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概念—方法论的视角

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社会体系，甚至是经济体系。这种特性描述有一定道理，但它基于一种深刻的歪曲。以一种非任意的方式，我们不可能区分出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与“环境”之间的界限。这些现实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正如威廉斯（Williams）所说的，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取出或把其中任一方面分离出来”（1980，p.83）。

本章的观点并不是要取消这种差别，而是为了强调差别形成于其中，却往往被忽视的框架。形成“经济/社会”与“环境”差别的笛卡尔的本体论，其启发式的优势正在迅速丧失。这些抽象概念——自然/社会——是漫长的现代思想史的产物，这些概念的前提是寻求“基本单位”，这些基本单位可以从本质上而非关系上进行定义。这样带来的基本问题就是，“所有先前提出的不可分解的‘基本单位’如今都被证明是可分解的”（Levins and Lewontin，1985，p.278）。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历史上以及当前的危机中，把“自然”（不包括人类的自然）和“社会”（不包括自然的人类）象征性地圈占和简化，是物质上划定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具体实例。

正如莱文斯（Levins）和列万廷（Lewontin）所强调的，基本单位的经验的和概念的分解——这里指自然/社会——招致了很多批评。分析性的分解（揭示了形成基本单位的关系）也是重构。这种解构必然会“为研究与实践开拓新领域”（Levins and Lewontin，1985，p.278）。这就带来一个转移，从注重研究基本单位转移到研究形成它们的关系。这就是世界—体系分析的方法论核心（Hopkins，1982; McMichael，1990; Tomich，1990），它强调一种关系型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现代性的“主要过程”展现为“许多结论的整体性”（Marx，1973，p.100）。

传统上长期存在的对社会发展是社会变化的基本单位的批判——认为国家单位之间真正的关系通过多层次的地方—全球的辩证关系运作——现在可以从根本上扩展了。现在，自然/社会的基本单位在世界历史领域里可能会被超越。如果资本主义是人类与人之外自然的一种基体，以永无止境的商品化为前提，那么没有哪个人类经验可以免除社会—生态的分析。然后，现代世界历史可能会被重新想象，远离笛卡尔的基本单位——自然/社会——朝现代性战略关系的社会—生态构成的方向发展。这种建构的辩证关系范围远远超出了挖土掘地（earth-moving）式的初级模式，包括以商品为中心的资源开采、经济作物种植业、能源复合体和污染，等等。自然生产从头至尾都是关于工厂，也是关于森林，是关于证券交易所与证券化、购物中心、贫民窟和郊区蔓延，也是关于土壤耗竭与物种灭绝的。

理论上争论是一回事，运用这一理论重构这些历史上的主要进程为自然—社会关系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也提醒我们，把“绿色”社会理论与“绿色”世界史相连无捷径可走。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有大量的文献：关于环境的社会理论、区域政治生态学、环境史、环境变化的全球政治经济。虽然它们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但是，从世界—历史视角出发，通过把社会—生态工程和过程相连而构成的历史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进展甚微。

如今不引入“环境”就很难了解社会理论，然而，“绿色”社会理论的光谱（还）没有产生一部“资本主义”的绿色史。诚然，有关世界环境史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但是，主要进程仍然主要是社会的——工业化殖民主义，商业化的动力，大的、小的文明化方案（e.g. Ponting，1991; McNeill，2000; Richards，2003; Hughes，2001）。这些过程不是讲述作为环境史的殖民主义，或商业化，或资本主义，而是陷入了笛卡尔的二元论。它们被当作纯粹的社会实体，对自然的其余部分或多或少造成了令人厌恶的影响。以大致相同的方式，世界—体系的视角带来了一批出色的研究成果，阐明资本主义造成了多种形式的环境恶化（Clark and York，2005; Goldfrank et al.， 1999; Hornborg et al.， 2007; Jorgenson and Clark，2009a）。然而，如环境史一样，人们很少关注这些主要进程本身既是人类与人之外自然之间广泛和难以驾驭的关系的生产者，自身也是其产品。

