非东拉西扯的重组，世界—生态视角力求阐明环境研究中经常看不见的那些方面。在“经济”独立于（或相对独立于）“环境”的思想结构中，将金融化、工业化、帝国主义（包括旧的和新的）与商业化以及其他许多方面视为社会—生态方案和过程，难道不是更富有成效吗？

在下文中，“生态”的简略表达指从整体视角来看社会—环境关系。每个辩证运动都是被另一个辩证运动（并通过其）积极地建构。如果社会和环境构成了许多部分，那么生态就意味着通过这些关系而出现的整体（Levins and Lewontin，1985）。因此，较之环境危机，笔者更青睐生态转型这一用语。笔者这样做是因为，一个单一的对象——环境——“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一个物种，不仅仅是人类，无时无刻不在建造和破坏着它所居住的世界”（Lewontin and Levins，1997，p.98）。

全球环境研究中的第二个概念—语言学困难指当今环境危机的“常识”。“危机”这一信号物的使用更多地体现了历史与概念上的精确性，而没有在重要的环境研究中使用得更多。关于危机的争论往往来自一系列环境问题，其重要性不能高估（e.g. Foster，2009）。遗憾的是，一种经验主义反对这样一种理论，这一理论包含了环境史中非传统的场所——比如金融中心、工厂或郊区蔓延，这些都是环境史。这不利于从世界—生态角度重新思考现代最主要的矛盾——强国与弱国之间，资本与直接生产者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