然而，这种“社会”与“环境”变化的移植已经成就斐然，并且笔者正是在环境中解释资本主义兴起的。1999年，笔者负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师从阿瑞基，那时已经确信，环境转型在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起着重要作用（Moore，2000b）。现代早期蔗糖“商品边疆”的环境史不仅表明主要物产重塑了环境（Innis，1956），也表明环境恶化在推动地理扩张成为一个周期性的全球生态修复方面也起了关键作用。笔者对《漫长的20世纪》一书已经非常熟悉（Moore，1997）。然而，直到笔者有机会与阿瑞基接触探讨，才开始真正领会他的概念—方法论所具有的不寻常的活力（Arrighi and Moore，2001）。即使那样，也需要花时间。起初，笔者误解了他如何运用“视角”（angles of vision）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一书中形成的蔚为壮观的叙事（Arrighi and Silver，1999）。阿瑞基、西尔弗及其同事们把帝国冲突、阶级斗争、商业公司竞争与文明的冲突视作独特的、部分重合在一起的光谱，他们揭示出这些因素是相互构成的。阿瑞基和西尔弗关于资本主义的这方面叙述仍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甚至在世界—体系分析中也是如此。笔者自己对这一问题不重视，移植了两个联系不太紧密的知识传统（当时）——世界—体系分析与环境史。借鉴了马克思、福斯特（Foster）和沃勒斯坦的观点，笔者（2000a）认为，“农业—生态转型的体系周期”补充了阿瑞基关于积累的体系循环。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切入点。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笔者渐渐对这一移植过程感到不太满意。

学界已有大量的理论贡献，即使是区域性的实证研究，认为所有的社会方案都是生态方案，反之亦然（e.g. Harvey，1993，1996; Braun and Castree，1998）。但笔者从未弄清楚——笔者猜测左翼生态学派（Left Ecology）也没有弄清楚——相关的本体论（ontology）在理论上如何解释为世界—历史实践。在某些方面，笛卡尔确定社会原因和环境后果的方法掩盖的事实将比它阐明的要多。诚然，资本主义已经对生物及其所居住的环境做了很多坏事，我们可以通过收集和分析证据来证明这些破坏。毫无疑问，这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尤其是那些围绕“生态足迹”的研究。但是，只要这些研究在笛卡尔的框架内进行，那么现代世界形成中的自然的所有积极关系仍旧是未经探索的、未见天日的。资本主义时代令人印象深刻的环境问题资料，在理论上是没有说服力的，结果也就无法在现代的战略关系中定位自然的生产。

我们确实需要对影响做一番分析。困难在于笛卡尔的方案使研究的经验现象变窄。自然/社会的二元论认为自然是完全排除人类的——“生态”压力可能包括北极熊栖息地的消失，但不包括上百万美国人居住地的消失，他们在“次贷危机”中（目前还在不断发展）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正是这种自然观把挖土掘地的几个具体片段混淆为整部环境史。诚然，农业、采矿业和毒化作用（toxification）的确是环境史的核心内容，但住房问题、金融化、国家主权与家庭政策亦然。如果我们采用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当今批判环境研究中最有活力的视角之一，包括农业、全球变暖和资源消耗在内的主题便赫然出现（Foster，2000，2009）。这些重点本身并不存在什么问题。但若止步于此，把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重塑人性（human natures）视作外源性的，那就错失了新陈代谢断裂视角最大的期望（Moore，2011a）——从资本主义的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向作为环境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as environmental history）的转型。

从世界—生态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揭示通常被笛卡尔的二元论忽略的东西。比如，甚至一位有远见的思想家沙列（Salleh）近来提出，“这一[代谢]断裂的标志是森林砍伐、土壤养分流失、空气质量不良、水体污染与水土流失、有毒废物、海洋生物减少，等等”（2010，p.206）。但是，“等等”中并不包括房产抵押、工业生产的全球化，或者“日常生活的金融化”（Martin，2002）。对新陈代谢断裂的世界—生态解读——通过新陈代谢断裂，以城市为中心的资本耗尽了农业空间的剩余生产能力——使人力流动的重新配置成为关键。早期资本主义侵占并快速耗尽非洲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劳动力，这就是新大陆森林滥伐和土壤耗竭的直接动因（Moore，2007; 2010a; 2010e）。漫长的20世纪之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建立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浩劫”之上，在这场浩劫的东亚和南亚爆发点，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流入美洲（Davis，2001; Northrup，1995）。在地球的另一端，我们发现数以千万计的移民向同一个目的地移动，因为欧洲的农民在农业自由贸易和廉价的美洲粮食的冲击下已然全面崩溃（Wolf，1982）。

如今是否已经大不一样了？既是又不是。一波又一波的新自由主义农业—粮食结构调整已经吞食了这个世界的劳动力后备军，但却没有了以往时代的生产活力。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的动力取决于“剩余人类”（surplus humanity）的产生，资本主义文明却没有什么能提供给他们（Davis，2004）。我们的时代是否会有一个更基础性的社会—生态类别？从美国城市的牺牲区域（sacrifice zones）到南半球的大型贫民窟，新自由主义时期人的本质的重构与其重新分配的推动力是一致的，都受到金融化和资本（再）生产活力的蚕食的推动（Moore，2010c; Soederbergh，2010）。笔者把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解读为包含而非排除资本再生产的机制——这种机制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调整，而且连续几个世纪里是质量上的重塑（Arrighi，1994）。这包括最近历史上的金融资本循环，从债务抵押债券到私人股本公司，再到“股东价值”革命，这是资本主义支配人与生物物理自然的重要时刻。

在资本主义部分及整体和带来资本主义的主要进程之间存在着一个建设性的张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找到一种方法能把新陈代谢断裂方法（Foster，2000； 2009）、农业—粮食体制理论（Friedmann，1993; Friedmann and McMichael，1989）、能源与资源体制研究（Bunker and Ciccantell，2005; Podobnik，2006）以及其他更多的东西，与资本主义世界—生态下循环与演进的长时段运动联系起来。笔者认为，这些方法的最大优点很少被注意到。就其核心，它们认为，人类与除人之外的自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周期性和革命性的转变，这对于世界体系中权力、资本与帝国的重组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同时它们是部分整体性的，是整体繁荣与危机的表现。我们是否在处理一系列体制（积累、能源、人口等），这些体制以一种本质上非常松散的方式相互作用，或者说是否有明确“运动定律”影响它们的运动呢？笔者认为，价值规律、主要的劳动生产率是衡量财富的标准，有助于解释这些体制所反映的现实与其他体制概念之间的模式化关系。

这里就涉及一个“叠加”（adding up）问题。一方面，我们通过在部分与整体之间连续不断的“粘贴”行动建构整体性（Moore，2007； 2010b）。这需要一种灵活的方法，超越霍布森对地方特殊性与全球命运（determination）的选择，特别是当前现实情况是两者都构成世界—历史进程——世界—体系与世界级规模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这一点常常被遗忘！）另一方面，各部分“相加”不一定等于整体。出于这个原因，笔者的方法有别于经验主义分析生态体制的方法，它把多重长期趋势拼凑在一起（e.g. Costanza et al.， 2007）。

那么，生态学与生态（如奥伊寇斯）意味着整体的关系。这些都是通过资本积累的部分整体性与自然—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主要进程”）调节的。这就提出了一组不同于笛卡尔模式的问题。与资本主义的环境史不同——在环境史中，景观变化（挖土掘地式的）是关注的中心，现在，重点转向更多地把挖土掘地与更广泛的社会—生态变化相联接。这些广泛的内容包括明显的，如植物和遗传知识的产生，以及不那么明显的，如新金融技术的引进。这抓住了“资本主义和自然”与资本主义在自然中的不同点，据此资本积累与自然生产相互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没有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想象的。“自然”不再是一个被动的物质，人类在它的上面留下足迹。相反，它成为了一系列包容的和积极的关系，通过人类与自然其余部分之间历史的和地理的特定运动形成和重塑。

因此，作为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观点，既是对笛卡尔自然与社会二分法的世界观的反驳，也是替代它的选择。笛卡尔的世界观把自然放进一个盒子、社会放进另外一个盒子。这一替代观点把现代世界史的伟大运动——工业与农业革命、连续不断的“新”帝国主义、社会革命、世界市场——视为社会—生态工程与过程。这些过程的目标都是在其各自的重心领域重建自然—生态关系。在这一大胆重构的关系的核心，我们发现了商品。

如果生物物理和人类的本性是辩证统一中的独特因素，那么什么样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前提对于阐明这些关系是必需的呢？这将成为我们下文讨论的重点。